楚辞的名称和来源

楚辞的名称和来源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

《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

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

“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

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

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

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

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

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

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

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因素，决不是偶然的。

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

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

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

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

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

)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

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

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

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

《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

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

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

《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

所以《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

”“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

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

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

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见襄公十八年《左传》。

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

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

这是很自然的。

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

)。

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

《楚辞》中保存这
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

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

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

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

《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侘傺”、“婵媛”之类，参考古注及其他文献还可以理解。

至于当时音调的读者早已失传。

汉宣帝时，九江(今安徽寿县，楚最后国都)被公能诵读《楚辞》，至隋代，还有释道骞也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汉书?王褒传》及《隋书?经籍志》)。

后来唐人还继承他的读法。

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隋唐间还有。

不过这对《楚辞》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民间文学和地方音乐的关系。

总之，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

就在这个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

离骚简介
【离骚】
《离骚》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

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

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

迄
无定论。

《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

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

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

《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

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
自叙传。

1.创作背景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时，还是流放中。

《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谗害，楚怀王因而疏远了他。

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

”《报任安书》里也说：“屈
原放逐，乃赋《离骚》。

”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

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

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

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

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2.主要内容
《离骚》是一首伟大的抒情长诗，历来以其可与日月争辉的光芒照耀诗坛。

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浪漫的想像，强烈的感情，自成一格的写作手法，思想和艺术上的魅力并重，令无数人为之倾倒。

同时，它也是我们了解屈原伟大思想与生平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课文节选的这部分主要叙述作者因洁身自好、坚持正道而受到周围众人的猜疑和造谣中伤，君主也疏远了他，他一方面表明誓死决不就此退缩，和蝇营狗苟的小人们同流合污，一方面设想自己要隐退，同时更加努力培养自己的美好的德行。

这部分也是作者最集中表白自己的心志，感情表达最直接、强烈的段落。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现了诗人的极度苦闷、难以排解的心情，为下面情绪的抒发定下了基调。

“余虽好修姱以羁兮，……又申之以揽茝”，写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原因竟是自己太注意修身!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屈原同周围群小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可以看到君主不分贤愚忠奸的昏庸。

对此，作者坚定地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竞周容以为度”，写群小对自己的诬陷以及周围风气的败坏。

“众女”“时俗”两词，说明当时社会环境一团糟，人们的行为没有准则、尺度可言，一味投机取巧，钻营逢迎。

面对如此污浊的、看不到希望的环境，作者爆发出痛苦而无奈的浩叹：“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忳”和“郁邑”都是忧愁烦闷的意思，两个词连用，表现了作者忧闷之深。

清代朱骥在《离骚辨》中说：“此句无限神情，在‘独’字、‘也’字内，盖大夫遥想从前一片婆心，满腔热血，不意今日到此地位。

”这一句是整首诗中最长的诗句，作者似乎将胸中郁积已久的愁闷尽情倾吐出来，震动人心。

然而，作者虽然为自己的遭际悲愤万端，却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节操，他声明：“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
接下来，“鸷鸟之不群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进一步指出自己和群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对自己之所以不见容于朝廷的原因有了清醒的认识后，“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虽然抑郁难平，但情绪趋向平稳，并坚定地表白自己的信念——“伏清白以死直”。

“固前圣之所厚”，表现作者以前贤为榜样，同时它也透露了作者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离骚》里也称引了不少诗史或传说材料，可见作者对历史很熟悉，前世的明君贤臣就是引导他追求进步政治理想的活生生的例子。

痛定思痛，作者对此前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

他后悔当初没有认清形势，选准道路，那么现在赶紧抽身退出还来得及吧!当然，由进到退是要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和斗争的。

“延伫”“步”“止息”等语，让我们看到一位犹疑、彷徨、苦苦思索的诗人形象。

“兰皋”“椒丘”的意味，正如唐代吕延济说：“行止依
兰椒，不忘芳香以自洁也。

”终于，诗人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这一句既含有让步，又带着倔强。

只求洁身自好，这是碰壁之后的让步；“复修”“初服”，全然不顾自己获咎之由正是自己太“好修”了，这是不计功利得失的倔强。

以下“制芰荷以为衣兮，……芳菲菲其弥章”从各方面写自己衣饰的高洁。

作者不惮繁复地描述种种衣饰，意在表明他修身之严。

读起来，这几句诗给人无限郑重的感觉。

其中，“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和前面的“复路”是相应的。

最后，作者再次重申自己“独好修以为常”。

“独”字表现出作者认定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并甘愿为之付出的自觉态度，带有一点自豪的味道。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坚信自己，至死不变。

对于这一部分，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①屈原和楚怀王的矛盾。

楚怀王贤愚不分，没有主见，轻易听信周围群小的挑拨。

有关诗句：“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
②屈原和群臣(主要指楚国旧贵族)的矛盾。

群臣妒忌贤才，肆意对屈原造谣中伤；他们投机取巧，毫无原则。

有关诗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竞周容以为度。

”
③屈原和楚王、群臣产生矛盾的根源。

屈原的“美政”理想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这是导致他在现实中碰壁的根本原因。

“举贤授能”就是要任人惟才，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循绳墨而不颇”就是要完善法度，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这极大地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

屈原意识到楚国的危险处境，深知楚国只有改革政治，才能富强起来，才能与强秦抗衡。

他一心为国家的前途考虑，群臣却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这就形成了尖锐的
矛盾。

楚怀王昏庸浅薄，经不起小人挑拨，不能采纳他的主张，疏远了他。

④屈原的品格与精神。

屈原洁身自好，决不与周围群小同流合污，并誓死坚持真理，捍卫理想。

有关诗句：“民生各有所乐兮，……岂余心之可惩。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亦余心之所善兮，……固前圣之所厚。

”
二、问题探究
1.节选的这部分里第一节先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第二节接着却又说“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其未远”，前后是否有矛盾？
第一节写的是诗人因正道直行，不同流合污，因而遭到小人诬陷、倾轧，君主是非不分，疏远了他。

虽然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沉重打击，但他心志弥坚，毫无变通、退缩的念头。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等就是对这种心志的表白。

第二节里写诗人打算全身而退，高洁自守，不再在政治活动中积极进取，谋求变革。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是就在政治活动中的进退来说的，并不意味着诗人就此放弃操守。

因此，前后并不矛盾。

2.这首诗运用了哪些手段来增强韵律感、音乐性？
①押韵。

根据上古音韵系统，《离骚》是隔句用韵的。

如“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茝”里，“替”“茝”是韵脚；“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里，“错”“度”是韵脚。

②在句中普遍使用“兮”字。

“兮”字是语助词，没有实在意义。

在这首诗里，一般是两句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兮”用在上下句中间，增加了停
顿，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

③大量使用对偶句。

可参见“研讨与练习”第三题所举的对偶句。

④多用双声叠韵联绵词及叠音词。

如“羁”“郁邑”“侘傺”“陆离”等是双声词，“岌岌”“菲菲”等是叠音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