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什么

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

作者：刘国祥

【保护视力色】【打印】【字号大中小】2010-06-25 16-0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各类出土文物标本数之不尽，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得以确立，充分揭示出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通过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向广大社会公众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对于提高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具有深远意义。200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公共考古中心，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公共考古事业。

我国地域辽阔，地上和地下文物资源丰富，从而决定开展公共考古的形式和内容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目前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开展的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策划、组织考古文博工作者撰写或编纂普及类读物或图录；二是联合电视台或影视公司拍摄文物考古类专题片；三是策划、组织面向公众的考古论坛或专题讲座，介绍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四是组织公众代表参观考古发掘现场或走进博物馆，主流媒体跟踪报道。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09年9月，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与二里头考古工作队联合组织了以“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为主题的公共考古活动。许宏研究员为公众代表详细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经过及50年来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带领大家实地考察了二里头遗址及出土文物标本，随后组织了以“公众视野中的早期中国”为主题的讨论，使大家深入了解到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及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6月，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与安阳工作站联合组织了以“走进安阳见证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为主题的公共考古活动。唐际根研究员为公众代表和媒体记者现场介绍了正在发掘的一座商代贵族墓地的情况，在随后组织的公共考古论坛上还向大家介绍了殷墟申遗的历程和经验，以及申遗成功后殷墟整体保护面临的新问题。

安阳西高穴曹魏大墓的消息被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着墓主人是不是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曹操，在学术界与社会相关人士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公众迫切希望了解关于这一墓葬的详尽而准确的信息。王巍所长带领本所11位专家到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后，2010年1月，由公共考古中心组织了以“聚焦曹魏高陵”为主题的公共考古论坛，发掘领队介绍了发掘过程和主要收获，相关专家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论证分析，新华网和人民网进行了现场直播，对广大公众进行了正确引导，体现了公共考古的重要社会价值。

中国玉文化有8000余年的历史，是祖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了推动玉文化的研究，扩大玉文化的传播，探索中华民族数千年爱玉和用玉传统的形成及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由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联合相关单位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在绍兴和珠海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玉文化名家论坛”，第三届将于2010年7月在海拉尔举办。论坛汇集了海峡两岸三地研究玉文化的资深专家，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对玉文化知识的需求。

推进中国公共考古事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前景广阔，意义深远。将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向大众普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将有效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0年6月25第7版)

中国考古学的缺失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Lothar von Falkenhausen）很喜欢中国的美食，性情也相当温和，但谈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时，他会很激烈地批评电视台的《鉴宝》类节目，批评一些大学考古系开设的面向文物收藏家的公众考古课程。作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学生，他对维护中国考古学的纯净有着近乎信徒般的热忱，这种情怀值得圈内的人士深思。

黄晓峰陆静

最近中国考古界最热的话题就是曹操墓，似乎考古发现不能与历史名人联系起来，就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否背离了考古学的本质？

罗泰：曹操墓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考古学家的一种压力。他们把很好的考古学材料拿出来，但是只把它当作纯考古学材料是不够的，一定要和某个著名的人物联系起来才行。仅仅发现一个很好的青铜器是不够的，必须是某某名人使用过的，那样才能吸引观众的兴趣。其实考古学的本质并不在于把这些东西和已有的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如果仅仅着重于这样的连接，即使不是从事考古学的人也能做到。考古学应该先把那些物质文化本身弄清楚，在此前提之上，与曹操之类的人物联系起来倒也无妨。但重点并不在于某某遗迹现象是否和人们已经认识的人物有关系，有关系固然不错，没有关系也是无所谓的。

考古学自己有一套可以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排除那些与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的东西，仅将考古的发现放到博物馆中作为考古学展出，依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这样要强调的大概就是它们的艺术价值、在器物史上的功能或者科技方面的重要性等。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依附于历史学，两者是平行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古学特有的一些方法，考古学可以自己写一套历史——非文献的历史。当然也必须有一定的历史方面的底蕴，考古学家在这方面的问题并不大，大家都受过必要的历史训练，所以到了某种程度也会运用到历史文献。相对而言，历史学家现在也越来越喜欢运用非文字材料，但是我发现往往考古学家用历史文献材料的时候，在方法上存在缺陷。文献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研究科学，真的要对此做出贡献的话，必须对文献学有很深的了解。但99%的考古学家其实对这个领域并不了解，而且考古学家有时在运用这些文献的时候显得别扭，还不如不用，把这类的工作交给真正以文献为本的历史学家。反言之，历史学家用考古材料也有类似的问题。

当历史学家根据文献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根据物质材料得到的结论相左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每个时代所得到的文献资料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历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与考古资料的不一致，很多时候是年份上的差异造成的。以用鼎制度为例，这是考古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古代中国研究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但若仔细探究的话，文献和考古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