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间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夫妻间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摘要：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但随着第三者介入婚姻的情况日益增多，夫妻间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不断加剧，而这种权利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与利益的冲突。

解决这种冲突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的途径，在立法未能短时间实现的情况下，司法途径更具重大意义。

法院在协调夫妻间权利冲突时，在考虑了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应以公序良俗为指导原则，认可夫妻一方取证的合法性，但仅限用于诉讼目的，并根据夫妻一方隐私权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确定对其保护范围。

关键字：夫妻隐私权知情权冲突协调婚姻虽为男女双方的结合，但绝非二者的简单结合，自婚姻的缔结至其后的维系，婚姻都免不了与社会其他各种因素碰撞，其中最为敏感的就是婚姻中夫妻间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

现代社会中由于第三者介入婚姻的情况日益增多及复杂化，有些夫妻出于猜忌或报复，千方百计打听对方隐私，偷看对方日记或信件，查询通话记录，跟踪拍录，甚至强迫对方公开其隐私等。

由此导致夫妻间的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不断加剧，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并期待得到解决。

一、隐私、隐私权以及知情权隐私权是相对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其之源可以追溯到1890年发表的一篇法律评论文章，[1]而作为隐私权客体的隐私，却是源远流长。

人类社会关于隐私的意识和观念，是在人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人的时候，从人类的羞耻心而萌发出来的。

[①]从1890年第一次提出隐私权的概念至今，隐私权已经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法律概念，各国都通过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法律保护。

但对于隐私如何界定，目前尚无一个被公众所普遍承认的定义。

在汉语中最完整、最权威的词典——《辞海》中也没有注解，其中只是将“隐私案件”注解为阴私案件，涉及男女私生活、奸情或其他淫秽内容的案件。

而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对隐私的注释则是“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私事。

[2]在现代英语的文义中，隐私也有隐居、（不受干扰的）独处、秘密、私下等多种解释。

[3]在法学界，对隐私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讲，公民隐私是指公民的生活和行为中一切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事情。

[4]如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住所、本人的出身来历等。

从狭义上讲，隐私专指男女性方面的秘密，俗称“阴私”。

现代意义上的隐私，我们一般是从广义上去理解，学界通说认为，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信息，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以及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

[5]即隐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信息资料，如个人档案、个人合法财产等；二是个人的私事（私人活动），如情感秘密等；三是个人领域，如日记、身体、通信等。

隐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权利。

何谓隐私权？在西方各国法律中，隐私权被视为“一种生来具有的自由权”（见《布莱克法律词典》），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隐私权是“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关于人的私生活不受侵犯或不得将人的私生活非法公开的权利要求。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隐私权是指“不受干扰的权利”。

在西方学者中，关于隐私权的说法很多，以美国为例，就有所谓“控制说”、“分离说”、“信息说”、“接触说”、“决定说”、“综合说”等。

[6]在我国，不同的学者对隐私权有不同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被各种文章和著作经常引用的观点有两种：一是张新宝在《隐私权研究》一文中指出的“隐私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住居不受他人侵扰以及保有内心世界、财产状况、社会关系、性生活、过去和现在其他纯属个人的不愿为外界知悉的事务的秘密权利。

”[7] 另一个是王利明先生的观点，他指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8]但笔者比较赞同梁慧星先生的观点，认为隐私权不一定是纯属于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权利，如向红十字会、希望工程捐款而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等实践证明，许多个人事务、信息或领域正是因为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有关系，才成为隐私。

否则，当事人就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去隐瞒自己的姓名。

此外，隐私的内容与公共利益相联系，与隐私本身并不矛盾。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的隐私必然与整个社会相联系，而且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对该个人的物质利益产生损益的作用。

[9]因此，笔者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事务、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得自主支配，排除他人非法侵扰的权利。

它包括如下几种权能：一是隐私隐瞒权，公民对自己的个人隐私拥有隐瞒的权利，使其不为他人所知；二是隐私利用权，公民可以利用个人的隐私，满足自己精神和物质上的需要；三是隐私支配权，公民可以支配自己的隐私，准许或者不准许他人知悉或利用自己的隐私；四是隐私维护权，当公民自身的隐私被泄露或被侵害时，有权寻求司法保护及法律援助。

知情权概念的提出比隐私权晚了近半个世纪。

许多学者认为“知情权”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AP 通讯社记者肯特。

库伯（Kent cooper）在1945年1月的一次演讲。

库伯在演讲中鉴于政府在二战中时事新闻控制而造成民众了解信息的失真和政府间的无端猜疑，而主张用“知情权”这一新型民权取代宪法中的“新闻自由”规定。

知情权一词于是逐渐从新闻界流传到法律界，并被写入宪法和法律[10]学者认为，知情权的概念也有广狭两义。

广义的知情权泛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

而狭义的仅指公民知悉、获取官方信息的自由和权利。

在一般情况下，知情权是指广义的知情权即包含下述的内容：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法人知情权和法定知情权。

[11] 隐私权的立法宗旨在于公民有权隐瞒、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护，防止任何个人非法侵犯。

知情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的权利，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满足其知的需要。

这样的两个权利，人们一方面是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不愿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两者之间，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矛盾和冲突。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处理上必须遵循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

但婚姻中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具有特殊性，它是夫妻一方的隐私权和另一方的知情权的冲突，是私权利之间的冲突。

因此处理起来就相对复杂很多。

二、夫妻间的隐私权与知情权夫妻隐私权即夫妻之间的隐私权，是公民享有隐私权在夫妻关系中的反映，是夫妻之间特有法律关系的特有内容。

是指夫（或妻）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配偶他方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对方非法干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对方的非法干涉的一种人格权利。

夫妻隐私权与一般公民的隐私权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是公民（夫妻）的私生活自由与安宁，是保护公民（夫妻）个人生活免受侵扰。

但由于夫妻关系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特殊性，夫妻隐私权也就有其独有的特点。

夫妻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发生在配偶之间的具有特定的生理、心理、伦理、经济和法律等内容的社会关系”[12].性生活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配偶之间还发生着多种身份上和物质上的关系。

夫妻隐私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独特性。

隐私权是人的一项基本人格权利，而夫妻隐私权是隐私权种概念中的一个属概念，其主体是夫（或妻）。

“在享有一项权利时，他人的角色至关重要，任何一种权利，都必须有可能说出何种作为或不作为将构成对它的侵犯”[13].夫妻隐私要作为夫妻之间的一种权利，其权利的享有者是丈夫或妻子这样一个特殊的主体，它针对的义务主体是自己的配偶。

即是作为配偶的任一方公开对方的隐私，干扰对方私人生活，干涉对方决定个人私事，将会造成对方隐私权的侵犯。

二是夫妻隐私范围的狭窄性，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即个人信息、个人生活领域、个人私事。

受隐私权保护的隐私是纯属于个人的本质上与他人无关的私事，而夫妻之间由于特殊的生理、心理关系使得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共同利益，因此，在夫妻之间属于隐私的范围与一般公民相比要小得多。

一般而言，具体表现在个人信息中，夫（或妻）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收入情况、性癖好等，在一般公民身上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但在夫妻之间彼此都享有知情权。

因此，这些方面在夫妻之间相互知晓不会造成对隐私权的侵犯，当然，配偶一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公开这些信息。

而个人信息中属于夫妻婚前的一些恋爱经历却属于个人隐私。

在个人生活方面，个人的身体、个人的私有物如箱、包、衣袋等，在夫妻之间不属于个人隐私。

而有关日记、信件及其他通讯，除涉及婚姻和家庭利益的处理方面需做到公开化以外，其他方面有则属于个人隐私，夫（或妻）有保留其隐私的权利。

在个人私事的决定方面，在某些涉及配偶他方家庭利益的方面，夫妻之间要相互协商，共同决定，诸如选择住所、职业等私事的决定，既要考虑对方感受，又要从家庭利益出发。

《德国民法典》就规定：“夫妻双方在选择和从事职业时，应适当考虑夫妻的另一方和家庭的利益”。

总的来说，凡涉及配偶他方或家庭共同利益的，在夫妻之间不再属于个人隐私，而属于夫妻知情权的范畴。

目前争议得最多的是婚外恋是否属于隐私，配偶一方是否有知情权，在什么情况下有知情权？三、夫妻之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及其本质我们经常可以在新闻媒体上见到一些诸如此类的报道：某人妻子利用针孔摄像机拍摄丈夫的不忠而侵犯他人隐私；某人雇佣私人侦探调查妻子外遇，侵犯他人隐私权被告上法庭，等等。

这种妻子或丈夫“捉奸取证”的做法，是正当行使自己的知情权，还是侵害了对方的隐私权？以及夫妻一方通过这种方法获取的证据是否能被法院作为合法证据而采用呢？这些情况凸显了夫妻之间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

近年来，婚外情、“第三者插足”之类的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新婚姻法规定了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和离婚过错赔偿制度，这为婚外情中的无过错方提供了法律上的救济途径。

但根据举证规则，离婚过错赔偿的获得以能够证明对方有违背忠实义务的事实为基础，而婚外情的隐蔽性给无过错方的举证带来了很大困难，由此，很多无过错方采取了一些诸如查询通话记录、翻看日记、跟踪拍录等所谓的“捉奸”行为的措施。

基于夫妻之间的特殊关系，配偶之间相互享有一定范围的知情权，而他们各自又享有隐私权。

这样，当无过错方拿着通过上述方式获得的“证据”来请求认定对方有过错时，对方往往以侵犯隐私权为由要求不将这些认定为证据，甚至对无过错方提起侵权之诉。

根据一般的证据认定规则，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被采用。

因此，是否应当将这样的“证据”予以认定，关键在于判定其是否侵权，这就涉及到夫妻之间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权利冲突的本质首先应该是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是一种主观认识，每一个人对周围的事物、环境都有着自己的认识。

这种认识有其相同的一面，但更多体现了差异性甚至出现对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