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

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

《辛亥革命》观后感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文艺复兴运动到西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产生，从宗教改革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启蒙运动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

近代前的中国曾经是大国、强国,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扼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一次次

列强的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下一步一步地“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承认备受列强欺凌的侵略现实,面对列强侵略的加深也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活动。民族复兴的追求

是几代人的目标、理想。但是,实现近代中国的复兴则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而使广大人民摆脱贫困,使中国作为大国富强起来,则是中华民族复兴更艰巨的一步。

历史上,许多人为这一目标曾经进行了多次尝试,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没有成功，但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让世人看到了腐朽的封建统治没落。

尽管1911年的革命有着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境遇的局限,但是,辛亥革命扫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消灭了皇帝制度,打破了君主世代相袭的制度。此后发生过两次帝制复辟的活动,但都不能成功,说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是相当重要的功绩。

辛亥革命吸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先进分子,他们献身革命,同时也在革命中接受教育,不断修正改变积贫积弱中国的想法。正是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的宣传革命思想，让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让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清醒起来，才有孙中山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振臂一挥，与当时的志士仁人们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

军阀夺取革命果实而导致封建复辟,日本军国主义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加剧了中国主权沦丧。但是在革命跌入低潮,革命党人陷于苦闷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新的世界观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从《新青年》到新文化运动，从巴黎和会的失败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不足，看到了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在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宣传下，联系工农，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科学地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认识到人民是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障,是历史的主人,自觉地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有效地唤起人民,并将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终于使复兴的理想得以实现,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变的周围,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终于使复兴的理想得以实现,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变。

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开始，又让我们看到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改革，农村的改革发端于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全党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全国干部群众在这场大讨论中经受了观念的碰撞和思想的洗礼。思想观念的大解放推动了社会大变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

计师，领导我们党通过解放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开创了解放思想前无古人的崭新历史。

完成这样一个除旧布新的任务，就要有力地抨击旧制度、旧体制的落后性、过时性，广泛地宣传新制度、新体制的先进性、优越性。就要猛烈地扫荡反映旧制度、旧体制的腐朽文化和陈旧观念，要适应新制度、新体制的进步文化和崭新观念，就要造舆论，争取人心，更新观念，创造新人，组织力量，完成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一句话，要实现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