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符号(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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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符号:罗兰·巴尔特思想述略
李彬
在当代符号学研究方面,罗兰·巴尔特大概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他的名望一方面来自他那些新颖独到的符号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用符号透视眼光对大量社会现象所做的解析,其中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许多有关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问题的符号学论述。
一、生平著述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就其思想对人类的贡献而言,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其所编《巴尔特文选》里的一段话可谓盖棺之论:“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1)至于他在符号学上的崇高声望则以一件事最为突出,那就是1976年仅有学士学位的巴尔特在福柯的推荐下,成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文学符号学的讲座教授。在那倍显荣耀的就职仪式上,他侃侃而谈:
我们“单纯的”现代人把权势看成是一种有些人拥有、有些人不拥有的东西。我们曾经认为权势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现象;现在我们则相信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于是我们发现权势出现于社会交流的各种精巧的机构中,不只是在国家、阶级、集团里,而且也在时装、舆论、演出、游乐、运动、新闻、家庭和私人关系中,甚至在那些企图对抗权势的解放冲动中……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la langue)……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 ),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2)
可以说,巴尔特一生都在致力于揭示这一隐匿于符号、话语、文本中的支配力量。然而,就在他处于人生的鼎盛之际,却在1980年被巴黎街道上的一辆货车撞倒而不幸身亡。
巴尔特的代表作有:《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 、《S/Z》(1970)、《符号帝国》(1970)、《文本的快乐》(1973)、《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述始终贯穿着对语言、代码、符号、文本及其内在意味的关注,即路易 让·卡尔韦在《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里所言:“他的
这种目光告诉无数的读者,社会的华丽外衣、社会新闻、照片、广告、日常生活等都是符号,他的目光使读者注意到了意义的问题……”(3)
以其成名作《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为例,巴尔特简要追踪了“资产阶级写作”(ecriture bourgeoise)从形成到分裂的线索,深刻揭示了隐含在看似纯属修辞属性的写作风格或写作方式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指出:“写作决不是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可供说话的康庄大道。”(4)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相似,他认为写作本身和语言一样也是一种建构现实的手段,决不存在和意识形态无关的诸如“精确”、“明晰”那种普遍而绝对的风格,像左拉的所谓自然主义写作就“远非是中立的……恰恰相反,它充满最为壮观的编造的迹象”。 ⑤在他看来,把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彻底打扮成无往不在的客观现象,是资产阶级急于把人类的全部经验都纳入自身体系的一个庞大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资产阶级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将自然而然地披上普遍性、必然性和正义性的外衣。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巴尔特剖析的这段被称为古典主义的时期(1650~1850),也正是西方现代新闻传播事业从萌芽走向成型的阶段——西方第一张日报《莱比锡新闻》即创办于1660年而第一家通讯社路透社则出现于1850年,而被现代新闻事业奉为神圣法则的客观真实性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起来的。问题在于,不论是资产阶级的写作还是新闻事业的报道,从来都不是对现实的一种质朴的反映:
事实上,它以自己的形象塑现实,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合法传递人、传播者或者编码人。响应这种写作就是接受那些价值,就是证实并进一步论证那种生活方式的本质。(霍克斯)(6)
所以,把某种写作风格如精确明晰视为写作的内在特征,而不是由经济和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外在特征,用巴尔特的话说就是十足的虚伪。
二、符号研究
巴尔特的符号理论,主要集中于《神话集》(Mythologies)和《符号学原理》(Elements of Semiology)两书中:前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应用,后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建构。
《神话集》实际上是从传播符号的角度对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做的文化批判,“针对的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如何以近似匿名的方式,被强加在所有社会阶层之上……是布尔乔亚阶级利用伪意识所进行的社会控制和普罗阶级的布尔乔亚化”(林志明)。(7)全书
分为两大板块,一是一组评论性的短文——“连续两年,每月一篇以法国时事为主题的感言”(巴尔特《神话集》初版序);二是一篇论述性的长文,着重阐发了一个主题:
整个法国都被笼罩在这匿名的意识形态中:我们的报纸媒体、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剧场、我们的通俗书刊杂志文化……日常生活的所有事物,都依赖中产阶级所有及令我们拥有在人类与世界间关系的表现……他们拥有一个居间的地位:既非直接的政治也非直接的意识形态,他们和平地居于尚武主义者的行动和知识分子的争执之间;且多少被前者和后者所放弃,他们倾向于一致、无意义、自然的庞大群众。(8)
从传播研究方面看,《神话集》的问世无疑是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贡献。6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迅猛发展,各种代码与讯息滚滚涌出。面对如此纷繁错杂的图景,人们往往视其为自然而然的“客观”现象,从而忽略或根本无视其中有一项共同的意义运作在起支撑作用,而巴尔特则以其《神话集》对此做了无情的剖析,借用特伦斯·霍克斯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里的概括:
他无情地剖析了法国大众传播媒介创造的“神话”,揭露了它为自身的目的而暗中操纵代码的行径。尽管这些媒介的公开态度是:根本不存在这些代码,它们不带任何偏见地描述真实的现实世界,但是巴尔特的分析精细而有趣地揭示了一个相反的目的:为了创造、证实和强化一个特殊的世界观,其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各个方面都以习以为常的、不可避免的、“正确的”面目出现 (9)
就此他举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法国晚报》上的一则有关蔬菜价格下跌的标题。从表面上看或者从他所说的第一系统上看,这只是一个语言事实,反映的也是实际情况(蔬菜价格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个由自身的能指/所指而形成的语言符号,相对于深层的意识形态系统又只是一个能指,其所指就是政府的措施得力管理有方:
在第一个系统里(完全语言学的),因果关系确实是自然的:水果和蔬菜正当产季,所以价格下跌。在第二个(神话的)系统中,因果关系是人为的、虚假的;但可以说它是绕过自然的后门。这就是为什么神话令人觉得像是无知的言谈:不是因为它的意图隐藏起来——如果它们藏了起来,就不会有效用——而是因为它们是自然化的。(10)
显然,这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路如出一辙,事实上巴尔特对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分析本来就属批判的传播研究。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对《神话集》的某些文化“解读”持保留态度,但无法否认书中所探讨的符号作用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而大众传播又是最引人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