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鹿原》的仪式文化

浅析《白鹿原》的仪式文化

摘要：神话和仪式是同源的，神话的产生伴随着仪式的生成。仪式蕴含在民俗中，借民俗这个载体表现出来。宗族作为封建文化的延续保留至今，一系列的仪式，如婚礼、葬礼、祭祀等都在宗族的祠堂举行。本文试图从神话、民俗和宗族入手，探讨《白鹿原》中的仪式文化。

关键词：神话民俗宗族仪式《白鹿原》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就是一部“民族的秘史”。它展示了关中地区清末民国的这段历史，仪式制度作为一种语言的或可视的文化形态贯穿着《白鹿原》的始终。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仪式在“五四”后的新文学时期就被广泛关注。在《白鹿原》中，传统的仪式侵染了每个人的生活，在遭受了现代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后，仪式被升华了。

一、神话与仪式

诺斯罗普?弗莱指出：“神话是在提供情况方面占有中心地位，它给宗教仪式以原型的意义，以神的传谕，以原型的叙述，因而神话就成了原型。”弗莱认为，神话是宗教仪式的原型，宗教仪式从神话中产生，世俗的仪式是宗教仪式的延续和具体表现。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成了民间信仰的主要对象，形成了一系列仪式，像祖先崇拜、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生育神崇拜等等。

白鹿原的传说已经传遍了整个原上，六个女人的死使得传说中的那只神鹿成了白嘉轩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当他看着那团似鹿的

药草时，万木枯榭中的那丝绿色让他重新燃起希望。作为如神话般人物而存在的朱先生的肯定无疑给了白嘉轩以巨大的信心，此后的成就被归结为白鹿的“庇佑”，这是他的自我安慰的一种仪式。朱先生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士，他肯定了神鹿的存在，即肯定了仪式的实现。

由旱灾酿成的年馑来临了，身为族长，白嘉轩挑起了责任。他组织乡民“伐神取水”。被神化了的关老爷被搬上了祭祀的主台，那穿钢纤的可怕仪式白嘉轩欣然接受了，他化为西海黑乌梢向西海龙王祈求珍贵的水。神话已经和仪式融为一体了。

二、民俗中显见仪式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白鹿原其实就是一个彻底的乡土社会，土地是他们的根基。在这片土地上所形成的是带有边缘性、集体性的底层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一种仪式的文化，一种民间的仪式。”民间文化往往寄寓于民俗来表现，是指一种不成文的仪式。

白嘉轩的一生参加过无数人的葬礼，葬礼中的仪式一再提醒他保持传统，迫于现实的无奈却又一次次地妥协。父亲死后本应该大办丧事，为世人标榜“孝”，为父守孝三年，这又意味着他推迟了繁衍子孙的时间。而宗法仪式的繁杂又令他身陷困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压倒了他的三年守孝，两个月后他又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壮举——娶妻。传统社会的礼仪制度已经深深扎根了。

在鹿兆海那场“白鹿原绝无仅有的一次隆重的葬礼。”中，白嘉

轩又一次委曲求全，用传统葬礼仪式与新式葬礼相抗衡。在爱国主义的感染下，他的传统仪式屈服于新式葬礼，并驾齐驱。这仪式是民族的仪式，是国家的仪式。朱先生那简朴的葬礼迎来了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这是对儒家传统仪式的告别，是对新的曙光的迎接。

在这个乡土社会中，白鹿原上的民间仪式种类繁多，白、鹿换地的中人仪式、子女满月的取乳名仪式、学堂开馆的祭孔仪式、白灵拜干亲仪式等等。“节日也是一种仪式。”鹿兆鹏在清明节荡秋千，原上各村庄的“忙罢会”演大戏等，都在用仪式表达节日的心境。说道唱戏，胡志毅认为“中国的地方戏是以民间的祭祀仪式和节日仪式为前提的。”演戏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白鹿原上的“大戏”是他们在共同崇拜着同一个神灵——谷神，以此表达对谷神的感谢和对自己的忙碌后的休闲。《白鹿原》中各种仪式借助民俗这个载体活跃在白鹿原这个乡土社会中，影响着其现代化的进程。

三、族权的绝对社会地位

中国封建家庭为单系世系，由若干个具有近亲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又组成一个家族，家族凌驾于家庭之上。在乡土社会的氏家大族中，存在着一种教化性的“长老权力”，而这种权力的掌握者是族长。族长在族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祖先的化身。

白嘉轩在为父亲迁坟时“不分门户远近请来了白鹿村每一户的家长前来参加这个隆重的迁坟仪式。”是族长在发挥作用使各家长来参加族长的活动。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族长的位置，无时无刻不

在显示族长族权的威严，但他在死了六房女人后底气不足，他没能完成家族的职能——传宗接代，因此“每逢祭日，白嘉轩跪在主祭坛上祭祀祖宗的时候，总是不由得心里发慌尻子发松。

宗祠作为家族的象征，是一组礼制性建筑，它是一个家族供奉、祭祀祖宗的场所，族人的婚礼、冠礼、丧葬礼等有时也在这里举行。祭祀是族长在祠堂主持的最大仪式。中国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事死如事生，且古代推崇孝道，虔诚的祭祀是孝的体现。祭祀是向阴间的祖先们问安的另一种仪式。春节祭祀祖先的仪式复杂，他承袭了父亲的族权，同时也掌握了祭祀的一整套仪式，香案、焚香、叩拜这一套下来，都在族长的主持下进行的，白嘉轩从这些仪式中一次次享受到了族权带来的愉悦。

当然，身为族长，他也承担着责任。交农事件失败后，在鹿子霖在白鹿村的戏楼的聚会上，白嘉轩向田福贤下跪“我代他们向田总乡约和鹿乡约赔情受过。他们做乱是我的过失，我身为族长没有管教好族人理应受过。请把他们放下来，把我吊到杆上去！”他极力揽过失实际上是对田福贤、鹿子霖炫耀他的族权，作为一族之长，对族民有着绝对的统治权，绝不允许外人来干涉，而田、鹿的做法显然触犯了他的权力核心。白嘉轩在家中一直以封建家长的形象自居，连他表扬儿媳都让其惶恐可见一斑。

仪式制度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被载入文体。而《白鹿原》中体现出的一系列仪式文化让我们重新审视神话、民俗、族权与仪式的关系，《白鹿原》中的仪式在神话、民俗和宗族中升华

为更高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