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课程价值观

中西课程价值观的比较与启示

喻庆明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重庆，北碚400715）

【摘要】在课程价值观的研究上，存在着社会本位、知识本位、个人本位三种形式的课程价值观。本文通过对中西课程价值观的比较，总结出了对我国课程改革的三点启示：第一，贯彻以人为本的课程价值观念；第二，课程价值观的形成在于个体对生命的体验；第三，现代课程价值观的重构——对象性理解认同。

【关键词】课程价值观中西方课程价值观课程改革

在课程价值观的研究上，历来存在着“社会本位、个人本位和知识本位”三种形式的课程价值观。具体到课程与教学研究上，表现为中西方课程价值观的异同。本文通过对中西方课程价值观的梳理，以期对我国课程改革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一、对已有课程价值观的分析

(一)社会为本的课程价值观

社会本位的课程价值观指的是为了摆脱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巨大作用，强调课程服务于社会的工具性价值，并注重课程的内外部因素互动。呼吁社会本位的主要有涂尔干、那托尔普、凯兴斯泰纳等。社会本位的课程价值观在很多时期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在这里我们主要举以下几个例子进行佐证。

1806年，普法战争和欧洲革命给德国教育，尤其是课程设置上，带来了巨大冲击。四十年代，政府开始干涉师范教育。五十年代，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即为了满足统治阶级战争和政权的需要，将课程设置为写、读、宗教以及简单算术，并取消了人文学科，限制历史和自然学科。这种以社会为本，突出政治的课程价值观开始盛行，并流传到其他国家。19世纪以前，英国教育的权利主要集中在教会手里，政府对教育很少干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病，不能适应当时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干涉教育已是大势所趋，从根本上看是满足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的。19世纪后期，劳作教育

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凯兴斯泰纳，提出了公民教育理论，其核心内容是通过个人的完善来实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

春秋时期，孔丘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教学内容，目的在于培养从政君子，即有道德有文化的人，是既要德才兼备，又要能文能武。这里的“六艺”其实就是课程，即“教学科目”。这些“有用学科”是根据需要创设的新学科，这种“需要”实际上就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反映了当时的课程价值观是“突出伦理政治的课程价值观”[1]西汉时期，当首推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家——董仲舒。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德性。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核心内容。即“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与“三纲”相配合的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便成为封建道德的准则。其实质都是维护封建王朝及其君主的统治，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董仲舒主张以“六艺”为教学内容培养人才。不过所起的教育效果不同：“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2]六部教材都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通过以上中西方的课程价值观不难看出，如果站在时代的基础上，社会本位的课程价值观也曾经起过积极地作用。它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提升了人的思想境界，并为新社会的革新起着铺垫作用。

（二）知识为本的课程价值观

知识本位的课程价值观“强调系统知识的学习，强调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这是教育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最初原因所在，课程内容主要是人类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文化知识”。[3]培根提出以知识为本位，“知识就是力量”。持知识本位课程价值观的主要有赫尔巴特和斯宾塞。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现代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赫尔巴特，他提出的课程理论被认为是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赫尔巴特课程理论的一个基本主张是：课程内容的选择必须与儿童的经验和兴趣相一致。[4]也就是说此时的课程是要满足儿童兴趣的需要，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只有这种需要满足了，儿童才能掌握更多的知识。赫尔巴特“把确定的教育知识的作为教育学学科存在的逻辑

前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论取向研究方式对教育研究的深刻影响。”[5]继赫尔巴特之后，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提倡科学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完满生活作准备”。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知识有无价值，而在于它的比较价值。提出了五种人类活动，并进行了详细论证，得出科学知识对人类生活最有价值的结论。此时，课程的价值在于满足学生为完满生活作准备的需要，注重课程的实际价值，一如社会本位的课程价值观，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给世人影响最深广、最主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或《四书》）。即《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这些是学习理学的主要书目，更是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广大举子整日忙于“四书五经”的机械记忆，结果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碌碌无为之辈，更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三）个人为本的课程价值观

正是看到了社会本位的课程价值观的不足，个人本位的课程价值观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课程应从人的需要、兴趣出发来安排课程，一切以个人发展为中心，课程服务于个人。持个人本位的课程价值观主要有卢梭、福禄培尔、裴斯泰洛齐等人。很明显，他们的这一思想都集中在18世纪，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课程价值观。

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更是高度重视儿童的自然天性，这种自然天性依据的是人性本善、自然皆善。并且在《爱弥儿》中表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自然人”，他是能独立自主的人，又是自由、平等的人。明显倡导了个人本位（儿童本位）的课程价值观。卢梭提出的“自然教育”的主张，是现代教育思想史上个人本位的源头。正是卢梭扭转了又来已久的成人本位立场而大力提倡儿童中心说，实现了教育的中心向儿童的转移。[6]因此，卢梭就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发动教育界哥白尼式革命的伟大教育家。无独有偶，“幼儿园之父”福禄培尔亦肯定人性本善。并倾其后半生将全部精力用于幼儿园课程的发展上，建立了一个以幼儿自我活动为中心，以活动与游戏为主要特征的课程体系，亦带有强烈的个人本位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