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树生形象分析

曾树生形象分析
曾树生是从日常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女性典型。

五四思潮，使知识女性在思想上意识到自身的从属地位，她们冲破封建束缚的途径首先是获得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其次是在社会历史中铭刻自己的印迹。

在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的五四系列女性形象中，大多数都是以激烈地反抗获得了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利，但却不能够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逐渐走上以往女性的悲剧命运——湮没于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

这种日常生活主要表现为为男性群体生活服务的各种家务劳动，比如《伤逝》中的子君，在日益繁重的家务生活中，她逐渐湮没了自己的个性，整日为了饲自己、饲涓生、饲油鸡、饲阿随周旋室内外，浑身飘散着油烟的气味，沦落为一个近似老妈子的妇女，最终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子君在冲破旧家庭时，不能也无法融入社会生活的步伐，导致她日渐在行动上、思想上趋于旧式，最后不得不选择返回起点。

《寒夜》中的曾树生是40年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代表。

她受过高等教育，充满事业梦想，曾经希望和丈夫共同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她蔑视伦理道德，勇于表达爱意，选择自己的生活，和丈夫汪文宣由爱同居；她经济独立，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时候，用所得供养家人。

她处处表现出新女性意气的昂扬开朗，处处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

但这样一位有着追求，敢于行动的新女性却最终选择“花瓶”的命运，在痛苦、焦虑、无奈中离开她的丈夫，失去了自身的主体价值。

与诞生于五四女性解放初期的子君不同，曾树生随着女性解放的大潮，主动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洪流，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努力开辟着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且获得了一席之地。

我们不能排除《寒夜》的特殊背景：战争的残酷、民生的凋敝、人心的失落，使人陷入难以摆脱的梦魇。

汪文宣、曾树生也都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中，贫困和饥饿扭曲了美好人性，于是争吵、沉默、猜忌成为人与人之间对抗的武器，人们依赖心灵的互相蚕食暂时缓解永无休止的紧张，在片刻得胜的喜悦中挽救自己于崩溃的边缘。

但我认为，曾树生这一人物形象有着更深层的内在矛盾，作者虽然在谈话中说明：“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1”，但曾树生形象绝不仅是战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综合体,她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合理的性格、行为逻辑。

她一方面成为家庭经济的顶梁柱，取代了丈夫汪文宣在家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女性作为生理属性上的弱者的从属心理，希求在家庭中获得归属感。

这使曾树生始终无法摆脱深深的矛盾，犹疑彷徨于离开还是屈从的心理疑问中。

关于曾树生出走的原因，有多种分析：或说这是她在婆母中伤和对丈夫的极度失望下唯一的
自救之路2；或说她勇于实现自我生命价值，但不免受阶级、时代的局限3；或说这是她通过出走追寻个人幸福，进而叩问个人的存在意义与终极追求4。

以下无意对曾树生出走的正当性进行质问,只对人物造成人物出走的原因进行分析。

我认为，曾树生出走的原因是她实质上担当的家庭经济掌权者的角色与在情感的无法归依不能相符，进而造成这个人物在生活与情感（物质与精神）上的分裂，并促使她最终放弃情感上的依附，被迫选择生活。

一、曾树生在家中的物质地位：
《寒夜》里的曾树生，是全家的经济支柱，她的收入是汪文宣、汪母、小宣的生活来源。

曾树生依靠自己为家人赚取了充足的金钱，虽然她的工作被汪母讥讽为“花瓶”，自己也不得不在同事好奇的目光中生存，她自己却是十分的满意的，这可以通过她日常的精神状态——幸福表现出来。

曾的这种幸福感是和她能够养活家人的自得分不开的。

和汪文宣相比，曾树生占有经济上的强势。

汪同曾一样，有高等教育的背景，他和当时许多渴望报国的青年人一样，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和曾也曾设想美好的未来――在他们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里享受与世无争生活。

但是国运的衰落，把他们抛入抗战后期的陪都重庆――那里战争阴云笼罩，难民纷涌，物价飞涨，人心浮躁，未来正像小说开篇的那个“寒夜”一样深不见底。

当时像汪、曾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只能为生存苦苦地挣扎，在残喘中等待求生的希望。

特别是汪文宣，他心怀美好的理想，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

然而在那个靠坑蒙拐骗、黄白生意才能自救的社会，汪这样“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注定只能苟安于微薄的薪金，在“纠缠不清”“似通非通”的文字上销磨生命。

因此，在家中，汪是生活的弱者，妻子、母亲都可怜他拖着病体用生命换回可怜的收入。

比如当汪说起自己是头一回来咖啡店时，
曾“脸上现出了怜悯的表情”并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在家里，母亲也常劝汪休息，不值得为了校对卖命；每次小宣来信催缴学费，汪只能无奈地交给曾。

在同事中间，汪文宣是最为卖力的一个，他虽然内心清楚他的上司不过是连文章都做不通的钻营者，他也在内心质问“我哪一点不如你们”，但每次都是“无声”的吞咽，他就靠这吞咽忍耐了同事的轻蔑、嘲笑，默默地讨生活。

汪文宣的物质生活已经陷入困境，作为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并不能像理想中那样，完全在妻子面前表现得从容平衡，他暗暗痛惜自己的无能“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

这种深深的自责，在他内心时常激起另一个声音的质问——“你这个老好人”，他自己也深知这点，但并不能放
弃良知与准则，不做“老好”。

曾与汪母相比，二者在家中显示出极大的差距。

汪母和曾同为女人，汪母年轻时也有自己的追求和生活。

她也曾是昆明的才女，她也曾有姿容丰茂的时代。

战争扭曲了一切，汪母和汪文宣一样，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而曾树生总保持着清脆的声音，她快乐的心情并不能改善家的沉闷，因为战争的阴云毕竟浓重。

汪母想到自己已逝的年华，不免心生感慨，羡慕媳妇的年轻，也嫉妒她的才能，嫉妒她在家庭中的地位。

小说中多处写到，汪母是不愿意用曾的钱的，她卖掉自己的婚戒补贴家用，不顾皲裂用双手洗衣节省用度，在她心里，曾是这样想的：“她觉得她能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

可以想象，汪母心里有想象中的生存和尊严的斗争，“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然而她只能在无奈中感叹自己的命运，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换取一点想象中的尊严。

二、曾树生在家中的精神地位：
在情感方面，曾树生是家中的弱者，她饱受着心灵的折磨。

如果说汪文宣最后是死于妻子的出走、病痛的折磨，那至少还是一种明显的悲剧。

而曾树生在精神上的痛苦，无声地击碎了她的爱，促成最终的出走。

汪和曾从共同的志愿中萌生爱意，面对战时的残酷，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对抗方式，曾依然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热情，而汪则日渐消沉，他变得敏感、脆弱、老气横秋，只为别人而活，时时考虑他人的冷嘲与蔑视，考虑母亲、妻子的争吵，神经永远疲惫，最后挣端了生命的弦。

特别是在妻子面前，他永远是无勇无力的病态。

他自己也怨愤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

汪的变化使曾失去了她爱的对象。

此时的汪，由于疾病变得无力，久病不治的痛苦让他把全部的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依赖他人拯救自己，所以对外界的一点波动，汪也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应，显出懦弱。

比如当母亲和曾吵架时，汪不能承当一个儿子和一个爱人的责任，却总是用自责甚至自虐唤起他人的怜悯：
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

一个“滚”字象一下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

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刻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
汪的自责虽然能唤起妻子的怜悯，但他确实已经不再是以往的汪文宣。

曾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虽然有丈夫，却感受不到爱的温柔和抚慰，还得反过来为汪排解忧愁，成了汪倾诉和请求的对象。

其实她心中又何尝没有痛苦，她忍耐家庭的压抑，徘徊在走或不走的抉择中，回到家里却找不到以前的丈夫——那个能为她排忧解难的人。

曾树生在家里得不到
精神的补偿，失去了心理依靠。

婆媳关系同样可以亲密美好，但在《寒夜》那样的家庭里，曾树生感受到的是婆母的冷言冷语，以及对丈夫爱的分割。

汪母对曾的憎恨首先来自二人婚姻、家庭观念的不同，“我当年做媳妇，哪里敢像她这样”是汪母时常挂在口头的话，这一方面是她对自己过去岁月的遥想，另一方面也隐含着责备曾太不象话的成分。

汪母本来看不惯曾这样没有经过仪式进门的媳妇，她“花瓶”的工作，广泛的交际更激起汪母的愤怒，汪母把这看做是家风的败坏。

汪母对曾的憎恨，更有深层的心理原因。

毕竟，在汪文宣二十多年的成长经历中，汪母是他唯一的依靠，是他精神的支柱。

由于曾的介入，汪文宣的爱不再完整，汪母对此怀有深深的恐惧，她将一切罪责都归于曾，并时常责备儿子“没出息”。

曾树生面对的婆母，是一个对她没有丝毫精神安慰的亲人甚至敌人，她们之间只有喧闹、纠葛和争夺。

三、小结：
曾树生最后选择离开家，是她精神自主的选择。

陈主任那句“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不禁使她脸红心跳，但当时她联想到的是“丈夫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这些都变成了她生活的梦魇。

虽然她回到家还是会惭愧，反复地犹豫，但那已经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意，只是怜悯（对汪），赌气(对汪母)的混合物，因为即便是小宣，她也没有表现出割舍不下的难过。

所以，曾树生的出走，是她在家庭角色中错位导致的。

当然，她最终选择跟随陈主任，只是剥离了情感的物质选择，同样缺乏主体性，我们不知道她今后会怎样，但至少，她勇敢地走出了这
个“黑洞”似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