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五六十年代的诗歌

第二章：五六十年代的诗歌第一节：五六十年代的诗人一、建国后诗歌领域作家队伍的更迭这首先体现对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的选择上。

“七月派”诗人群体（胡风为首，主观战斗精神，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和“九叶诗派”（现代主义倾向，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从五十年代的诗坛上退隐了。

袁水拍的歌谣体诗歌被选择。

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创作直接继承了解放区诗歌传统。

但是，解放区的诗歌主要有两种诗歌样式，一是活动在晋察冀的诗人，比如某一阶段的田间、蔡其矫为代表的自由抒情诗，主要从诗人情感心理的反应来表现时代和革命。

一是活动在陕北、太行山区的一些诗人，比如李季（《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漳河水》）、张志民（《王九诉苦》等为代表的民歌体叙事诗。

他们热衷于叙事诗的创作，往往以民歌或吸收民间说唱艺术的成分，表现战争背景下军队和农民的生活。

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民歌体叙事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自由抒情诗则被压抑。

郭沫若、臧克家、冯至、田间、何其芳、艾青等诗人仍然从事着诗歌创作，但是艺术质量下降，田间、何其芳、艾青等遇到了艺术困境，写不出符合人们期待的诗作。

（P52～53）第二节：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倾向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在理论建构上，诗歌的社会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艺术形式上，高度强调民族特色；在结构上强调叙事性。

诗歌创作出现了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政治抒情诗体，一是叙述性诗体。

前者对社会政治做出积极呼应而充分体现了时代激情，强调政治与诗学相统一，诗人与战士相统一，以贺敬之（《回延安》）、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为代表诗人；后者作为前者的必要补充，强调对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真切表现，以李季、闻捷、张志民为代表诗人。

总的来说，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强调诗人的阶级立场，关注诗歌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自觉不自觉地抑制了诗人自我的情感抒发和独立思考，模糊了诗歌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艺术特征。

一、闻捷、李瑛、李季的抒情叙事诗闻捷：新中国第一个吟咏爱情的诗人闻捷（1923——1971年），1955年发表《吐鲁番情歌》等诗作，后结集为《天山牧歌》出版。

《天山牧歌》是闻捷第一部、也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一部抒情诗集，共收入《博斯腾湖滨》、《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天山牧歌》四个组诗，以及叙事诗《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和九首抒情诗。

这是当代第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抒情诗集，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爱情诗集，笔调优美，风格清新，带有民歌情调。

1959年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这是一部反映哈萨克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恢弘史诗性质的作品，长诗分为3部：《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和《觉醒的人们》（未完成），格调高昂热烈，富有地方特色。

《天山牧歌》被称为“激情的赞歌”、“生活的赞歌”。

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主题，发挥了闻捷长于“叙事”的艺术才能，诗集中描摹的异域风光、浪漫风情以及少数民族青年追求爱情的炽热大胆，对汉文化地区的读者都构成一种吸引和震撼。

解读作品。

闻捷诗歌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诗歌在构思上较新颖。

闻捷是新时代的劳动和爱情的歌手，在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图景的描绘赞颂中，他总是把对纯真爱情的赞美同对年轻人的劳动、理想的讴歌、对伟大祖国的未来的美好憧憬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在《苹果树下》用苹果比喻爱情，即是把爱情和劳动糅合在一起进行描写，苹果从种子到果实，爱情由萌芽到成熟，主人公在劳动中萌发爱情，在劳动中收获爱情，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感受。

第二，作者善于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充分地表现青年人感情的波动，折射出时代风俗的巨大历史变迁。

例如《婚礼》中，诗人突出表现了人们闹洞房后，一对新婚夫妇脸对脸坐下时内心的无比喜悦和激动。

从平等互爱的情景描写、深入细腻的心理刻画中，我们可以通过时代和风俗的变迁，看到人们思想上的变化，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三，闻捷的爱情诗不单是描写爱情，而是将爱情与表现新的生活内容、传达新的时代气息、高扬新的思想情操联系在一起。

《苹果树下》、《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等都是透过爱情描写青年们愉快的劳动生活和美好崇高的社会理想。

在闻捷的爱情描摹中始终回避感伤忧郁的情调，充满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健康明快的时代精神。

第四，闻捷诗歌语言富有民族韵味的音乐美，情感基调高昂欢快，有浓重的牧歌风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

诗人善于吸收山歌民谣的优点，如《复仇的火焰》采用四行一节的民歌体和民歌中常用的重叠句式。

诗歌语言形象传神，比喻生动贴切，节奏明快活泼。

如“姑娘们扯开裙子飞快旋转，/小伙子把鼓点送上她们的脚尖”来表示欢快的舞蹈场面和浓郁的地方风情。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

按计划，长诗共三部。

第一部《动荡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2年。

第三部因十年动乱的冲击而未能完成。

长诗以解放初期粉碎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的叛乱为题材。

写人民解放军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团结受蒙蔽群众，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孤立了哈萨克民族中的反动派,取得了平叛的胜利。

由于这部长诗涉及的事件繁复，描写的人物众多，因而有些章节偏于情节叙述。

李瑛（1927——），河北丰润人。

1946年，李瑛借钱考上了北大。

在北大，沈从文先生和冯至先生给他的创作以极大的帮助。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4年之后，1949年他告别了沙滩红楼，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

曾任新华通讯社第四野战军总社记者。

参加了广东、广西等战役。

建国后，历任总政治部文化部秘书，《解放军文艺》社编辑、编辑组组长、副社长、社长，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五届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理事。

著有长诗《一月的哀思》诗集《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春的笑容》、《在燃烧的战场》等。

李季（1922—1980），在50年代被树立为“诗与劳动人民结合的榜样”。

自从1952年落户甘肃玉门，他开始长达30年的以石油工业、油矿劳动者为表现对象的创作道路，享有“石油诗人”的美誉。

这段时间他出版了《玉门诗抄》（1955）、《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1956）等五部短诗集和《生活之歌》（1956）、《杨高传》（1959-1960）、《向昆仑》（1964）等八部长篇叙事诗。

长篇叙事诗《杨高传》。

二、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通常以阶级的代言人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的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情感反映和客观评说。

在诗体形态上，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达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观念叙说的结合。

代表诗人有贺敬之、郭小川。

郭小川、贺敬之是从解放区进入新中国的具有卓越成就的诗人。

当时他们都还年轻，充满革命豪情，不但有力地表达了自己时代的精神和历史的脉搏，还勇于探索诗歌的不同形式，对新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和格律化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1、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郭小川(1919—1976)，河北丰宁人。

1955年郭小川转到诗歌创作上来，1955—1956年是郭小川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诗情爆发期，他先后发表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等组诗充满磅礴的气概、奔放的热情，富于政治鼓动性，但在艺术上并不成熟，有以政治议论代替艺术形象的毛病。

他的这类政治抒情诗，多澎湃着革命的激情，以阶梯式的铿锵句式，鼓舞人们为社会主义作出奋发的斗争。

在50年代，这种适于朗诵的诗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激起他们广泛的共鸣。

1957—1960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期间他除完成几部长篇叙事诗外，还写了《致大海》、《望星空》等很有影响的抒情诗。

他的《致大海》、《望星空》表现了诗人更辽阔也更深沉的思考，在人与自然的相互讯问和交流中，获得一种哲理的深度和生命前进的力量。

1960--1965年是郭小川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这期间他发表有《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等脍炙人口的诗篇。

《甘蔗林——青纱帐》和《厦门风姿》更以排比对仗的句式，舒展地、回环反复地抒发诗人的情感，既具历史的深度，又富于现实的敏锐感。

诗人从南方的甘蔗林联想到北方的青纱帐，从和平的岁月联想到战争年代的烽火，把革命传统与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结起来。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郭小川创作的第四个阶段，这个期间他的身心都受到迫害。

后期在“五七干校”写有《团泊洼的秋天》（1975年9月）、《秋歌》等广被人们传诵之作。

不幸的是，在“四人帮”被粉碎的欢庆中，他因旅舍失火而离世。

2.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1924一)，山东峄县人。

1938年春随所读学校流亡到湘北等地。

1940年到延安，后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

1942年与丁毅等合作创作新歌剧《白毛女》，产生广泛影响．建国后曾任全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

作为新中国的著名诗人，他开始引起反响和好评的诗是《回延安》，从50年代到60年代，他还发表《放声歌唱》、《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等名作，形成自己诗作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不公正对待。

新时期复出后，他随即发表政治抒情诗《中国的十月》和《“八一”之歌》。

他还有新古体歌行，如《故乡行》、《富春江散歌》等发表。

出版有《并没有冬天》、《放歌集》、《贺敬之诗选》等诗集。

贺敬之作为一个诗人的特点是，他像郭小川一样一直保持昂扬的革命激情和理想精神，歌颂党，歌颂新社会，歌颂新的英雄人物，并在诗歌形式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力求民族化、大众化，在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和吸取外国诗歌的长处，创造节奏鲜明、富于韵律的新格律诗。

他50年代的名作之一《回延安》便借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吟唱自己再度回到延安一一革命圣地的情感潮涌。

而《放声歌唱》这篇政治抒情长诗更借鉴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并发扬我国古典诗歌讲究对仗、排比和韵律的特点，创造了富于民族特色的自己的“楼梯体”。

如起首便写道：无边的人海波涛汹涌……呵，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呵，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全诗以澎湃的激情歌唱新中国“万花盛开的大地”和“光华灿烂的天空”，歌颂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劳动和勋绩。

虽长达五章1600行，却仿佛一气呵成，气势磅礴而流畅，极有感染力，当时发表后便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与好评。

可以说，这是50年代兴起的颂歌与战歌的重要代表作。

贺敬之50年代创作的颂歌还有《东风万里》和《十年颂歌》等。

3. 比较郭小川与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异同。

（1）、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既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从诗体上我们把政治抒情诗称作“颂——新赋体诗”。

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以50年代的昂扬精神，重温了赋这一美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