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派

新批评派

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是关注文学文本主体的形式主义批评,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文学研究应以作品为中心,对作品的语言、构成、意象等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新批评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批评流派,而是文论史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英美的一批文学批评家所形成的一种批评倾向的概括。在英国,以I.A.瑞恰兹、威廉·燕卜荪、F.R.里维斯等为代表;在美国,以J.C.兰色姆、克里恩斯·布鲁克斯艾伦·泰特、罗伯特·沃伦、W.K.维姆塞特、R.P.布莱克穆尔等为代表。“新批评”这一具体称谓则得名于J.C.兰色姆出版的一部同名论著《新批评》(1941)。为了有别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有时又称之为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是20世纪影响巨大、专注于文本的文学阅读与批评理论,新批评源出于英国,繁荣于美国,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持续时间也最长，不但在20世纪前半期的英语世界风靡一时,而且在东方、尤其是在4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也甚为引人注目。那套成形之后便“过于局限于英语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地方性的”理论(韦勒克语)在东亚大陆影响甚巨,在20世纪40年代被迅速吸收并中国化。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显著特点,一是传播时间早,二是时间跨度长,三是新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瑞恰兹、燕卜荪等人曾长期在中国

讲学,特别是最后一个特点,其他西方文艺批评流派难以望其项背。1929年华严书店就出版了新批评派早期代表人物瑞恰兹的《科学与诗》,其时新批评派正在英国兴起。曹葆华译本《科学与诗》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瑞恰兹1929-1931年应邀来清华大学讲学,燕卜荪于1937年和1947-1952年间先后来北京大学任教。

艾·阿·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是英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创立者之一。早年在剑桥大学主修道德学,1918年获硕士学位后,继续学习心理学。1922年任剑桥大学讲师,四年后晋升为研究员。由于他并非“科班出身”,所以他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方面与传统路数很不相同,并常有惊人的创新之举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他所幸的是没有受到“纯文学教育”,从而“避免了偏狭的缺点”,使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常常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瑞恰兹既是一位语义文学家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把语义学引入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原理》(The Principles ofLiterary Criticism,1925)里,他强调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区别。他认为,文学文本是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决定的。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大异其趣。科学语言依靠其本意,即辞典意义(denotation),目的在于指称其欲表示的事物或

概念,并不求美或带有情感;文学语言正相反,

依赖其引申意义(connotations),即其暗示、暗指、联想、想像的意义以及其丰富的细微内涵,而且还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表现语气、态度和情绪等。简言之,科学语言在于“实证”,传达实在的真实;文学语言在于“情感”,是一种虚构的陈述,引人产生联想,表达一种艺术的真实。文学语言将语言的种种资源构成一种特别的组合,一个复杂的有机的整体,创造出一个审美的经验,自成为一个天地。文学文本是情感语言的运用,研究情感语言是文学批评的本质特征。瑞恰兹的语言两分说,为新批评关注文学语言,提出“文学作品是独立的认识客体”的主张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瑞恰兹几乎毕生都在致力于英语及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推广工作。自1927年在日本讲学以后,他把目光瞄准了东方文化,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游学的脚步几乎遍及整个印度。在瑞恰兹的著作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怀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向往之情。在他以客座教授身份来华讲学期(1929-1931),他撰写了深得中国文化奥义的《孟子论心:探讨复义的实验》(Mencius on Mind: Experiments inMultiple Definition)。1979年4月,86岁高龄的瑞恰兹为了帮助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外语师资培训问题,指导试点研究,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两个月后,即患病逝世。在文学批评、语言学、美学这三个人文学科的领域内,不论在理论建树还是在实践运用方面,他都作出了富有独创性的突出贡献。瑞恰兹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学术思想不仅对英美学术界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他的著述和学说在中国的学界也引起了两代人的

重视和研究”。

1930年代正是西方新批评开始崛起走红的时期,这一诗学思想引起了清华大学学者叶公超、曹葆华的关注他们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新批评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引入和研究,并运用其理论进行了少量的批评实践,1931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比较文学。瑞恰兹等人的学说显然引起了时人的注意,钱钟书即在当时的文章中谈到瑞恰兹,也常语及艾略特。随之,曹葆华也译出了瑞恰兹的《科学与诗》,曹葆华对新批评理论引入中特别值得研究的有:瑞恰兹《关于诗中文字的运用》(《北平晨报·诗与批评》14期,1934年2月12日,收入《科学与诗》时改名《生命的统治》)、艾略特《批评中的实验》(《北平晨报·诗与批评》20、21期,1934年4月12日、23日)、瑞恰兹《实用批评》(《北平晨报·诗与批评》22、23期,1934年5月3日、14日)、艾略特《批评的功能》(《北平晨报·诗与批评》24、25期,1934年5月22日、6月1日))、瑞

恰兹《科学与诗》(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瑞恰兹《现代诗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曹葆华是当时翻译新批评著述最多的译家。然而遗憾的是瑞恰慈语义学中对新批评发展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在《修辞哲学》(1936)中对语境(context)和比喻的著名论述,30年代没有介绍进来。

叶公超当时任《学文》主编,亲自命令卞之琳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在《学文》第1期上。同时,为其研究生赵萝蕤译艾略特《荒原》作序,对其工作高度评价,认为艾略特“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的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价值呢”。叶公超亲自写了《爱略特的诗》、《再论爱略特的诗》等论文,评论艾略特和瑞恰兹,这些论文是30年代现代派中极少的知性理论的重头论文。叶公超的主张是对艾略特和瑞恰兹知性理论的中国化,从新批评角度看有三点:一是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二是提倡“古今错综的意识”;三是对艾略特传统论与宋诗“夺胎换骨”说的比较。

瑞恰兹在1929至1937年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时,朱自清就是他的同事。他所撰写的文学评论文章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分析所运用的方法深刻地打上了英美新批评复义理论的烙印。尤其是他的《诗多义举例》一文,可以说直接受到新批评派复义理论的影响，他的《语义学常谈》一文中曾提到关于新批评的复义问题。朱自清创造性地把新批评的语义分析法和中国的文学批评的考据法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中西合璧式的鲜明的诗歌分析特色。朱自清虽然受新批评复义理论影响很深,但他在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全盘接受这一理论,而是采取扬长避短的做法,有选择地把新批评理论的语义分析法和中国的考据、训诂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生成了一种朱自清式、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