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

君主专制制度：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它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

宗教祭祀与军事征伐是君主专制的头等大事，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古代中国的“王”字，有两种解释。

一是董仲舒的看法，参通天地为王；二是甲骨文中的“王”，为斧的象征，故而历史传说中的周公“负斧依南向立”。

君主专制必然实行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一定要实行君主专制。

在封建社会一般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君主专制必然被淘汰，而中央集权将继续存在。

当前世界上如美国、中国等都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都不是君主专制政体。

集权和民主并不矛盾。

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产物加强了古代帝王的个人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巩固了中国的封建制度。

君主专制政体又称君主专制或君主专政，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统治者君主（常称皇帝或国王，女性称女皇或女王）拥有统治国家和公民自由的所有权力而没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诉君主如何行使权力，虽然有的宗教权威可能有能力阻止君主的某些行为。

君主制是一种专制政体，君位采用世袭方式产生。

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拥有最大的，一般来说无上的权力。

大多数独裁的君主是世袭的，少数是选举出来的（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有时，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不仅是世俗的首领，而且也是宗教的首领。

与一般流行观点相反，中国从秦朝至清朝的皇帝们并不是独裁君主。

虽然中国的皇帝被尊为天子，有为全国祭天地，祈五谷的义务，但是从秦代以来，中国的行政体系是官僚体系为主，比如唐朝皇帝敕令必须令出中书，门下可封驳。

虽然明清以来皇权不断扩张，但是仍然同西欧的“绝对君主制”不同。

认为中国是绝对君主专制独裁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五四以来被建构而成的。

1912年满清王朝灭亡，同时君主专制制度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君主专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商鞅变法以来到清朝灭亡，君主专制度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禁要问，它是怎样产生的？它都经历了哪些阶段？它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下面笔者就对君主专制制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从根本上来说君主专制度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经过了四百年之久的混战以后，人民迫切需要一个统一国家的出现，为了适应这一大趋势，各国无不进行变法，其中尤以商鞅变法为著，而他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君主专制制度。

所以君主专制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除了客观规律外，有没有主观因素呢，显而易见是有的。

至少有两点，一是，地主阶级的产生和兴起；二是，法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周到了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地主阶级产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他们强烈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迫切希望实行君主专制制度，从而获得对对土地的所有权。

而此时法家思想方兴未艾，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法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依法治国”，然而它得最终母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说的准确点就是为君主一人服务的。

里面有许多内容都是叫君主如何来“驾驭群臣”的，可谓“南面之术”，实际上是君主的教材。

君主专制度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从根本上反映了君主个人对国家资源的支配。

元朝中后期，相权过重，左右皇位继承，政局动荡；明朝初建国，承元制，相权位高权重，导致君相矛盾。

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的教训，解决君相矛盾。

所以于1380年（洪武十三年），明太祖以“谋危社稷”之名诛杀左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

六部尚书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

并规定此后各代不得再立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

使得秦汉以来实现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从此废除。

废丞相，权分六部，皇帝操权柄，有利于防止权臣专政，巩固统治；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社会兴衰维系于皇帝个人素质；有助于君主独裁专制。

君主专制发展到新的高度。

废丞相后，皇帝政务负担沉重。

明太祖设殿阁大学士，仅备顾问兼协助章奏。

明成祖正式设内阁于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参与军国大事的商讨。

以后内阁地位逐渐上升，有专门的衙署和署官，权力越来越大，还有“票拟”权。

内阁不是中央一级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备皇帝顾问的内侍机构；大学士职权的大小依皇帝旨意而定；“票拟”最终取决于皇帝的批红。

所以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能对皇帝起到制约作用。

清朝入关后，承明制，设内阁。

但保留下来的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决策皇帝也不能改变。

为防范议政王大臣会议对皇权的威胁，康熙帝设立南书房，与内阁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皇权得到加强；雍正年间因西北军务而设立军机处。

军机处处理一切军国要政，成为辅佐皇帝处理军政的核心机构。

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的作用只是跪奏笔录、上传下达。

其特点：简——机构人员十分简单，处理事物手续从简。

速——行事快捷，办事效率高。

密——军机处地处内廷，外官不得擅入。

影响：议政王大臣会议行同虚设，后被撤消；内阁名存实亡。

军政大权完全集中于皇帝手中，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极致。

军机处的设置，是专制皇权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②当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西方世界已经在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从而从政治上步入近代社会，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而中国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严重地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减缓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是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是：1、经济基础稳固：经济基础主要在于两点：国有土地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家庭为单位分配耕地，以户籍制、连坐法将农村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耕作并便于收税，以郡县制建立遍及全国的等级官僚管理系统，如此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除宋朝外，各朝均以此土地制度为基本国策。

经济制度是古代各朝的生存根基，各王朝后期均发生经济制度动摇，导致流民增加，各级官僚脱离上级控制，进而瓦解君主专制。

普遍认为其瓦解原因一般为：人口增加、农户土地被官僚兼并，税收高于农户生活成本，大天灾。

2、皇帝总揽天下大权，包括行政、财经、司法、军事的权力，同时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

3、皇帝拥有庞大的官僚办事机构。

官僚制度的趋向是皇帝任用亲信随从以取代和驾空庞大的官僚机构。

皇帝相信的是身边的仆从，而不是正常的决策行政系统。

针对相位即外朝亦即正常的行政办事机构，常采取两种方法以制约其行政职能：一是架空，二是分权。

因此，秦汉时代建立的丞相三公九卿制度，魏晋时代就被尚书取代；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元代的中书省制度；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同样是内朝挑战外朝的例子。

古代正常的行政决策制度，有朝议制度、谏议制度，而这些在内朝决策中荡然无存。

4、中央对人身控制严密：(1)最早实行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如“什伍组织”，把百姓编入什伍之中（管仲制定，以10家为一什，以5家为一伍，什有会长，伍有伍长，对基层进行控制，有上报制度、惩罚制度）；再如商鞅“连坐法”，把伍、什通过户籍办法编制起来，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

一般来说，郡县长官为皇帝直接任命，郡县之下有乡（10亭为一乡）、亭（10里为一亭）、里（25家为一里）、什、伍等组织，它们管理人民、土地和赋税，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

结果是使得平民失去流动的可能。

其内容一是权力的专断，如秦始皇规定：皇权至高无上，凡行政、军事、经济等一切大权，均由皇帝总揽，军事大事，最终均由皇帝裁决。

二是称谓专用。

秦王赢政统一全国后，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规定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等，其他人概不得擅用。

三是皇位世袭，秦始皇幻想秦的统治能永远继续下去，宣布子孙称秦二世、秦三世、以至万世。

皇位世袭成为定制，也成为封建的正统思想，任何人要图谋皇位，都将被视为大逆不道，遭人唾骂。

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古代封建王朝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君主职位世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调节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实现对全国的专制统治。

正因为如此，不仅皇室家族内部不断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而且权臣、武将、外戚也极力觊觎皇位，实现改朝换代，宦官、奸臣也寄生在皇权之上，作威作福。

另外需要指出，中国的君主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统治。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而专制制度内部两种力量的矛盾运动――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是这种内在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

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和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使它能够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出基本的效能。

不过,这种内部矛盾运动虽然是我们思考君主制度的起点,但并非孤立的、自发的自我循环过程,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分享、协调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深层的动力机制还应归根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

及“公道”、“民意”的要求,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发育出一定的调节机制,形成内部矛盾运动,提高了统治的整体效能,其深刻的社会驱动力和最终的目的也在于实现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相反,如果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调节机制完全失灵,如果这一制度内部对立双方的基本平衡关系被彻底破坏,这就意味着某个政权事实上已经不能代表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从而因无法获得起码的支持而濒临垮台。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的这种矛盾运动不过是皇帝和整个地主阶级共同分享统治权力和利益的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维系统治集团中的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大体平衡,实现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社会根源上看,这种矛盾运动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反映,即:在总格局上,封建专制制度必然服从和反映封建经济基础的要求,但又存在着某些矛盾或局部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君主的能力与其权力的“不对称”的问题),客观上需要某种机制来调适二者之间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功能,表现于君主专制制度的运行方面,必然会形成对君权的调节、校正和弥补机制,造成两种力量的对立统一运动。

当然也要看到,这种自我调节功能只是君主专制制度运行过程中自然生成演化的结果,并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动选择创制的结果,因而其“制度化”的程度毕竟不高,只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限度下发挥作用,而且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摩擦成本”,如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冲突等,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固有的内在矛盾。

君主专制的强化，实际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行政机构运行效率高，如果君主有为，能够充分的发挥才干。

例如：康熙帝先后组织了两次雅克萨之战，打败沙俄军队；清朝对台湾和蒙、疆、藏等地区管理的加强等，都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