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中国学术史上的伟人事迹
梁启超中国学术史上的伟人事迹梁启超中国学术史上的伟人事迹【篇1】【梁启超简介】梁启超(1873年～1929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
【关于梁启超的学术贡献】新史学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目录学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成书。
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_读梁启超_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_
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第四章《儒学统一时代》)。 在刊于《新民丛报》第 2 号的《保教非所以尊孔
论》中, 梁启超对学术思想定于一尊之害有更痛切而 淋漓尽致的阐发。虽文字稍长, 但因其关乎梁氏对中 国学术的基本判断, 故仍完整引录如下:
我中国学界之光明, 人物之伟大, 莫盛于战 国, 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 及秦始皇焚百家之 语, 坑方术之士, 而思想一窒; 及汉武帝表章六 艺, 罢黜百家, 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 而思 想又一窒。自汉以来, 号称行孔子教者二千余年 于兹矣, 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 以 为一贯之精神。 故正学异端有争, 今学古学有 争; 言考据则争师法, 言性理则争道统。 各自以 为孔教, 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 于是孔教之范 围, 益日缩日小。 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 公矣, 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 浸假 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 浸假而孔子变 为程伊川、朱晦庵矣, 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 王阳明矣, 浸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 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 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 一果, 跳掷以相攫; 如群妪得一钱, 诟骂以相夺, 其情状亦何可怜哉! ① 而中国学术之萎缩衰敝, 也成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 的根本原因。 政治专制与学术一统既相缘而生, 为害甚烈, 梁 启超于是自觉以批判、破坏的姿态出现, 明确宣称: “一尊者, 专制之别名也。 苟为专制, 无论出于谁氏, 吾必尽吾力所及以拽倒之。 吾自认吾之义务当然 耳。”(第四章《儒学统一时代》) 这与“新民”之道中以 “自由”为必不可少之义的论述也一脉相通。在《新民 说·论自由》② 一节中, 梁氏着重发明了“欲求真自 由者乎, 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的道理。他认为, 被 人奴隶并不可怕, 最悲惨的是自我奴隶, 那便会堕入 万世沉沦而永无超拔之日。 文章区分出“心奴隶”的 四个种类与解除之道, 而列于首位的正是“勿为古人 之奴隶”。 甚至说:“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 其非一一
简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辽 宁 行 政 学 院 学 报
Ｊ ｕ ｎ ｌ ｆＬ ａ ｎ ｎ ｍｉ ｉｔａ ｉｎ Ｃ ｌ ｇ ｏ ｒ ａ ｉ ｏ ｉ ｇ Ａｄ ｎｓｒ ｔｏ ｏ ｌ ｅ ｏ ｅ
Ｎ ． ２ ２ ｏ ８， ０１
（筇ｌ ４卷第 ８期 ）
（ ｏ． ４． ． Ｖ １１ Ｎｏ ８）
八章论及清代学术 ， 中间 尚有 阙如 ， 且 故有 的学者 将梁 氏之 清代学术研究著作戏称 为“ 两部半 ” 。这三部著作 之间存 在
着密切的关 系。可 以说 ， 论中国学 术思 想变迁之大势》 《 是梁
第一 ， 梁启 超从学 术史 本 身的特 点 出发 ， 重 “ 注 辨章 学
术、 考镜源流” 。在该著作 中， 梁启超对在清代 学术史 中 占有 重要地位的学派作 了详 细的论述 ， 准确把握 清代学术 人物思 想特点的和学术 特征 ， 使得后 学者 对清代 的学 术源 流 、 名 著 学者的治 学特点 、 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如对 浙东学术 的渊源 概述 ， 他引用章学诚的论述 加 以说 明 ： 梨 洲 黄 氏， “ 出蕺 山刘 氏之门 ， 而开万 氏弟兄经 氏之学 ， 以至全 氏祖望 辈 尚存其 意。
来学术史的研 究范式； 注重学术与社会政 治的关系； 实事求是、 学态度 ； 言通俗 易懂 、 科 语 雅俗共 赏五个方面 总结 了梁启超 《 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的特 点。最后分析 了该著作存在的一些缺憾。总的来看， 尽管 它存在 一些缺点 ， 瑕不掩瑜 ， 毫不影响 但 丝
他 在 现 代 学 术 史 上 的 价值 和 地 位 。
十二则 以“ 清初学海波澜余 录” 为题对影 响后来 清代学 发展 的清初其它非主流的著名 学术人 物及其 成就 也作 了介绍 和 简评 ； 专题十三至十六 ， 清代学 者整 理 旧学 之总 成绩 ” 以“ 为 题 ， 门别类对清代学 术如 的经学 及其相 关衍 生 的小学 、 分 校 勘、 辨伪 、 辑佚 等代表人 物 、 术成就 ； 学 史学 及与 之相关衍 生
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试观梁启
076《名家名作》·研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明末以来近三百年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为后人从宏观视角把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树立了典范。
探讨此书中的学术史观念和编写方法，有助于认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传统学术。
一、时代下的个体写作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的又一个转型期，承担着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历史任务。
社会的新陈代谢，要求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使其成为文化新陈代谢的养料，以实现整个文化传统的延续。
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 957之意即如此。
不同于以往由内生本土化力量实现社会转型，此次转型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
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使当时的学者在评估传统的同时引入了某些西方的价值和标准，却又不得不面对异质文化与本土价值之间的矛盾。
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既要评估传统文化，又要将西方思想本土化，不然其理论思想势不可久。
梁启超“力主‘理学反动’说而以欧洲‘文艺复兴’比附清学，将‘以复古求解放’视为清学的特质”，“视顾炎武为从事‘黎明运动第一人’，视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学人为‘启蒙期’代表人物”［2］，皆是出于这一目的。
五四以来，种种西方学说的传入与消寂，也无不与这一因素有关。
就个体而言，梁启超社会身份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特征。
少年科举登第，穷探帖括之学；继而师从康有为，意欲效法泰西变法以图强；后知改革之路不可行，又投身民主共和之事。
其身份经历了从传统的士大夫到改革者再到民主革命者的转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
这一过程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前途的认识和思考的不断深化，而梁启超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时代命运的缩影。
梁氏身份定位的转变更深层次地表现出其思想的不断发展，而中西交融是其内在动力。
“晚清精英知识分子基本上完全根植于儒学传统，从儒学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出发，回应着西方的冲击。
”［3］梁氏倡导中西结合，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
梁启超中国学术史上的伟人事迹
梁启超中国学术史上的伟人事迹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复初，祖籍广东番禺（今属广州），清末民初杰出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家，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伟人之一、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丰富的事迹和贡献，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成长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1894年他考入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由于学习优秀，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和荣誉称号。
在大学期间，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启迪，并开始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此后成为了中国早期的维新主义者。
1898年戊戌变法爆发后，梁启超积极支持变法，并为之撰写文章辩护，他将变法看作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全面，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然而，变法失败后，他陷入了长期的失望和思索之中。
梁启超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还是国家独立运动的重要倡导者。
他声援慈禧太后废黜皇帝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国家独立，中国才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梁启超在教育方面也有着突出的贡献。
他提出了教育应当适应时代的原则，主张培养有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人才，反对僵化教育体制的存在。
他倡导新式教育，主张推行科学教育和实践教育，并积极推动了新式学校与大学的建设。
在学术领域，梁启超被誉为“学术教父”，为中国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主持编写了《中国通史》，被称为“中国学术的百科全书”，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
他还创建了“国学运动”，提倡恢复和发扬传统文化，对于后来的国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的思想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思想的新局面。
他主张“变法兴制度”，强调制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堪称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
他还提出了“君主立宪论”，主张君主立宪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佳道路，为后来的政治提供了理论支持。
梁启超还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在这一时期积极争取政治民主化，倡导个人自由和平等，主张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的紧密结合。
梁启超论文
梁启超论文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
革命家，他的论文触及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
其中，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这篇论文从明朝开始，经过清朝，直至民国初期，系统地总结了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
梁启超在论文中提出了“中西学
术并重”、“归纳与演绎并进”等观点，对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
学术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梁启超的《革命史纲要》是一部重要的政治论文。
该论文提出了“君主立宪”，即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思想。
他认为，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梁启超还写过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文，如《中国学制与教育改革议》，它对近代中国的学制和教育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改革建议，提出了构建科学、民主、实用的教育体系的思路。
以上只是梁启超众多论文中的几篇代表作，他的著作丰富多样，对中国近代思想与政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清学史著述的特点刍议
梁启超把清学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因
面上是复古，实际上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新文 具备这四个条件，比照这个崇尚客观的编纂 而崇尚实证的科学精神。在两部书写作之
化。清代学术的复古主要是儒学内部的发展 范式，梁氏自己也在尽量做到，但是梁氏也 间，爆发了“科玄论战”，梁启超站在玄学一
国作为己任。他于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退出政坛，
自身都受着理学的教育，不论他们的学术立
把主要精力转向治学，但他对政治兴趣不 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 场是宗理学还是反理学，都自觉地尚实，这
减，将政治思想倾注于学术著作中。一战后， 多。”［２］第二自序 ３ 纲领性的论著不太讲究，也不 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趋势。（３）清
梁启超很注重思想解放的作用，在《欧 经学、史学、科学，此外还有两章难以分派： 幅阐释“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梁氏
游心影录》中特辟一节写“思想解放”。欧洲 “两畸儒— ——王船山 朱舜水”、“清初学海 特重思潮的作用，在第二章的前半部分，还
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都是从“自由批评”开始 波澜余录”。梁氏继承了传统的学案体的写 抄录了《概论》中论述思潮的部分。以佛的
响，胡适也持此说。“理学反动说”的合理之
一“、以复古为解放”，强调学术史研究
处在于：（１）明代学风空疏，士子束书不观、
的思想意义
空谈误国的情况确实存在，理学负有不可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从跟 随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以来，一直把思想救
□ 时培霞
卸的责任。（２）清学产生于对理学的反动，是 对理学负面影响的一种剥离，清初的大儒，
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１］４１０ 者认为不太合适。《学术史》前后分为两种截 论清初学者“：那时候的学者，虽厌恶阳明学
梁启超研究综述
梁启超研究综述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于1904年赴日留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开始了他的主要学术生涯，他的思想和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概述梁启超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其代表作品，以及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
生平事迹梁启超出生于廣東省南海縣，祖籍广东横县。
他的家庭十分勤勉和有学问，父亲钟粲清是一名道德思想家，南洋学校教员，母亲张廷萍是一名儒教教徒，平民女子家庭从严格的教育里拔出了一枚具有独立思想的卫道士。
梁启超的先天条件促成了其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崭露头角。
他年轻时曾在广州仁勇書院读书，后于1891年考入广东县学，毕业后被任命为举人，成为广东之间政府的官员。
后来，他成为华裔国际学生和外交官，前往日本留学，出任驻日大使。
主要思想梁启超被誉为“清华九友”之一，与胡适、徐志摩、陶行知等并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物。
他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立此存照，不断更新”，并提出了“求实进步”、“新式中华”、思想主张：“科学救国”、“平等自由”等。
他的思想主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民主思想梁启超认为，民主是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本之道，他不断呼吁民主制度的建设，并强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民主制度非常重要。
他提出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是“近代化与民主化是伴生的”，认为民主化是近代化的基础，但是也指出民主制度“像车轮一样不会自己转动，必须有推动其转动的引擎。
”2.科学救国思想梁启超强调科学是现代化的基础，他提倡在教育、文化、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中加强科学技术的推广，提高中国人民的科学素质。
他还反对一切形式的迷信和儒家传统，认为科学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
3.中国崛起思想梁启超非常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中国应该以“立国必先兴民”的理念为主导，鼓励民众创新和迎接新的挑战。
他主张重视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同时提出了建立起中国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性。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
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梁启超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
”梁启超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
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
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
”《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写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写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写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写史料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写史迹之论次，附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就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随之产生的新史学的任务，就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
梁启超新史学原文
梁启超新史学原文
《新史学》是梁启超撰写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此篇文章收录于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提倡“新史学”、“史界革命”时期的史学著述四种，即《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中。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理念，呼吁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历史，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
他认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过于注重政治和军事事件，而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因此，他主张应该从多角度、全面地研究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真相。
赏析方面，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点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史界革命”理念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强调全面、多角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同时，他的新史学理论也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摘要：《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由20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改编而成。
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论述了史的目的及意义、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几种专史的做法等，充分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该著作不仅在当时对转型期的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当今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思想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在西方思潮的大力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日渐解体，新的文化体系尚未确立。
中国学术界也进入了转型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各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力求改造传统文化使其能适应时代需要，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得以传承。
梁启超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形成了新的史学观并成为中国新史学的积极践行者。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得到充分反映。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主要内容《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门课整理的讲稿。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是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梁先生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
前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的意义及范围、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等，偏重史学理论；后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目的、史学家的“四长”、两种专史的做法，偏重史学方法。
概括而言，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主要分以下几部分：1. 史学的目的、意义与范围。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界定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①同时指出中国史研究的目的有：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推求其保存盛大原因，察其有无衰败之征；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调和冲突及其结果等。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浅析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郭璐霞来源：《卷宗》2019年第06期摘要：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梁启超可以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晚年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成果。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十分重视社会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
他从清学是对宋明理学反动的角度全面总结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而这也正是他与钱穆同名作的最大差异之处。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清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代学者们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一方面，清代学术上承宋明理学，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成为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清代学术下启近代学术，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中华文明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遭受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日渐衰落。
由此，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引发了一批学者研究整理清代学术的热潮。
其中，梁启超是研究清代学术最有影响、成就最多的学者之一。
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的著作，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此书并不完整，并且只有第八章论及清代。
第二个是《清代学术概论》，此书是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研究的精要概括，作为一步纲要式的著作，侧重于“论”。
而第三个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发展做了比较完善的研究和总结。
与《清代学术概论》相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加侧重于“史”，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和充实，直到现在仍然作为我们研究清代学术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此外，与钱穆的同名作著述宗旨也不相同。
1 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十分注重整个社会政治背景对学术走向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从第一到第四章，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为题，主要叙述了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政治对其的影响，从政治角度指出了清代学术发展曲折的原因。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文-历史论文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文历史论文[摘要]梁启超是《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
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
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
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
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
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
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
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
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
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四、治史方法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学论文：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
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
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
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
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
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
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
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
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
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
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
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
视点创新与学术进路——梁启超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研 究 学 术史 所 持 的 独 特 视 点 出发 ， 揭 示 其 学 去
术 史 研 究 所 昭示 后 学 的方 法 论 上 的意 义 。
一
、
时代 思 潮 与视 点 创 新
写一部 中国学术 史 ， 久抱 著 《 国学 术史 》 “ 中 之 志 ， 延未成 。此书 既脱稿 ， 朋好 益相 督 责 ， 迁 诸
谓 当将 清 代 以前 学 术 一 并 论 述 ， 可 为 向学 之 庶 士 省 精 力 ， 可 唤 起 学 问 上 兴 味 也 。 于 是 决 意 亦 为 之 ， 为 五 部 ： 一 ， 秦 学 术 ； 二 ， 汉 六 分 其 先 其 两
重 视 对 时代 思 潮 的研 究 、 握 ， 梁启 超 学 把 是
行 之 有 效 的学 术 方 法 ， 存 在 于 这 些 学 术 经 典 就
值 ， 又适 合 于其 时 代 之 要 求 者 也 。 凡 ‘ 而 时代 ’
非 皆有 ‘ 也 。 ［ 。 ” ‘。 ］ 这 段 话 是 梁 启 超 对 “ 代 思 潮 ” 个 总 论 时 一 性 的概 括 。这 段 表 述 蕴 涵 的 内容 包括 三 项 ：
之 中 。但 学 界 对 这 种 方 法 论 的 考 察 和 探 讨 不 多 ， 而有 必 要 作 ～ 分 析 ， 也 是 梁 启 超新 史 学 因 这 方 法 论 建 构 的 一个 重 要 部 分 。本 文 拟从 梁 启 超
阳下 山觅 人 传 道 的 故 事 为 例 ， 要 人 们 不 要 只 他
书遂 题 为 ‘ 国 学 术 史 第 五 种 … ｌ 。 尽 管 中 ％。 ］ 他 并 未 能 实 现 如 此 宏 大 的 设 想 ， 对 先 秦 诸 子 仅 与 清代 学 术 用 力 颇 多 ， 这 些 成 果 却 都 是 中 国 但 学 术 史 研 究 的 典 范 之 作 ， 到 了他 “ 向 学 之 达 为 士 省 精 力 ， 可 唤 起 学 问 上 兴 味 ” 目的 ， 多 亦 之 很
从_中国历史研究法_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_姜南
大众文艺28摘要：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先行者。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史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梁启超对旧史学的六大批判、对史家修养的重视以及治史的多维视角深刻体现出他的新史学思想。
梁启超对新旧史学在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对今日的历史研究依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他学识渊博，著述丰厚，以多种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是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家，是同顽固派论战的宣传家，是积极鼓动亲身参与“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的文学家，他亦是倡导“新史学”、“史界革命”的史学家。
梁启超对于“新史学”、“史学革命”的呼吁可追溯到1901年和1902年，其时，梁分别发表了《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斥责封建史学有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
他厘清新旧史学的界限，毅然站在新史学的崖端。
廿载过后，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从嫩芽萌生终至渐成体系。
1921年和1926年，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相继出炉，这两部书成为梁启超史学理论的代表作。
斯人已逝，然其著作犹在，故其思想不朽。
后人陈其泰称梁“以丰富的著述，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2，充分肯定了梁启超在史学方面的继往开来的卓越贡献。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究竟面貌若何，通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可略知一二。
一、对旧史学的六大批判梁启超既然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则必然攻击旧史学的营垒。
早在1902年的《新史学》中，梁启超就已经提出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在本书中，梁不吝笔墨，在对旧史学酣畅淋漓的嬉笑怒骂当中，对当年的观点加以丰富、扩展和延伸。
首先，从体例的编排来看，梁指出，旧史学的一大弊病是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不成体系，“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乐论部分的评述与反思（上）
171SONG OF YELLOW RIVER 2023/ 20可获得准确结果。
他视司马迁、班固之后的京房、郑玄等关于铸钟和算术的研究为欺骗之学，不值得一提。
史料显示，梁启超因此认为毛奇龄人格有缺陷，对全祖望的评判表示赞同。
“然其对于荒诞支离的旧说扫荡廓清之功，固不可泯灭。
”虽然毛奇龄的人格不足以让人信服，但他却荒诞、支离、破碎。
旧的音乐理论有着扫荡、肃清的功绩，固然不可泯灭了他做出的贡献。
毛奇龄《竟山乐录》这样写道，“先臣尝曰，乐未尝亡也。
乐者，人声也，天下几有人声而亡之之理？……人各为说，而乐遂以亡。
”⑧“乐者人声也”，毛奇龄用此观点反驳“乐亡”的错误看法。
他坚信，音乐是由人声产生，只要人还能发声，音乐就永存。
他指出，研究音乐应以声音为核心。
当众人纠结于音乐的消亡时，毛奇龄直白地批驳这观念，问道：难道有人声存且音乐消亡之说吗？他追溯“乐己亡”的观点至汉朝，批评后世对音乐的复杂论述，认为多数偏离音乐本质，充斥错误。
因此，梁启超称赞毛奇龄在纠正音乐误区中的巨大贡献。
“彼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会乐理。
”毛奇龄极力排斥以前的人用五行来解释音乐的理论。
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写道“推原元本……，名之所创。
”将乐律之数强行与阴阳五行、周天行数等相关联。
分配五行与之对应，……造就了一种音乐的缥缈玄妙。
⑨毛奇龄反驳那些将音乐与阴阳五行结合的观点，认为他们对音乐基础概念如“宫”与“商”都不清楚。
实际上，音乐与阴阳五行的关联并不深刻。
这种误导是音乐风气混乱的主因。
梁启超赞同毛奇龄的反驳，并高度评价其对音乐的贡献。
（二）对江永的评价书中乐论部分写到“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然乐律应否以算理解释实为先决问题。
慎修虽用力甚勤，然其截断……出西河下也，书中附会河图、五行、纳音、气节诸陋习亦不免。
”⑩“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
”江永善于计算所以他以算数来解释乐律。
对于这个评价，在江永的《律吕阐微》中确有体现，原文写到，“法曰：求得袭宾倍律之率……即夹钟正律之率。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影响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
梁启超首次勾勒出中国史学史的轮廓，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并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论述,是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过奠基作用。
梁启超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方法的创新，在当时学术界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后世的中国史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和参考价值。
近代中国史学史被称为中国新史学，指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它萌芽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后，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在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史界革命”和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与积极努力下形成的。
因此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产生和完善。
中国的传统史学，是以封建君王为中心，记载一朝一代的兴衰，传统史家“以史为镜”作为治史要旨，一直把“存史”、“教化”、“资政”作为治史的目的，探查一治一乱王朝的兴衰之理。
我们从梁启超所作《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和《史学史的做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史学史问题上，无论编写体例，还是具体内容，梁启超受传统史学家刘知几、郑樵和章学诚三人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
关于具体内容，主要是特别注重古代史官的作用、修史制度的演变、史书体裁的进化、史学理论的意义，以及对一些史书、史家的评价等等方面，梁启超多引用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的观点，加以自己的阐发。
他在文物专史上推崇通史，非难断代史，分明是依据郑樵的见解。
梁启超虽然也深受刘、郑、章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封建时代史学的范畴上，而是大大地发展了。
这同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或者可以说，最先把有关中国史学发展的许多方面(诸如史学的起源、史官制度、正史和非正史的体裁的演化、理论和方法的进步等等)联系起来，作为“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开始用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概括分析的研究，并企图求其“进化之轨迹”的，则是梁启超。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和思想家，被誉为“近代中国的问道者”和“百年学术大师”。
其学术领域广泛，其中中国学术史研究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梁启超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学术传统的重要性。
在传统文化与西方学说的交汇与碰撞过程中，梁启超关注的是如何在现代化转型中保持中国学术传统的承续性。
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丰富深厚的知识体系，可供借鉴的教化资源极为丰富。
而时至当今，中国学术传统必须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产与基础，因此，保持学术传统的延续应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石。
其次，梁启超认为学术史研究要以实证史学为基础。
在尊重传统又不过分与西方学说汲取的基础上，梁启超密切关注实际情况，注重以史实为依据，着力描绘各时期的学术现象的历史过程，阐释各种体制、机构之间的作用和影响。
此外，他还倡导综合方法的运用，包括考察现场，实地调研，使用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对学术史的研究进行补充和丰富。
第三，梁启超认为学术史的研究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即不断审视传统，更新理念。
他特别注重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学术应该紧密地结合现实，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必须运用批判性的思维，审视过去的学术实践，并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益，为现当代的学术评价和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法。
同时，他还从文化的全球性视角出发，借鉴国外学术研究成果，以此来更新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
综上所述，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从学术传统角度出发，他关注保持中国学术传统的承续性，并强调以实证史学为基础，使用综合方法进行研究，具有批判性思维，注重学术与社会的联系。
这些都为今日的中国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梁启超、钱穆的学术史研究法比较———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证
梁启超、钱穆的学术史研究法比较———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证作者：任敬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5期摘要：梁启超和钱穆有两部同名著作，分别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它们在学界都享有盛誉。
著作虽同名，但二位先生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是各自史学思想的体现。
本文试以两位先生对“学术史”研究方法的论述为例，辅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证进行粗略的比较分析，探讨两种历史研究法和学术史各自的价值。
关键词：梁启超钱穆学术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1873—1929）和钱穆（1895—1990）两位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影响力的学术大作颇丰。
今人谈及20世纪初的思想、学术和历史研究方法时，都难以回避二人的卓越成就。
梁、钱二人有两部同名的著作，分别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述了各自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二位先生在明清学术史领域研究成就的集中体现。
近乎同时期的两组同名著作，为我们比较研究两位学术巨匠的思想和治史方法提供了可能。
1922年到1927年，梁启超先生先后以学术演讲的形式，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这两篇梁启超先生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整理后合并出版，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
{1}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亦是由讲稿整理而成，1961年在香港出版后，钱先生又对原著内文略加增润，并附入早年所做《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两文于后，一并于1988年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名在台出版。
{2}虽是同名之作，但两书涉及的内容却鲜有交集，仅在梁著《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与钱著第六章“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中共论了对历史人物的专史研究以及在梁著《补编》分论三“文物的专史”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及该章“戊”节“学术思想史”分别与钱著第八章“如何研究文化史”、第五章“如何研究学术史”共述了研究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的方法，除此之外再无共同涉及的领域，可见，二人的研究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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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一、著作概介《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
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
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
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
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
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
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
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
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
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
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
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
”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
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
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
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
二是全盛时期。
三是蜕分期。
四是衰落期。
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
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
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著作。
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
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
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
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著的。
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
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
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
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
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
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
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
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
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
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
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
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
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
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
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
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
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四、治史方法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
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
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
”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
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
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
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
”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