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美术作品赏析

方增先美术作品赏析

摘要：1955年，方增先先生创作的《粒粒皆辛苦》一举成为了新人物画的开山之作。作为新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方增先一直在创新。在中国画发展史上，方增先是一位勇于改革、独

辟蹊径的艺术家，求新求变是他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艺术目标。上世纪50年代，方增先

在黄宾虹、潘天寿等先生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新人物画的探索，尝试着墨块之间的干湿、燥润、浓淡的变化对比。他拥有扎实的绘画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解与阐释有其独到的一面。他的作品，既精于写实又兼容写意，造型精到，富于笔

墨情趣。

关键字：水墨人物画，中国画，方增先，绘画艺术

正文：

说到美术作品赏析就避不开“美术是什么”这一基础问题，那么我就从这一问题开始我

的阐述。“美术”是艺术中的一个主要的门类。从艺术的角度看，美术也就是“造型艺术”；因为它是有形的并占有一定的空间，也被称作“空间艺术”；还有“视觉艺术”的名称，是因为美术诉诸于视觉，是用眼睛看的。同时，美术也是一种文化，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美术有自己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是艺术家精心创造的，有很大的特殊性，比之生活中的真实语言往往有更强的感染力。譬如看一幅写实的人物画，画面中的人物和动作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人，在做什么，甚至从面部的表情和具体的细节里了解所表达的内容。有些优秀的作品具有很大的震撼力，能够触动观者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例如，人们看了描绘圆明园残迹的优秀美术作品，激起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加强爱国主义信念。在抗日战争中，人们看了《流民图》等优秀作品，激起救亡的热情，奔赴抗日前线。当然，也有些使人愉悦心情的作品，看了会得到一种美的享受。例如，一些抒情的风景画、花鸟画和静物画。

方增先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画坛具有影响力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长。2013年1月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田黎明曾评价方增先，“方先生解决了人物画的用笔问题、造型问题。他吸收了西方严谨的素描造型方法，又跟中国文人画强调骨法用笔和中国画山水的关照方式结合起来，使人物画的造型既达到了写诗的高度，同时又发挥了中国画的特色。”

在中国画发展史上，方增先是一位勇于改革、独辟蹊径的艺术家，求新求变是他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艺术目标。中国水墨人物画发展到清代，由于市场的要求，出现了过于追求欣赏效果，而使得人物画趋于空泛浮夸及刻意而为等弊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徐悲鸿正是因为把西方的素描观点引入中国水墨人物画而引起了一场变革。这样一来，使得水墨人物画在造型方面的重要性得以强化;同时，又将笔墨与造型有机结合这样一个课题留与后人。作为新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方增先一直在创新。方增先很早就意识到，不能抱着原有的绘画风格一成不变，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还要有所创新。上世纪50年代，方增先在黄宾虹、潘天寿等先生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新人物画的探索，尝试着墨块之间的干湿、燥润、浓淡的变化对比。准确扎实的写实功底、传神抒情的笔墨效果在他的画中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

1955年，他创作的《粒粒皆辛苦》一举成为了新人物画的开山之作。这幅画中，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且透视准确，笔墨精到，线条遒劲。画中近景为一老农形象，头带白色包头，身着青白色棉布袄。右手伸向斜前方，正欲捡起一棵麦穗;左手拿着一支旱烟袋和几棵刚捡起的麦穗。一张黑红的脸庞，低垂的目光凝视着地上的麦穗。下身着黑色布裤。褶皱用焦墨写成，略加淡墨晕染，不仅使笔墨效果上虚实相生，而且也恰倒好处地彰显了骨骼结构。布裤下面的赤脚被一条白色长汗巾遮

住了大半，显露之处透视准确。长汗巾晕染较少，以书法线条组成其纹路肌理，颇具张力。远景隐约可见两辆装满谷物的马车，施以淡墨浅色，成功地拉伸了画面的空间纵深感。画作的左下角用隶书写有"粒粒皆辛苦。一九五五年六月，增先"的字样。

这幅画相较于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在构图和人物动态上有相似之处，但两幅画所表达的思想却截然不同。米勒的《拾穗者》表现的是在封建制度严酷的剥削下，农民食不果腹的悲惨境遇。画中的拾穗者佝偻着腰。粗大的手、低垂的头，暗示出生活的艰辛与无奈。远景中，农民们在监工的皮鞭与呵斥下将自己的劳动成果交给不稼不穑、脑满肠肥的贵族们却只能靠捡食麦穗维持生计，何等悲凉。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则是歌颂了中国农民勤俭节约的美德与新时期积极向上的时代风貌。那双粗糙的大手是劳动者的手，它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身后的马车满载的是丰收的喜悦，是劳动的报偿，是真正属于平凡劳动者的美好生活。画中的老农是中国亿万农民中极普通的一员，然而，在他身上却散发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质朴、善良，有如家乡父兄那般质朴、亲切。新时期以来，方增先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水墨人物画的探索。在他的画中，人物形象略有夸张，笔墨简约、飘逸，同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髓及书法的用笔等，加强了画面的抒情性与感染力。有六十年代的《说红书》、七十年代的《艳阳天》等都蕴含着丰富的艺术、社会价值。

就方先生近来的作品来看，他在创作上已进入了相当自由的境地。无论是传统中国画题材表现文人之高蹈境界与优雅趣味的作品，还是现实题材的反映牧民或乡民以及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作品，其墨色之浓淡、线条之繁简，墨与线之多寡，工与写之比重，构图之平淡与奇崛，气运之风流与沉滞，都有不同的侧重，由此他笔下的水墨人物亦呈现出主动而丰富多变的神韵和气质。而且他的作品渐渐地似乎有种趋势，越来越侧重所谓的画外之境、言外之意。关于形式与意境，方先生曾说：“近两年，体质益弱，但我正在试以书法入画，并希望在笔墨的探索中，加强意笔画中‘意’的浓度，在我看来，中国画中的意，只是一种情绪，由笔墨中表达出来……并不是有了形式就能出情绪，唯美的形式，只是一种表层的美感”。而关于艺术创作的真谛，方先生说，“艺术的原创，在于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的感悟；在于对事物的感受和对感情、思想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美术鉴赏》张道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第二版1-36页

2.《美术鉴赏》孙乃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1-19页

3.《方增先画集》方增先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