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竞争30年
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70 年:历程、现状与展望
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70 年:历程、现状与展望作者：刁伟涛来源：《财政监督》 2019年第19期刁伟涛【摘要】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70年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进一步划分成1949-1961年的“建设公债、零星尝试”阶段和1962-1978年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阶段；而后一个时期可划分成1979-1993年的“改革探索、边缘生长”阶段、1994-2014年的“平台融资、债券试点”阶段以及2015-2019年的“省级债券、规范发展”阶段。
通过进一步回溯整个中国财政史中地方政府债务的出现背景和发展渊源，从更广阔更深邃的历史视角来看待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70年，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演变脉络和内在逻辑，也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启示。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 70年历程地方债券地方债务史一、导言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也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
回顾这70年的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的东北生产建设折实公债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从80年代的地方举债逐步出现和基本建设资金“拨改贷”，到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和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从21世纪00年代的国债转贷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到10年代的地方债务清理甄别和省级政府债券的全面发行等，可以说是既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
通过梳理地方政府债务的这70年历程，并且进一步回溯整个中国财政史中地方政府债务的出现发展和背景渊源，从更广阔更深邃的历史视角来看待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70年，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演变脉络和内在逻辑，也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启示。
二、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纵观新中国70年的发展，存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国内区域竞争力问题研究综述
年月(下)一、国内区域竞争力研究背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区域(即一个地区)能否取得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从而赢得发展,既是一个时髦的热点话题,又是时代对理论工作者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区域的发展越来越为人们关注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竞争优势”和“竞争力”等概念成为一十分热门的话题。
不但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在研究,政府官员、企业家甚至普通百姓都在发议论、谈见解。
涉及区域发展时,这一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区域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
一些省、市、区之间也在实施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
(二)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向地方分权的30年,是政府向社会放权的30年。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的经济体制由集权模式向分权模式转变。
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同时进行,权力下放的领域从经济管理扩及计划和资源分配。
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赋予了地方自身发展的责任与荣誉,从而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提供了基础并形成了压力。
(三)区域之间差距越来越明显1949年以来,从地区发展战略角度可以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的平衡发展战略和之后的非平衡发展战略以及目前提出和实施的统筹协调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指导下,允许并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在宏观政策上向沿海和发达地区倾斜,所以随着各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明显扩大,并已成了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二、区域竞争力理论模型和评价体系竞争力不是一个能直接衡量的特征变量,评价竞争力首先必须构建一定的理论模型,根据模型来进行指标体系的选择。
如何构建区域竞争力评价模型及其指标体系是区域竞争力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近3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
外 的各 级地 方政府 。之所 以如此 ，一 则在 于省 级政 府与 中央政 府关 系 紧密 ，行为 带有 明显 的 国家
色彩④；再 则 囿于笔者 的知识 ，难 以对其 进行更 深 入 的分析 。即便 如此 ，由于 省级 政 府是 中央政
权 在特定 地域 的最 高代 表 ，所 以该地 域 中的各 级地方 政府 的行 为变 化也 反映 了省级 政府 的态 度与
已经成 为地 方治理 的首要 主 体 ，通过 自身的改革 和调 整 ，基 本适 应并 推动 了社会 经 济的
发展 。与此 同时 ，地 方治理 的主 体在增 多，治理 空 间在调 整 ，治理 问题也 在增 加 。地方
政府 原有 的 治理 方法 、手段 和技 术难 以应 对这 些新 的变化 ，因此地方 政府 必须进 行 改革
新 的发展 与特 点 。最后 一部 分是 总结 。
收稿 日 ： ０８１ ０ 期 ２０ ． ． ０７
① ② ［ ］托 尼 ・ 奇 ：《 人 摸 象 ： 中国 地 方政 府 分析 》 经 济 社 会 体 制 比较 》 ２０ 美 赛 盲 ，《 ０６年 第 ４期 。 关 于 省 与 中 央 的关 系 ，参 考 李 芝 兰 《 越 零 和 ：思 考 当代 中 国 的中 央 地 方 关 系 》 华 中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２０ 跨 ，《 ０４年 第 ６期 。
作者 简介 ：杨 雪冬 ，中央编 译局 当代 所研 究 员
（ 京 １０ ３ ） 北 ００ ２
对于 研究 中 国政 治 的学者 来说 ，要 全面 准确 地描 绘 和 分 析 中 国地 方政 府 近 ３ ０年 的改 革 和 变 化 ，是 一项 痴人 说梦 的工作 ①。然 而 ，在 中国 改革 开 放 ３ ０周 年 之 际 ，当许 多 学科 都 在 对 中国 各 个 领域 的 改革发 展进 行 回顾 的时候 ，笔者 仍然 愿意 冒贻 笑大方 的风险 ，根据 自己的知识 积 累和知
中国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问题
中国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问题[导读]中国面对的所有基本结构性问题，它的背后都是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
体制落后是所有经济落后最根源的问题。
当前，关于中国面对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基本上获得了共识，比如在“十二五”规划中都已经写上大部分的结构性问题，指出中国存在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
但是这里我想指出，对中国结构性问题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有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个认识很不足。
中国面对的所有基本结构性问题，它的背后都是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
体制落后是所有经济落后最根源的问题。
国际间学者最近在研究中国结构性问题时有一个发现，对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率比美国低50%，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结构性问题，能够修正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哪怕不再增加投资，中国的经济还能再增长50%出来，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有巨大的潜力。
公认的几个中国结构性问题公认的中国结构性问题有哪些呢？第一个被公认的问题，是中国过去30年里快速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是出口。
现在国际间和国内都公认，以出口推动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快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靠出口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历史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来买一个世界最大国家的出口。
为什么中国一直靠出口来推动，为什么经济增长这么依赖出口推动？核心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这也是现在公认的问题。
内需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国内的消费水平低，换成统计数字，含义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G D P的比例低，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中是全世界国家里最低的。
不仅仅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低，而且过去几年里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
如果我们只看老百姓的消费，消费的绝对水平是在上升，但是消费增长的速度低于G D P增长的速度，所以这个比例过去这些年里逐年下降，这导致了中国的消费不足、内需不足。
地方政府竞争：理解中国旅游经济现象的重要视角
渐 进 的 长期 过 程 。
【 关
键
词 】政 区竞争理论 ；旅 游地政府竞争 ；双 重效应 ；过度竞争 ；消解
【 中图分 类号 】Ｆ ９ 【 ５０ 文献 标识码 】Ａ 【 文章编号 】２９ ０５—１６ （０ ２ １— ０ ８—０ ３ １ ２ １ ）０ ０ ７ ７
第２ ８卷 第 １５期 ３
２１ ０ ２年 ２ 月
湖 南财 政 经 济 学 院 学 报
Ｊ ｕｎ ｌｆＨ ｎ ｎＦｎ ｎｅａ ｄ Ｅ ｏｏ ｉ ｎ ｅ ｉ ｏ ｒａ ｕ ａ ｉ ｃ ｎ ｃｎ ｍ ｃ Ｕ ｉ ｒ ｔ ｏ ａ ｓ ｖ ｓｙ
ｌ ２ Ⅳ０ ３ ｆ ８ ． ．１ ５ Ｆｅ ２ ２ ｂ． ０１
景 区 门票 涨 价 、遍 地 开 花 的 同类 旅 游 产 品 开 发 、 展 ，产业体 系不 断 完 善 ，产 业 功 能 逐 步 释 放。 雷声大雨点 小 的 区域旅 游合 作 等 ，引 发社会 各 在这 一过 程 中 ，各 地 出现 了一 些 独 特 的 现 象 ， 界人士关 注 。专 家学 者从 不 同 的角度 对上 述 问 受 到普遍 关注 ；学 者提 出了不 少 建议 ，相关 部 题进行研究 并 提 出对 策措 施 ，但事 情 并没 有得 门采取 了相应 的措 施 ，但 成效 不 明显 ，有 些甚
地方政府竞争 ： 理 解 中 国旅 游 经 济 现 象 的重 要 视 角
李 庆 雷 杨 春 和
（ ．云 南师 范大 学 旅 游与 地理科 学 学 院 ，云 南 昆明 １ ２ ．云 南农 业大 学 人文 社 会科 学学 院 ，云 南 昆明
我国30年对外开放的历程、成就和经验
1.我国30年对外开放的历程、成就和经验30年的对外开放是一次新的长征，我国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30年的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历程我国的对外开放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8至1991年以沿海地区开放为重点的探索开放阶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并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1979年，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开放，对外经济活动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80年5月，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导示范基地。
接着，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到80年代末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沿海开放地带。
这一时期，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
第二阶段：1992至2000年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和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阶段。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等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思想。
1994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互接互补”的新要求。
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实行沿江和沿边开放，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地纵深推进，进一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格局。
这一时期，我国实施一系列鼓励扩大开放的举措，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在国际分工序列中的地位上升。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对外开放步入历史新阶段。
2001年12月11日，经过长达15年艰难而曲折的谈判历程，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的区域市场整合机制——中国式分权框架下的地区专业化研究
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的区域市场整合机制——中国式分权框架下的地区专业化研究王凤荣董法民摘要：市场化是我国30多年来渐进式改革实践的基本取向，而政府行为在市场化演进中的作用却是理论界聚讼不休的焦点问题。
中国式分权背景下，政府行为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演进中的作用机理及其逻辑框架为：由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驱动的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间的市场整合具有双刃效应。
利用K r ug—grl an专业化指数计算全国30个瘩1999—20t0年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在控制了各种变量之后，使用G M M 方法考察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中旨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积极竞争(即顺市场力量)促进了地区专业化，而地方保护主义等消极竞争导致地区逐渐封闭并形成大而全的产业体系。
此外，还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效应和跨时效应。
关键词：政府竞争；中国式分权；地方保护；地区专业化一、引言市场化是我国30多年来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取向，也是缔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性制度安排之一①。
市场化改革的题中之意在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逐渐增强，而政府行为(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弱化。
因此，市场化与政府行为在理论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改革实践中更是如影随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包干和分税制改革打破了此前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使地方政府逐渐拥有了对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
与财政分权相对应的是政治集权，这种基于政绩考核的制度性安排向地方政府提供了市场化的激励。
正是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式分权制度②，内生决定了地方政府之间必然会展开竞争。
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税收、公共服务等手段吸引要素的流入，另一方面通过地方保护等手段限制要素的流出③。
许多文献都关注到了地方保护主收稿日期：2012一10—0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竞争、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的机制与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1N Y l48)；山东省自然科学基会项目“我国企业并购的产业整合机制与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009ZR B02104)；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企业并购的决策机制、授融资行为与宏微观效应研究”。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_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周黎安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0的性质与特征,并试图揭示这种特定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
本文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它目前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
关键词:晋升锦标赛地方官员的激励中国经济增长一、引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0。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方面表现为GDP增长速度高、持续时间长。
从增长速度来讲,自现代以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在30年间保持每年将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只持续了20年。
按照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趋势,许多学者估计,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不止30年,有可能长达40年。
但另一方面,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奇迹的神秘之处在于其/非常规0的性质: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若干增长条件,如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甚至处于低水平阶段,如人均资源禀赋、技术创新水平。
也就是说,按照这些理论的预言,中国不应该有经济奇迹发生。
由于诺斯的开创性贡献(North and Thomas,1971;North,1981),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制度尤其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被认为只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内在源泉,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是一国的制度安排。
最近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国的司法制度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而政府的结构以及受到的权力约束也同样影响经济增长(Shleifer and Vishny,1993;Delong and Shleifer,1993;La Porta等,1998)。
中国市场体系30年的历程、经验与发展
中国市场体系30年的历程、经验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市场体系也已基本建立起来，并正在不断完善。
中国市场体系：30年发展历程30年来市场体系建设显现出明显的渐进性、阶段性特征。
纵观市场体系建设的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市场体系建设的起始阶段。
其背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的序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率先启动，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促使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快速增长，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
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率迅速提高，国家逐步放开了城乡集市贸易和个体经营（1984年，全国城乡个体户达930.4万户），逐步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对部分工业产品实行浮动价格。
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了商品分销渠道的市场化发展，一些商品专业批发市场应运而生（如义乌、温州、武汉汉正街等）。
当然，这一阶段的市场发育仍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总体格局未变的情况下展开的，且仅局限于消费品市场领域，但市场体系建设毕竟已经破土而出。
第二阶段（1985～1991年），市场体系建设的展开阶段。
其背景是，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认识，经济体制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
商品价格体系、价格管理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出现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价格等多种价格形式。
工业生产资料探索价格“双轨制”，即增量部分以市场价格进入市场流通。
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概念，同时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路径。
但市场体系建设仍有明显的局限性，改革仍主要局限于“增量”部分，市场的发育仍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羁绊。
陈功：凯恩斯主义,是个骗局
陈功：凯恩斯主义，是个骗局作者：侯耀晨来源：《中国商人》2009年第04期《中国商人》:张五常认为,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来源于“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
也有人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激烈竞争将中国地方政府拉入拼资源、拼优惠政策、拼内耗的恶性竞争泥潭。
同时以这种恶性竞争为动力的初级增长模式也使当前中国拉动内需成为一个难题。
您如何评论这两种观点的分岐?陈功:中国经济奇迹可以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张五常先生的解释相当别具一格,但对中国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单纯用县与县的制度关系来解释,似乎偏狭小了一些。
可能更好的解释,应该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相当快,现在很多农村中的实际人口,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子,年轻人都到了城市去打工,实际中国城市化的比例,恐怕还要高。
这显然对中国农村社会以及整体经济效率是有严重影响的。
另一方面,假如中国每个农民需要每年2000元的社会保障以及公民福利,那么10亿农民每年就是2万亿,改革开放30年,就意味着60万亿的资金。
这笔资金本来应该在农村,但实际却是农村没有城市有,我们的经济奇迹是以社会福利的极大削弱为代价而形成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很关心GDP增长率,但这个数字的背后,实际是一种血汗增长率。
而在制度压力之下,巨额资金用于城市,当然会支持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至于县与县的制度清晰,恐怕从宋朝、明朝、清朝开始,中国就是如此了。
《中国商人》:张五常认为,挽救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三个选项:其一是以凯恩斯为鼻祖的宏观派,主张政府花钱投资,刺激消费。
其二是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主张增加货币量与借贷,从而在制度中加些滑油,使收入与财富上升。
第三个选项是张五常的“微观派”,主张“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先让工资与物价下降,增加就业与企业的租值,跟着带动财富与收入的增加。
”安邦对此三种救市理论持何见解?陈功:全球经济危机并不是每次都是相同的原因,“全球危机”一词是现实的,但“全球经济危机”一词,却是模糊的。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研究综述
之 后 中国 的财 政体 制 出现 了分 权 化 的趋 势 。其 中 ，２ ０世 纪 ８ ０年代 经历 了三 次 较 大 的 财政 体 制 改 革 ：１ ９ ８ ０年 实行 “ 划分 收支 ，分级包 干 ” 财政体 制 ；１ ９ ８ ５年实行 “ 划分 税 种 ，核定 收 支 ，分 级 包 干” 财政 体制 ；１ ９ ８ ８年 实行 “ 多种形 式包 干 ”财 政体 制 。以上财 政体 制 改革 都 采取 了 “ 分权” 的 措 施 ：地方政 府 向 中央政 府上 缴一 个 固定 比例 或额 度 的税 收 收入 后 ，可 以保 留剩 余 的 款项 ；同时 ， 地方政 府也 承担部 分公共 品 （ 服务） 的供 给 责任 。 由于 地方 政 府利 益 和责 任 的 明确 化 ，而 且按 照企 业 的行 政隶 属关 系组织 财政 收入 ，具备 了财政 收入 的剩 余 索取 权 ，在地 方 政府 之 问 的财 政 博弈 中 ， “ 包干 制 ”导 致 了地方政 府之 间 的重 复建设 、市 场割 据 、盲 目竞争 等 问题 ；在 地方 政府 与 中央 政府 之间 的财政 博弈 中 ，由于预算 外 和制度外 资金 管理体 制改 革 的滞 后 ，“ 包 干制 ” 也 刺激 了地方 政府 将预算 内的财政 资源转 移到 预算外 或制度 外 ，或通 过税 收减 免 的方式 “ 藏 富 于企 业 ” ，损 害 了 中央 政府 的利 益 ，弱 化 了中央政 府 的宏 观调 控能 力 。
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
佐利克与《2030年的中国》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文版） 2月末，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该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对中国发展与改革问题做出了分析和建议，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份选在“两会”之前敏感时间发布的报告，对中国发展与改革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该报告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对中国有何政策建议？安邦研究部翻译了本报告的主报告，以飨客户。
注：本报告仅供学习交流参考之用，报告版权归原作者单位所有。
【摘 要】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绩效，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
GDP 年均增速高达10%，5 亿多人口脱贫。
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制造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届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不过，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首先，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未来能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 本报告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认识到相关风险。
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这并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
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2030年的发展愿景，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
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转向高速增长轨道，他在凝聚共识、推动根本性战略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
“十二五”规划是一个良好开端，在融汇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报告提出了直到2030 年的长期战略。
重要的是，本报告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
研究引出了如下六条重要结论。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 首先，实行宪政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就 首先， 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是实现法 治和保障人权的强有力手段，通过审查法 律和政府行为是否合法，迫使法律清良和 政府本身守法，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 违宪审查能在广泛的领域抓住突出问题保 障公民的权利，从而起到通过法制手段缓 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作用。中国宪法已经 确立了违宪审查的法律和理论基础，只需 要建立机构，使其运作起来。
• 其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了领导 其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职务终身制的问题， 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就解决了领导人权力 搬迁转移的问题。 搬迁转移的问题。
• 1976年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天都塌下 来了，国家怎么办啊。那年很多人排队买黑纱， 整个国家都一片暗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 制度交接，我们不可能有这30年的经济社会的发 展，所以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82年 宪法固定和总结下来的。
• 其三，扩大了地方的自治权，设置了常委 其三，扩大了地方的自治权， 会。
• 82年宪法里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地方建立了 一个常设的议会。在西方很多单一制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 的权力。它有立法权，这个权力是很大的，只要跟国家的 宪法法律不相抵触，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律。 国家没有列的他也可以做。当然我们习惯于中央集权的思 维方式，总是看到上面领导有什么指示才立法，这不是宪 法制度的安排。其实我们地方立法权比英国、日本、法国 单一制的国家的自治权力要大得多。我去英国专门研究过 英国地方自治的问题，英国到1999年才开始权力下放，原 来地方没有议会，没有立法权。
• 再次，是以选举为出发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此 再次，是以选举为出发点的政治体制改革。 要扩大人民直接参与的民主选举，可以尽快地从 乡镇党政领导人的公开直选开始。这方面已经有 了不少地方主动改革的经验，它对解决基层政府 与群众矛盾冲突的制度性措施，可以大大提高党 在基层的合法性基础，也有利于提高党的民主选 举能力。并在若干年内实现县一级的领导人直接 选举。在自上而下的政治约束机制灵的情况下， 建立人民对政府的约束机制是最好的办法。直选 可以大提高政府及领导人的权威，从而使政府能 更好地面对社会危机。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100多年完善市场的道路，把西方100多年的发展压缩到30年，矛盾则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30年的改革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
在这千头万绪的改革中，总体上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主要解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问题。
”［1］然而，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无疑是解决上述三个矛盾的重要的物质承担者，因而毫无疑问成为中国改革、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失败而不断前进的过程。
中国政府在30年中进行了6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大致每隔5年进行一次：1982、1988、1993、1998、2003、2008年。
回顾30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我们认为有成就有问题，因此客观评价与反思30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得与失，从中总结一些经验与教训，是我们行政管理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回溯30年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我们认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调整政府机构的结构与运行，重点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通过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型来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来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解决公权过大过多，私权过弱过小的问题；通过政府的向下分权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随着历史的推进具有精简化、分权化、市场化、国际化、服务化的趋势。
推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本质动力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市场化的驱动；其内在动力表现为党的方针政策的推动与财政的压力。
政府机构改革的层面由初期的政府机构结构调整的技术层面上升到职能转变、体制改革的政治层面；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经历了精简机构、职能转变、理顺关系、职能整合、政府转型的不同阶段；我国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两大制度性成果为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制度基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与世界在一系列制度平台上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化的开放与合作关系。
地方政府竞争的约束和调节
地方政府竞争的约束和调节安徽未来表面技术有限公司缪建军一、地方政府竞争是如何产生的？从一些史料上看，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地方政府竞争，只不过那时的竞争缺乏必要的制度平台，而显得有些杂乱。
改革开放伊始，出于财政的压力，一些地方自发实施了承包制，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承包制。
承包制不仅推广到企业，而且也推广到政府内部，从而形成了我国当时独具特色的地方政府财政包干制度。
在财政包干制度下，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多劳多得，这对政府、官员、当地居民都有利，于是地方为了本地利益，必须展开资源争夺，由此引发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竞争虽然逐步开始走向正轨，但存在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政府主导的重复建设还是存在、公共支出结构仍然扭曲、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仍然存在等。
地方保护主义、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招商引资混乱等已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恶性竞争的主要表现。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没有合作的竞争必然导致无序和混乱，并可能使竞争走向负面。
地方政府竞争，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但是政府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地政府一把手的决策选择，政府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各地政府官员之间竞争。
我们将官员之间的这种竞争行为称之为“官员晋升锦标赛”。
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权减少了，事权反而在增加。
地方政府不仅要发展当地经济，还要提供足够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当地民众的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来填补这个资金缺口，这就形成了现在的“土地财政”。
二、西方国家如何约束和调节政府竞争西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主要关注税收竞争。
在西方联邦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一般具有一定调整税率的权力，从而税率调整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吸引要素流入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对可流动要素收益征税也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各级州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如为了吸引外资而展开的引资竞争就是一种典型表现。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水平的比较分析
作者： 武少芩
作者机构： 上海金融学院,上海201209
出版物刊名： 统计与决策
页码： 129-132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1期
主题词：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水平;主成分分析;比较分析
摘要：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领域为公共投资，文章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分税制以来历年各截面上数据进行了分析，对各地方政府历年的公共投资水平进行了排名，并对各年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公共投资的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不协调。
在此基础上，文章就如何构建合理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竞争秩序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编者按】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件。
不久前，国内一家日报就邓小平南巡20周年纪念以及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采访了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
韦森教授就原来的采访稿做了较多的文字修改和增补，并授权FT中文网全文发表。
记者：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您如何看过去20年的改革和现状？韦森：我以为，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有三个大的事件要记入历史的：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第二是邓小平南巡，没有他的南巡讲话和决策，就没有现在的发展；第三就是入世。
没有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没有这么快的增长。
不管怎么看改革20年，至少这入世十年，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大的，人们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这在中国历史上均是史无前例的。
从近30多年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只是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才有了起飞，但是真正快速增长，是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之后才发生的。
不过，这十年我们基本上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整体的政治体制却变化很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我们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韦森：所谓吃“市场化改革红利”，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经济学术语，而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
当然，近些年也有不少学者在用“市场化改革红利”这个概念，并做了一些计量研究，甚至发现这种“红利”对过去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贡献了近16％。
我不大相信这种计量的东西，但是至少可以在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把过去中国30年经济增长理解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意思是说，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交易行为和市场活动是受压抑和制约的，因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在1978年后，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加速进行。
到21世纪初，在整体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而经济的民营化过程（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民营经济的自发成长和外资的进入），可以被视作为这个市场化过程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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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985 工程 中国经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的支持。
[收稿日期]2009-08-02[作者简介]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公司金融研究;宋紫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30年*周业安,宋紫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关键词] 地方政府竞争;经济增长;财政分权[摘 要] 本文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竞争的性质及其后果,并总结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的主要成果。
本文认为这种地方政府竞争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比如经济波动、地方保护以及公共品供给的扭曲等。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11-0028-09一、导 言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和转型并存的经济体,就经济增长的模式来说和早期的东亚模式类似,比如强调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注重出口导向,注重投资的核心地位,以家族企业为特色的微观经济组织等等。
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东亚模式之间存在一些本质的差别,除了政府和国有部门对资源的控制以外,政府介入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途径也完全不同。
在中国,更多地表现在地方政府像公司一样运行,[1]地方政府并不特别关心公共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而是更关心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绩效。
尤其是地方政府竞争强化了这类行为。
所以,在很多学者看来,要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地方政府竞争着手。
地方政府竞争其实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普遍存在。
发达经济体都采取不同程度的财政分权,每个辖区(无论是州县还是一些大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的税权。
各个辖区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通过公共政策的策略制定来吸引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流入本辖区。
给定资源的有限性,辖区之间就存在某种竞争关系。
如果按照作为竞争主体的政府间关系划分,辖区竞争可分为纵向竞争(interg overnmental competition 或vertical com petition)和横向竞争(interjurisdictio nal com -petition 或horizo ntal competition)。
[2]所谓纵向竞争,就是指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通常更多地关注中央和州(或者地方)之间的竞争。
横向竞争是指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比如州之间、城市之间、特别区之间、县之间的竞争等等。
如果按照竞争的性质划分,那么辖区竞争又可分为溢出效应、财政模仿和标尺竞争三种方式。
所谓溢出效应式的竞争,主要是指某个地方政府增加某项公共服务支出,就可能惠及周边辖区的28居民,这就是所谓的正溢出效应或者正外部性,结果可能促使周边辖区免费乘车。
而财政模仿式的竞争主要是指辖区之间相互模仿竞争对手的财政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从而可能导致各地区之间公共政策趋同。
标尺竞争则是指选民会比较自己所在辖区和其他辖区的经济政策,以此来决定自己手中的选票,结果其他辖区的政策就被选民当作标尺,来考核自己所在辖区的政府,基于这种原理,各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为了获得连任,就需要展开标尺竞争。
现有的研究发现,辖区之间的这些竞争不仅存在,而且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么国外如此,国内是否也这样呢?国内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关注由来已久。
早期人们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进行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化改革(核心是财政分权改革)?不过这个问题在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后不再作为热点来讨论了。
二是如何协调地区之间的行为?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所以需要加以解决。
但当时在面对这两个问题的时候,研究者更多的是思考对策,而没有提出理论的解释。
真正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还是近十年的事情。
国内外学术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理论上关注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的经济后果上。
而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概念是由何梦笔(1999)[3]、冯兴元(2001)[4]等在Breto n(1996)[5]的理论基础上率先系统提出的。
在此之后,一些文献开始基于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或者把地方政府竞争融入分权框架中,以此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好与坏的后果。
这些研究从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出发,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竞争的性质;二是这种竞争的后果。
不过,和国外的相关文献比较,围绕中国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的研究工作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内容,那就是地方政府竞争的存在性,对这个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
现有的研究都假定竞争已经存在,然后讨论竞争的其他问题。
这恰恰是本文的出发点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下面我们将现有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研究思路和结果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价,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给出未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视角。
评价分两个部分展开:一是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性质的研究;二是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后果的研究。
当然,就现有文献来说,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研究内容要丰富得多。
二、地方政府竞争的性质国内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从分权到政府间竞争的渐进认识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则经历了一个从描述分析到实证研究的过程。
早期的研究目的是试图揭示改革开放前传统体制的性质以及运行机理和后果,其中用到了政府竞争的概念,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樊纲等人(1990)提出来的 兄弟竞争 概念。
[6]后来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开放本身,试图理解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及其后果,这期间海外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这类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的如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等人提出的 经济联邦主义 的观点,[7]以及邹恒甫等人对财政分权的研究;[8]与此同时,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财政分权问题,只不过国内学者更关心的是如何进行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而不是理论本身。
在钱颖一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开始尝试揭示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性质,这一工作首先从直接引入地方政府竞争这一概念展开,然后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政府间关系中所存在的信息和激励难题,转而讨论中国式的分权和中国式的地方政府竞争。
图1勾勒出了这种理论思考逐步深化的过程。
29从上图可以看出,迄今理论界对中国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五个阶段,首先是兄弟竞争观点的提出;然后是钱颖一等人对中国的分权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视角,开始尝试通过该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这一阶段,财政学的学者则开始研究税收竞争问题,税收竞争的研究对地方政府竞争视角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在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基础上,周黎安等人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的标尺竞争;最近,研究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的策略互动,并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研究相关的问题,重点是讨论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支出竞争和其他竞争的存在性、程度及其后果,这类研究才开始真正和国外的政府竞争理论对接。
(一)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的制度力量逐步释放,经济组织的效率逐步提高,居民收入逐步增加,经济增长率虽然波动较大,但增长的趋势比较明朗。
特别是和其他转型国家相比较,中国的经济转型似乎显得特别成功,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学者们进行研究。
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创造出了有效的市场化激励,而其他采取激进改革模式的转型经济相对缺乏激励呢?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来自钱颖一等人。
他们基于财政分权文献和激励理论的视角,认为这是中国特定的政府间分权制度所导致的。
中国从集权向市场制度转型的过程是一个政府逐步分权的过程,在这种分权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实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联邦主义制度,但形成了 中国特色的分权 。
按照M ontinola,Qian和Weing ast (1995)[7],以及Qian和Weingast(1996)[9]、Jin, Qian和Weingast(2005)[10]等人的观点,这种中国特色的分权应该称之为 财政联邦主义,中国风格 ,或者 经济联邦主义 ,或者 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 。
在地方政府没有获得相对独立税权的前提下,拥有了部分公共职能的事实自由处置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 经济联邦主义 ,这种分权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激励,从而能够起到促进市场或者保护市场的作用,并促进了经济增长。
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既然地方政府类似一个利润中心,那么相互之间必然会展开竞争。
比如孙广振和张宇燕[11]以及张维迎和栗树和[12]等人的研究。
问题是这种竞争和市场中厂商的竞争类似吗?张维迎等人的早期分析并没有给出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具体描述。
何梦笔(1999)基于Breton(1996)的政府竞争范式和思想,提出了一个政府竞争的分析框架,以此来比较分析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的绩效差异。
[3]不过他的分析是描述性的,并没有像钱颖一等人那样给出一个完整的理论逻辑和模型。
尽管何梦笔的分析略显粗糙,但给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从而引发了相关的后续研究。
比如冯兴元(2001)进一步整理了其分析框架,并利用该框架研究了我国公共物品融资等问题。
[4]笔者也在这一框架的影响下,开始尝试运用博弈论的思想对地方政府竞争的不同策略及其后果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13]在笔者看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一种策略博弈,这种思路符合政府竞争理论的主流范式。
基于早期的这些研究,国内的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简单的博弈模型或思想来研究地方政府竞争问题。
和这一阶段内容有关的且比较重要的著作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建立地方政府竞争的产业组织模型,来系统研究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性质与后果,比如杨海水(2005),[14]他分别建立了地方政府竞争的产业组织模型(比如具有古诺特征的补贴率竞争模型等等),系统地讨论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地方政府竞争的不同策略和均衡解,并通过数字计算给出了相应的证据。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通过研究财政分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规范地讨论政府竞争及其后果,尽管讨论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有点间接。
这方面的代表文献是张晏(2005)[15]、傅勇(2007)[16]等。
张晏(2005)通过建立基于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的增长模型系统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分权和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相关理论命题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30之间的确存在税收竞争,比如围绕FDI的税收政策的竞争,并且分税制后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促进了经济增长。
傅勇(2007)基于面板数据方法,侧重研究分权、政府竞争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确存在财政竞争,但这种竞争导致了地方公共支出的 偏向 ,即侧重经济建设支出,忽略了社会性支出,从而导致地方公共品供给缺乏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