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地佛教本土化进程
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中国宗教文化的交融
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中国宗教文化的交融
佛教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宗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与本土宗教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这种跨文化交融，不仅丰富了中国宗教文化，也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传入历程
佛教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文化逐渐传入中原。
最早传入的是小乘佛教，后来随着大乘佛教的传入，佛教在中国逐渐扎根并融入当地宗教氛围。
本土化发展
在中国，佛教与道教、儒家等本土宗教文化相互交融。
佛教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禅宗的发展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密宗法门融合了道教的元素，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传统。
文化交流
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传播，更是文化的交流。
佛教艺术、建筑、文学等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文化符号，影响了中国的艺术与文学发展。
教义传承
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并非简单的接受与套用，而是在传承佛教教义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弘扬了普世慈悲、舍己为人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之道相得益彰。
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是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既展现了佛教的包容性与普世价值，也丰富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这种跨文化交融与融合，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中国宗教文化的繁荣与传承。
结：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是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文化的多元交流与融合，为中华文明的繁荣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简述汉地佛教大发展与传播
简述汉地佛教大发展与传播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依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屠浮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史称这一佛教初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
1998年时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
东汉明帝与永平七年（64年）派蔡愔，秦景西行求佛经。
蔡愔等偕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驼佛经等至洛阳。
永平十一年（68年）嫩（去掉女字旁）建白马寺供西僧寓此译经。
史称这一事件为“永平求法”，与“伊存授经”同为佛教初传中国的两大历史事件。
两汉之际、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译传阶段。
近代汉地佛教，除少数律寺（律宗）和讲寺（天台宗）之外，几乎都是禅宗丛林。
而禅寺中绝大多数属临济宗，少量属曹洞宗，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
在修持方面，禅僧又都“禅净双修”，禅宗净土宗的界限已十分模糊。
简述道教大产生与发展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为代表。
东汉末年，即东汉末年，即东汉顺帝时（126—144年），在蜀中鹤鸣山（今四川省大邑县境内），张陵（又称张道陵）倡导正一盟威道，因信徒入教必须交五斗米，故俗称五斗米道。
因老子宣扬“道”，所以五斗米道，即为早期的道教。
道教形成很多教派，概括的说可以分为符箓派道教和丹鼎派道教。
丹鼎派道教内部又分为外丹派道教（重在炼制服食“延年益寿金丹”，“长生不老药”）和内丹派道教（重在修炼道教气功“内丹术”）。
因金丹效果不佳，宋代以后外丹派道教逐渐衰落消亡。
金元以来至今，全国道教形成全真道（金初创立）与正一道（元代形成）两大教派。
目前全国道教宫官大部属全真派，正一道主要流行在江南和台湾地区。
简述中国古代建筑大特点（）使用木材作为主要原料，满足实际使用功能的需要，又创造出优美的建筑实体以及相应的建筑风格（）采用框架式风格，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比较原始简单，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外已很少使用。
（）灵活安排空间布局，由于墙体隔断只起维护作用，并不要求承重，所以有些可以移动或拆除，是室内空间的大小，形状可以可根据需要加以改变。
论佛教中国化
论佛教中国化文/杨爽佛教中国化历程漫长，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佛教的某些话语解为汉地人士所掌握并大众化。
佛教的思维模式及取向也深深内化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文化心理倾向。
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实现，充满了对儒家魔法信仰的怀疑与消解，对盲目信仰的批判。
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理性化以及性格塑造有积极意义。
同时，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道文化的影响。
佛教讲究“业报”，“业”，一般而言，分为身、口、意三业。
我们可以发现，“业”在大乘有宗看来主要是在思的作用下产生的，并由此而赋予“业”以形而上学的色彩，来解释宇宙、人生中的因果缘起。
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以业感缘起作为其理论基础，业及缘起学说内化为普通信众的心理倾向。
业感论的生命整体理解模式仍旧与气论的神秘色彩共存于当今人们的思维与信念世界中。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宇宙秩序是要以‘道’的概念加以阐发的，这种概念在儒家以及大多数其他学派中都是共同的，要么是儒生那样以世俗的方式‘适应’社会领域里的世界秩序，要么就是道教徒那样的玄妙深思的离尘脱俗的态度。
这说明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同样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大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佛教的佛学中国化的代表是禅宗。
这最能突出中国化佛学的思维批判之特色。
在中国传统思维中 ,诸如体、用、能、所、天、人、阴、阳等等一些术语的对立组合模式已渗入到民族心理的积淀中去，形神论争不过是在佛学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时所激起的思维上的一朵浪花而已。
佛教精神的反本质主义，是对反对自我、事物乃至对世界的本质探求。
如果有人认为有本质的存在，便会陷入两种困境中去，一是进入神秘主义，另一个就是可能对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责任与义务的放弃，导致伦理的虚无化。
因为佛教文化自身也有问题，有学者指出“对宇宙人生之苦的感受与说教，一方面确实曲折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则仍然重复着佛教的基本教义。
基于人生之苦的解脱论引导禅僧追求虚幻的精神自由，造成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的中国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结构中的无奈妥协【摘要】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可以在漫长的岁月里占据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是因为封建社会建构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地主经济——儒家正统——官僚政治”一体化结构。
而佛教这一异域文化来到中国之后，与一体化结构多有矛盾，于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佛教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社会，最终臣服于一体化结构并消融于中国文化之中。
【关键字】佛教，中国化，一体化结构一，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结构概念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实现了大一统以后，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分裂和动乱，但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形式。
中国封建大国以其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绚烂的文明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然而不论是统一或是分裂，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的是中国特色的建立、维护封建国家的组织结构——“地主经济——儒家正统——官僚政治”的一体化结构。
下文简称“一体化”。
首先分析一下一体化结构。
“统一的信仰和国家学说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而官僚机构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
”《在历史的表象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组织官僚结构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第14页实现管理国家，这就使得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实现了一体化。
“在儒家国家学说指导下，各级官员都以‘忠君保民’为首要的政治素质，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上，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号令。
自从汉代确立了儒家正统之后，几乎历朝历代都以其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官员也几乎由清一色的儒生所组成。
这就将儒学和官僚统治阶层捆绑在了一起。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两种自发趋势。
一种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主统治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日益紧密的结合，从而出现贵族化和分裂割据地方势力的猖獗；另一种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者，也会因为封建主对土地的管理权变为占有权而造成农奴化，即封建主对生产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合而为一。
论佛教的中国本土化及其现代意义
论佛教的中国本土化及其现代意义作者：于丹来源：《魅力中国》2018年第07期摘要：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自传入中国至今已有漫长的历史可以追溯。
一种异域文化能够在中国传承千年，不仅需要自身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更重要的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借鉴与充实本土文化，佛教中国化正是异域文化在交流碰撞中与本土文化完美融合的成功典范。
研究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对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世界文化传播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宗教；佛教；本土化；现代意义在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儒释道三家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与儒、道两家本土出生的宗教流派不同，佛教自遥远的印度而来，起初并没有和中国本土文化较高的契合度，但它发展至今，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不得不归功于其漫长的本土化过程。
本文将从佛教传入背景、中国化特征分析及其蕴含的普世价值观等角度来探析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及其现代意义。
一、佛教的传入佛教得以传入中国是时代需求和政治策略综合作用的结果。
佛教在东汉末从西域传入中国，当时社会黑暗，帝王软弱无能，宦官外戚专权，政治局面混乱，再加上连年大旱，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统治者却碌碌无为。
此时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社会控制力逐渐衰颓，亦不能控制住局面。
这就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选取一种能够与儒学相融合的思想，从而削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恰好佛教思想符合社会上层的诉求，因此，它得以有机会传入中国，这可以说是社会上层与佛教之间相互选择的结果。
[1]除了政治因素外，佛教早期传入地也为佛教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敦煌便是我国早期传入佛教思想的地区之一，它与广袤的西域接壤，位于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接地带，是中西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一站，被当作国门。
当时的敦煌商业繁荣，且距离中原地区较远，各种政治势力和战乱以及中原地区的儒家和道教思想对该地区影响较小。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佛教文化才在中国得以初步发展，并最终由此传至其他地区。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力宣扬，得到了较突出的发展，并从此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至隋唐走向繁荣鼎盛，随后佛教进入漫长的衰退期，但是佛教始终没有泯灭，一直在民间得以流传。
略论汉代佛教初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略论汉代佛教初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作者：陈晨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20年第09期【摘要】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经不断的探索，从借助儒道思想解释自身到后世和中国本土儒家及道家思想并立，成为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三家之一，其发展与中国本土化融合密不可分。
【关键词】汉代；佛教；本土化【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佛教由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前5世纪的印度创立，迅速成长为印度影响力巨大的宗教并不断向外传播。
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支持下佛教走出印度，以克什米尔为中心，延大夏、大月氏、康居、安息经于阗、龟兹进入我国，作为北传佛教的一支在中国发展壮大，并同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共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一、佛教进入中国时间的探讨佛教在中国最早的相关记录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高僧传》载：“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
’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
”蔡愔、秦景在寻法途中于天竺遇到摄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返回洛阳，此为汉地有沙门之始。
傅毅可以在汉明帝疑惑时指出金人为西方的佛，说明佛教此时已传入中国，因此，佛法东传应在汉明帝之前。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其实还有许多种不同说法：（一）伯益知有佛刘宋宗少文《明佛伦》曰：“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
’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图所兴。
’偎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
固亦既闻于三五之世也。
”这里即是说“偎人”与“爱人”与佛法中的词语相通。
（二）孔子已知有佛《列子》中有一则记载，有人向孔子提问“孰为圣人”，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此番回答被后世佛教徒认为是孔子时代已有人听说过佛法的证据，西方圣人是指佛陀。
（三）汉武帝拜金人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
从附会与格义看佛典汉译的本土化
从附会与格义看佛典汉译的本土化导入本土化历程：佛经翻译源于东汉（148），发展于六朝, 大盛于隋唐，衰落始南宋。
本土化策略：东汉末年：附会法三国两晋：格义法南北朝隋唐：义解法，悟解法等一、何为附会法本身概念：把本来没有某种意义的事物硬说成有某种意义，也指把不相关联的事物勉强牵拉在一起。
如：牵强附会。
作为译法：附会法就是指套用中国文化观念尤其是汉代流行的观念术语去译解印度佛典，是佛教初传时的一种常用解经方法（李霞，中国哲学史）。
1. 附会法译事举例《四十二章经》——附会方士道术。
称佛教为“佛道”、“释道”或“道法”，称“学佛”为“为道”、“学道”、“行道”、称对佛教有所领会者为“道人”。
该经译者还以当时流行的灵魂不死、肉身成仙观念来理解“阿罗汉”，说“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
”安世高的译作《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
在前者中将“诸法无我”解译为“非身”。
在后者中将“安般守意”解译为道教的“呼吸吐纳术及医学之气功”“安盘”说被附会为中土“元气”说“因果说”被附会为中土“宿命论”，如其中的“业报”被直接了当地译为“宿命对”。
释者明确地把经中的“禅定”视为“成仙的手段”支谶译作《道行般若》将大乘佛教中的概念“真如”或“实相”附会为道家的“本无”。
而诸法“本无”的说法并不能准确表达大乘佛教这一旨趣。
（李霞，中国哲学史）2. 对附会法的评价附会法产生的必然性：方士道术的大流行，佛教需寻求一席之地。
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需要，附会于方士道术的术语，更易于其本土化进程。
方士道术与佛典都旨在解决人生之生老病死问题，在义理方面有相似性。
附会法的局限性：汉译佛典中参合中土术语，且又并非融为一体，而是极其牵强附会的。
语言表达与义理领会不一致。
赞宁“梵客体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合，盌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
”（《宋高僧传》郑三）二、何为格义法所谓“格义”，“格”乃量度之义，“义”即佛经之义，“格义”即是以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主要是当时流行的玄学概念）去量度（翻译、注释、诠解）佛教的概念和义理。
精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中国目前有四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其中以佛教为首。
佛教无论从历史影响力，还是于中国文化，中国国民的关系上，都远非其他教派可与之比拟的。
可以说佛家文化已经早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长河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篇文章通过回顾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探讨宗教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对佛教这一东方大教有一个更深跟全面认识的目的。
1，佛法东传，白马西来佛教兴起于公元前五到六世纪，起源地在今尼泊尔，创始人释迦牟尼。
大约在公元前后在中国流传，所谓佛法东传，白马西来。
关于中国佛教起源的说法有多种，其中比较古老而最富盛名者，当推汉明帝的感梦求法说，据晋袁宏后汉书的记录：初，明帝遇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笔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象焉。
此一说法被视为中国佛教的起源。
汉明帝十年，有印度僧人用白马驮着经书到达洛阳，在明帝的首肯下，佛教文化得以在中国传播。
而当时兴建的白马寺也成为中国佛寺的雏形。
其实，佛教传入中国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早在秦始皇时代，借着往来于西域的商人，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一些佛教的事物，至于中国人开始信仰佛教，应该是从后汉时代开始的。
时间进入到三国时期，在此期间内，佛教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方的魏国和南方的吴国。
由于曹魏建都于洛阳，所以说魏国佛教是汉代佛教的延续。
在这个时期，仍有不少印度和西域的僧人来华，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
这些带着信仰，不远万里来华弘法的僧人大都收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欢迎与支持。
上层对佛教事业的肯，定必然会带动民间佛教的发展。
在魏朝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本土僧人——朱士行，他也是第一个到西域取经的汉人，作为求佛的先行者，他比玄奘大师早了约四百年，只可惜后来客死西域。
从汉末到三国这段时期，从中国佛教的发展来看，尚属启蒙阶段，佛教活动主要围绕译经展开，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佛教体系。
但是，经过这数十年的发展，佛教典籍大量涌入中国内地，佛教的主旨经意也开始逐渐扩散传播，为以后佛事活动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的本土化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的本土化研究佛教曾经是中华文化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公元1世纪佛教渗透到中国以来，它一直在这里繁荣发展。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本土学者，他们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吸取灵感，把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特色。
这篇文章将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的本土化进行探讨，并且举出5个例子证明这种本土化是事实存在并且独具特色的。
一、佛教思想的融合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是本土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取经人玄奘在西行途中，把古印度佛教经典带回中国，这些经典经过学者的研究，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孔子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教义在此期间整合，形成了新的佛教文化。
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中讲究“君子智慧而不自信，愚者无知而自负”，佛教经典则讲究“自利利他、自慈悲他”，这两种思想在融合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佛教思想。
这种佛教思想的融合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最有力证明之一。
二、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节日融合中国传统节日和佛教信仰的结合也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传统节日众多，例如春节、清明节等，而这些节日在佛教中也有相应的宗教仪式。
这些宗教仪式不仅保存了传统节日的形式，还融入了佛教信仰的元素。
例如春节时燃放爆竹旨在驱逐恶鬼、祈求好运，而佛教思想中也有对驱赶恶鬼的相关解释，燃放爆竹在佛教宗教仪式中也有应用。
这种节日和信仰的融合，不但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也保存了佛教宗教仪式的形式。
三、佛教艺术的创新佛教艺术的发展同样展示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曹全碑、庐山胜境、应氏寺廊等著名的佛教艺术创作都是佛教文化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产物，它们结合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佛教信仰。
例如庐山胜境，它汇集了佛教、儒家、道家思想，该景区作品以道家“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建筑、园林、文化各方面均以此为指导。
这些佛教艺术创作的出现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表现。
四、佛教教义和中国传统医学的融合佛教教义和中国传统医学的结合也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表现之一。
佛教中国化的启示
佛教中国化的启示对外汉语王奕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园前6——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悉达多·乔达摩。
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
他原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因亲眼目睹了世间生老病死等各种苦难，而毅然出家。
后在一颗菩提树下参悟真理，证成佛果。
一、佛教的传播和中国化过程佛教在西汉末年时从古印度传入中国。
其经过历朝历代演变，逐渐向中国本土化演变，并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过程被成为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的中国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佛教由传入到日趋兴盛阶段。
佛教传入之初，中国人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结果把它变成了神仙方术的一种。
魏晋时期，佛教又与玄学合流，形成“六家七宗”。
而“钟声有性”说和“顿悟成佛”思想，自南北朝后逐渐入主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
第二个阶段是隋唐二代，这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
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出现了佛教诸宗派，如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等。
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这是佛教由盛转衰的阶段。
盛极反衰，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
佛教能够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的强大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厚德载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冲突中不断互补融合。
宋代之际它与儒教，道教融合，形成了一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的新阶段。
隋唐它与中国传统儒学，老庄等思想相互结合，产生了诸多新的佛教宗派，如最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禅宗。
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和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
这一外来文化的优秀终于成功地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二、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佛教的传入首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时代背景解读佛教本土化
由时代背景解读佛教本土化作者：闫木子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12期摘要：自汉朝以来，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本土文化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佛教从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来之后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以及不同的时代背景产生的溶合，而作为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佛教造像在这种溶合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线索。
关键词：佛教造像；时代发展；本土化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6-0277-02佛教文化早在汉朝时期就已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永平四年（公元61年），“白马寺”的落成正式确立了佛教在中国的地位。
而印度佛像传入中国不久，国人即开始仿铸佛像供奉。
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群的开凿见证了佛教在魏晋至隋唐，甚至以后各朝代佛教造像的兴衰与风格变换。
佛教造像作为佛教文化的体现，其风格与发展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外，多是处于纷乱的战争和朝代更迭中，逐渐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而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中，作为经济政治中心的北方，战事更加频繁，相对而言，南方经济较落后，局势也较稳定。
战争的频繁与南北战争程度的不平衡引起了北方劳动人民的大量南迁。
其后果不仅使南北经济趋于平衡，而且促进了春秋战国后又一次的民族交流，民族融合得到加强，各民族间文化也得到充分的交流与融合。
北孝文帝改革更促进了这一文化融合的进程。
佛教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繁荣昌盛乃至泛滥的局面也是全方面的。
佛教教义中“自我牺牲，克制欲念，讲求来世因缘”及重修持重解脱的思想经过统治阶级的改造，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和劳动人民在乱世中求得的一种逃避现实的精神寄托。
在这个无休止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痛苦的时代，佛教同时受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推崇，深远影响着意识形态领域，也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民族化与世俗化研究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民族化与世俗化研究中国早期佛教起源于汉朝，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艺术和哲学。
早期佛教造像是佛教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通过对早期佛教造像的民族化与世俗化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与演变。
一、民族化早期佛教起源于印度，随着传播到中国，逐渐融入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中，出现了民族化的特征。
首先，早期佛教造像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特色元素。
例如，汉代的佛像通常都带着发簪和宽衣，唐代的佛像则戴着高帽和披着袈裟。
此外，早期佛教造像中还出现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如龙、凤、狮子等。
这些元素的加入，使佛教造像在形式上更加中国风格化，同时也反映了佛教信仰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入程度。
其次，早期佛教造像的制作材料也呈现出一定的民族化特征。
早期的佛像制作材料通常都是当地的石材、青铜等，到了唐代，佛像制作材料中还加入了瓷器和木材，这些材料的使用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制造工艺和经济水平。
二、世俗化早期佛教造像除了民族化的特征外，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世俗化。
这一点表现在佛教造像的内容、形态、以及制作方式等方面。
很多早期佛教造像的内容已经开始涉及到常人生活的世俗事物，例如交通工具、商业活动、繁忙的城市等。
这种转变反映了早期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佛教信仰进一步融入了当地的现实生活，成为了当时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早期佛教造像的形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中国的佛教艺术中，唐代是最为繁荣的时期，唐代的佛像形态多样，有立像、坐像、卧像等，形姿各异，表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的特点。
同时，唐代的佛教造像中还出现了许多普通人的形象，这些普通人造像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也为佛教信仰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因素。
早期佛教造像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在唐代，佛像的制作越来越精细、细致，同时还出现了群体生产的现象。
这一步骤的转变反映了当时工艺技术的进步，同时也表现出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古代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的发展
古代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的发展佛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宗教传统，其传入和本土化的过程同样充满了丰富多样的变化和发展。
古代中国历史上，佛教传入的背景与波澜壮阔，而其本土化的过程则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和影响。
本文将围绕古代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佛教传入的背景古代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与丝绸之路的开辟相伴随，佛教进入中国。
佛教源自古印度，以其独特的教义和哲学体系吸引了众多的人们。
而佛教传入的背景在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开放，与宗教文化的多元交流密不可分。
第二部分：佛教传入的途径与渠道古代佛教的传入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和海路两条途径。
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佛教传入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寻求贸易和物品的商人们往返于东西方之间，将佛教教义和经典带入中国。
而海路则是中国南海沿岸地区与古南亚、东南亚地区交流的重要渠道，佛教也通过海路传入中国南部地区，随着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深入，逐渐传播至中原地区。
第三部分：佛教的本土化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一系列的本土化过程，逐渐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相融合。
佛教教义虽源于印度，但其本身并不具备宗教排他性，相反，佛教教义的开放性和普世性，使得其在中国文化融合与接纳的过程中更加容易。
佛教不仅融入了中国人对生死和轮回的思考和宗教追求，还与中国的哲学思想相互影响和借鉴。
在继承和发展佛教的同时，中国佛教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独立体系。
第四部分：佛教的影响与发展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发展不仅限于宗教领域，还涉及到文化、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
佛教经典与地方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诸多的佛教文化，如岭南地区的南方佛教，西南地区的蓬莱佛教等；佛教雕塑和绘画艺术享有崇高的地位，对中国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教义的思辨与中国哲学的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学思想。
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过程，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结论：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历程，具有丰富多样的变化和发展。
浅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及意义
浅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及意义作者：张荣和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9期摘要：本文通过探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汉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及特征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文化意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阐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及意义。
关键词：汉传佛教；中国化；表现；意义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年至75年在位），佛教传入中国。
两千多年来，佛教及其文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与儒家、道家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隋唐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佛家、道家为辅助的思想文化格局在中国基本形成。
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观念不乏冲突。
但佛教进入中国、融入中国是历史与时代的选择，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和意义逐步展开论述。
一、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东汉时期，佛教初入中国。
此时，它往往被译经者用道家的哲学观念加以解释，多在中国上层社会信奉传布。
吸引帝王贵族浓厚兴趣的，是佛教中类似于道家和阴阳家的神秘法术。
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提倡佛教。
佛典大量翻译，佛寺大量兴建，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隋唐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深度融合。
在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八个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
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
它还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使农禅结合，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
汤用彤、冯友兰等多数研究者认为，隋唐以前的佛教只是“在中国”的佛教，而从隋唐时起，则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
唐代佛教社会思想本土化路径及其现代价值
唐代佛教社会思想本土化路径及其现代价值唐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在佛教方面的影响深远。
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等时期的推广，成为中国五大宗教之一。
在唐代，佛教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导致佛教思想的本地化。
这篇文章将探讨唐代佛教社会思想的本土化路径及其现代价值。
一、传播方式的本地化佛教自古代印度传入中国，先是通过中亚、西域等地，到达中国的边疆地区，最后才进入中原地区。
进入中国后，佛教逐渐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条件，才最终融入中国宗教文化体系之中。
在唐朝时期，佛教宣传传统的“舍利子”信仰已经与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趋势融为一体。
在唐代，佛教的普及渠道不仅仅限于神殿，在民间宫观、道院、寺庙等也开展了宣扬普及活动。
这种“佛狱耳目”，使得中国人认为佛是可亲可近的，也就是在思想上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形成了一种共鸣，呈现出了对中国化的趋势。
这对唐代佛教社会思想的本土化路径及其现代价值影响深远。
二、佛教竞相本土化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不仅仅是由于佛教本文化的融入，更是因为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
例如，佛教开发了一系列的菩萨信仰形象，如观音、弥勒、地藏等，他们的表情、姿态、衣被、神通、品行等均与中国地域文化密切相关。
佛教教义的核心思想也逐渐融入了中国，佛家认为“人有佛性”，这种内心的感性体验和中华文化中的人皆有真善美之性的相似性很大。
三、出土文物的本土化在唐代，出土了许多佛教艺术品，比如当时的佛像、浮雕、壁画等等。
这些艺术品在表现形式，对比度，光影的处理等方面充分发挥中国人的审美引发了他们的认可与追捧，成为了佛教教典的佐证。
四、佛教籍上的本地化唐代佛教翻译的经典在书写格式、字义、语调、词语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本地化处理。
这些翻译著作，使佛教典籍用汉字取代了原来的梵文和印度语，同时为中国读者教导佛教的精神，和思考佛教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扩散和本土化。
五、教育的本地化在唐朝时期，佛教成为了中国主流的信仰之一，学习佛教经典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重要任务。
转从云冈石窟看佛教造像的本土化
转从云冈石窟看佛教造像的本土化引言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在相遇的过程中，文化的发展会呈现出一种双向选择的趋势。
一方面，原有文化会因异域文化的刺激而发生某些变化；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也需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而表现为一个"本土化"的进程。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输入，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相比，佛教不仅传入时间最早，而且与中国文化结合最深，成为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意识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文化景观。
一、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作为佛教传播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佛教石窟艺术的大量涌现始于南北朝时期，云冈石窟便是当时众多石窟中重要的一处。
从接受的角度看，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兴起确实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自东汉之后，社会动荡已历数百年。
一方面，在战乱的年代百姓民不聊生，试图通过宗教来求得心理平衡与安慰，寄希望于冥冥之中的"来世"，这样就有了佛教在北魏漫延的土壤。
魏晋以来，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纷纷寻觅新的思想方向，追求命运的象征之学，进入探索哲学的范围，他们所奉行的《易经》、《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与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一拍即合；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救世的政治工具，佛教具有明显的世俗功利色彩。
如魏道武帝在致图澄的弟子的信函中提到"愿助威谋，克宁荒服"，意思是请让我借助佛教的力量降服其它政敌。
由此可见佛教已成为当时北魏王朝克敌制胜、统治中国的武器了。
东晋诸少数民族政权有许多是以佛教为其思想体系的，佛教的长足进展也刺激了道教的发展。
北魏王朝在宗教选择历程中，在佛道二教之间徘徊了许久。
魏太武帝对佛道二教兼容并蓄，但后因受嵩山道士寇谦之与汉族儒臣崔浩的影响而主张灭佛，后来文武帝复佛时接受灭佛时寺庙、佛像被毁的教训，要创出一番"与天地同久"的永业，云冈石窟就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
从少林寺浅析佛教的中国化
从少林寺浅析佛教的中国化摘要：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地积极适应中国国情，融合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在佛教的众多分枝中，当今以少林寺的最为声名显赫，成为中国佛教在国际社会最为响亮的一块招牌。
从发展的历程来看，少林寺称得上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本文以少林寺为例，谈谈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少林寺；与时俱进佛家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印度，创始人是伽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释迦族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5年）。
人们称他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信徒们称他为佛祖。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和相互融合，至南北朝开始迅速传播和发展，隋唐时期达到极盛。
佛教最初的思想是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相背离的，出家人不但遁入空门，既不传宗接代，又不孝顺父母，而且不向国家纳税，不服从世俗皇权。
这些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孝顺观念和忠君思想严重背离，使佛教在传入我国的最初两三百年里不仅没有太大发展，而且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思想的寄托，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佛教也积极调整自己，适应中国具体国情，走本土化的道路，取得了初步的发展。
首先是讲求孝道，积极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使国人对其没有抵触情绪。
在魏晋南北朝的汉译佛经中，特别强调“孝”，《善生经》中加入了“凡有所为，先白父母”，“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等等。
这里强调父母的绝对权威和对父母的绝对孝顺，和佛教最初所讲的“众生平等”，不讲世俗礼仪的思想却甚远，是佛教在积极地吸收儒家学说中的“孝道”，为佛教披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有利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其次是宣扬忠君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积极向世俗皇权靠拢，得到了很多封建帝王的支持。
东晋高僧道安说“不敬国主，则法门难立”。
佛家在这个问题上虽没有直接提出佛门弟子应该出世侍奉当权者，但认为众生应该服从皇权，尊亲敬主。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本土化之历史考察
作者： 班班多杰[1]
作者机构： [1]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北京100081
出版物刊名： 中国社会科学
页码： 151-166页
主题词： 藏传佛教;儒家文化;汉地佛教;文化交流;教义思想
摘要：本文对印度佛教在汉地和藏区本土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考察，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
作者着重根据自己爬梳藏文文献所得资料，对佛教在藏地本土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论述。
作者指出，佛教在两地本土化的路径可分为前宗派时期和形成宗派后两个时期。
前宗派时期，在汉地表现为佛教始终居于已有社会体制之外，自身则逐渐吸收本土的文化因子；在藏地，表现为与当地的制度建设相融合，并致力于自身的体制化。
形成宗派后，两地佛教宗派的发展一方面具有相似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在教义教规、修持方式以及与政治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上，则呈现出历史的多样性。
在汉地，佛教同汉地之儒、道两家发生了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的关系。
其结果，一方面是佛教的儒学化；另一方面，是儒学冶儒、释、道三教于一炉，建立了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不均衡三角关系。
在藏区，首先是佛教的苯教化，之后，佛教居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而苯教则吸收了佛教的理论、体系和仪轨，成为“阳苯阴佛”的佛教化的苯教，退居边缘，佛教与苯教从而形成了“中心一边缘”的格局。
文末，作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印度佛教在汉地和藏区本土化发展不同历史轨迹所体现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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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943 化学学院赵莹浅析汉地佛教的本土化公历纪元前后，佛教由古印度传入中国。
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本文主要探讨汉地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中文化调适的方式及这一过程带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意义。
一、汉地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背景在进一步探究汉地佛教本土化进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背景。
佛教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两汉之交乃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土壤，其本身所倡导的前世、现实、来世的轮回观、人生观、因果观等从很大程度上慰藉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
此外，在两汉及魏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制度尚处于不完全稳固的阶段。
这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
而那时的中国文化建构还没有完全成熟，这也给佛教参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建构的机会，形成“儒、释、道”三者共融的主流文化。
而地理上的便利，对于佛教的传播也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中印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紧紧相靠，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路径上也主要分为两条：南传和北传。
其中北传佛教路线又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依靠两国位置的毗邻，输送大量的僧侣到中国传播佛教。
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本土僧人也可以较为方便地到达佛教发源地取经并翻译成文。
而不可否认的是，佛经佛典的大量传入是佛教能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迅速、持久传播的重要原因。
二、汉地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方式与藏传佛教在与当地制度融合过程中致力于自身体制化不同，汉地佛教表现为始终吸收本土的文化因子，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
具体言之，即与儒家及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融合。
1.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 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 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虽然其本身对外来文化有较强的包容性,但与此同时，它也是抵制和同化任何外来文化的核心力量。
因此，佛教的本土化必然要与儒家思想进行融合。
为此，传道僧人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佛教传入初期，正是汉末方士、神仙家思想流行的时候, 人们一度把佛教当做道学、谶纬之学来接受。
而传教僧们并没有强行推进自己的教义，而是利用自己文化中与黄老之学相通的“清虚”之理, 用道术来作为其流通的通行证。
另外,“格义”方式的运用, 也是佛教与儒家文化在碰撞中互相交流, 互相吸收的一种特有方式。
表现为在翻译和研习佛教时, 译者或研习者将佛经(内典)中的名相与中国儒、道经典(外书)中的名教或概念作比较, 把内含相近的概念拟配成对并固定下来, 作为理解佛学名相的规范。
例如，为了适应中国传统的儒家宗法伦理, 尤其是儒家伦理的本位——“孝亲”观, 僧人们在翻译印度佛经中采用增选、节删、注疏等手法对原著加以引申、演义, 试图说明佛教与儒家在基本伦理规范和礼俗上是一致的, 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一致的。
再例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中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种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要巧妙勤奋地去做”。
而汉语译文却修改为:“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和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
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与本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融合度对于一种教义传播的影响，那就是汉传佛教中以大乘佛教为主的传播。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小乘佛教重于离世修行，孤身取证，而大乘佛教则修“菩萨道”。
儒家的兼济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誓救度”精神非常契合。
虽然儒佛对人类的终极归向持不同的立场,但儒家的成人成己与大乘佛教的自行化他、自觉觉他的慈悲精神极为相契,与小乘佛教的厌恶生死,追求自我解脱有着显著的差异。
所以那些早年受过儒风熏染的义学僧人在判定大小乘时, 往往认为小乘佛教智不穷源、恩不及物,为“半字教”,成不了义教,而对大乘佛教的救度情怀极为推崇,以各种大乘经典为“满字教”，这也是大乘佛教流行度高的原因。
此外，儒家的“重意轻言”, 道家的“得意忘言”与大乘佛教“般若学”的扫相显空极为相似, 而与小乘佛教经论多明法数、执之为实大不相同；儒道心性论通过对本心本性的探讨为成圣进行论证, 这与大乘佛性论众生有性的思想极为相契,而与小乘佛教只许一人成佛的观点差异甚大。
以上这些均可看出佛教本土化过程中与儒家文化的融合过程。
事实上，当我们阅读僧传时, 往往看到那些为大乘佛教的弘传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义学僧人少时业儒,学通六经；既长习道,妙善老庄；后入佛门,穷究内典。
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逐步舍弃世俗之学而归本佛教的过程。
而实际上,这是一个自儒道思想出发,逐步选择、接受、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使其转变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
正因为儒道思想与大乘精神有着诸多的对应之处, 大乘佛教才得以植根中国, 对中国的思想世界发生重大影响。
2.与封建统治思想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起大规模的限佛毁佛事件, 是中国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动的对佛教的严厉打击。
这些打击使佛教传教士认识到，要想使佛教在中国传播，必须迎合统治者的意图，为此僧人们也做出很大改变。
例如，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 即使见了王者也无需跪拜。
佛教传入中国后,便发生了“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
当时的一些佛教领袖充分地认识到如果不依靠皇帝及以皇帝为代表的王道政治,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是根本不可能，因而他们对佛教进行调整、改造以寻求与中国封建政治的妥协和契合。
东晋名僧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从“在家”、“出家”、“方内”、“方外”等角度论证了佛教与中国伦理礼俗的统一和区别。
他认为“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一爱,奉主之礼”；“出家则是方外之宾”,“方外之宾”则不应存身顺化, 而应该“变俗”以“求宗”；“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这样做虽是“内乖天属之重”,但实“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但“不失之敬”。
这种调适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佛教清规与中国礼俗之间的矛盾。
再比如，慧远在其所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如此论证出家僧人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如令一夫全德, 则道洽六亲, 泽流天下, 虽不处王侯之位, 固已协契皇极, 大庇生民矣。
”慧远认为,如果使沙门(和尚)勤于修持,成就功德,就能使自己的六亲及至天下都得到好处,这完全符合当时皇权的政治利益。
这些观点为佛教处理与统治阶级的关系确立了原则立场,有助于减少或避免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压制佛教的现象的发生。
因而,东晋之后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
包括皇族在内,统治阶级中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隋唐时期统治者更是大力支持佛教，这才有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和鉴真东渡等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建设寺庙、译制佛经、雕塑佛像、绘制壁画等等利于更多民众了解接受佛教的方法，使佛教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之一。
三、佛教本土化过程的启示在谈及启示时，不妨与另一教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对比。
虽然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利玛窦也主张基督教儒学化，也曾尝试用儒家观点翻译基督教著作，甚至那时基督教也在中国产生一些影响，但在他死后，那些对利玛窦文化调和策略持否定态度的传教士们对其教义纯洁性的坚执以及中国士大夫们对国家化的意识形态——儒学道统的捍卫导致礼仪之争,从而使早期的附会融合淹没在一片极端的破邪声浪中。
最后,罗马教廷无视中国的传统礼仪和社会特点, 颁布教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因而触动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根基,激怒了中国统治者和士大夫们。
于是, 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 清廷相继颁布了禁教令。
因此,传教二百余年的基督教再次退出中国舞台,一次颇有成效的宗教和文化对话也人为地中断。
明末清初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屡屡引起冲突和摩擦,表面上看是宗教冲突问题, 而实质上是因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伦理观、宗教观、政治观等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而这种分歧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反而在利玛窦死后因礼仪之争使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而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是英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扩张的结果, 其传教活动大多伴随着中国人的血泪、屈辱和抗争。
在这一时期, 基督教的传播主要是一种带强制性的独白, 缺乏与中国传统文化平等对话的基础。
而反观佛教传播过程中，则是两种文化一直以平等姿态进行对话交流。
正因此，基督教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边缘，而与中国文化平等交流，积极融合的佛教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之一。
可见本土化过程中平等交流及积极融合的重要性。
四、结语佛教传入中国后, 便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 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不断调和而逐步走向融合。
在本土化过程中，中国佛教僧人认为儒、释、道三教同源, 三教同善, 三教也各有其不同的社会作用, 即儒学治国, 道教治身, 佛教治心。
特别是隋唐之后的中国佛教主张入世即出世,把“治心”与“治世”巧妙地结合起来, 深深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佛教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 而且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今世界愈来愈寻求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寻求对话,避免对抗。
而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流、对话而达到融合, 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