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异量之美

地域文化的异量之美，在全球化中的定位

缘于不同地域背景、渊源而形成的区域文化特征，是构成多元文化格局最关键的、最基本的要素。今人所谓的地域文化研究，着重在于探讨文化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历史表现，它最典型的特征便是立足于各地文化的异质，从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等角度强调区域文化的个性差异。文化的求异，既是地域文化研究的起点，也是地域文化研究得以持续发展的魅力所在。

文化的内涵很丰富，在一般情况下，通常被分成若干层面，如基础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等；也有概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的。就地域文化研究领域而言，文化的分布扩散与历史演变，一直是地域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中包含着纵横两个层面的意义。纵向的着眼点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时代变迁，属于地域文化史的范畴；横向的则着眼于文化生成的空间差异，从而探索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的兴趣显然已经从单纯区域文化史的梳理转移到地域文化特质的自觉凸现，即通过审视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来彰显地域文化的个性特质。

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地理上的分布，构成了形式文化区之间的异量之美。文化之异量之别，一般表现在地理环境、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精神特征、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这种差异最初往往植根于地理环境为基础的物质文化方面，继而延伸到非物质文化的诸多领域。

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的界定，最初是依托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研究地域文化的缘起，一般比较重视对物化形态的考镜分析。就文化形态而言，越是原生状态的文化现象就越能保留其原汁原味的个性风采。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东西南北广阔纵深。由于山川阻隔，生态气候因素，有史以来，各地域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许多文化的初始形态，都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文明史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以十分广阔而分散的形态分布于江河流域，呈现出多元并存和多样发展的地域性特点，有较大的地域差异与独立性。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地域文化所表现的不同品质与特征是客观事实。异是根本的，不然，就没有如许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景观。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诗经》时代的十五国风所收的诗歌，是采自不同地方民间歌谣按各诸侯国别进行编排的，它印证了文艺创作的地域差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不同的政治格局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已经体现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经济文化等领域，让人感受

到那个百家争鸣时期多元文化的魅力。我们的先人对文化的地域差异的认知是自觉的。《左传》《吕氏春秋》等典籍对各地的服饰、语言、宫室、舟车器械、声色滋味之异均有零星记载。《汉书?地理志》以风俗之异，将大一统的汉天下，划分为秦地、魏地、周地、陈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楚地、吴地、粤地等13个风俗区。其中，朱赣关于风俗地理的文字，都不失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天然差异的精彩的表述。另外，古代史书和各地方志中有很多是关于地理文化方面的描述，在古代是作为史学的附属而存在的，属于地志方舆之学；在今天则属于地域文化研究范畴，涉及的学科是相当广泛的。

鉴于文明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地域特征总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尽平衡的。原始先民，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落后，生活空间相对狭隘，对自然环境和自然气候条件的依赖性很大。他们生存繁衍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表征，都不能不受所处地域自然条件的制约影响，其文化的地域特征尤为明显。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区域间原来的壁垒被打破，不少区域性文化的特征就会相互影响融合，甚至慢慢地被同化。因此，许多从事历史和考古的研究的学者，总是习惯地把考察地域文化的目光界定在范围相对集中、特征典型的上古时期。如学界对楚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大都集中在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对吴越文化的研究也是从考古起步的[ii]。研究地域文化，重视源头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文明，地域文化的研究对

象，我们以为不仅是某个考古学意义上特定时空的范围。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有源必有流，有源头必有其发展、流变的过程。秦汉以后的区域文化，理所当然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只不过秦汉以后的地域文化中，由于中央集权的推行，作为地域文化特征之一的制度文化的某些特征逐渐被同化，但地域文化不可能因为某一时期的政权更替或移民而嘎然绝响。

在文化的诸多因素中，物质文化是基础，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因素。相对而言，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则是比较活跃的因子，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往往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若以秦汉以后的推行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例，我们不难发现，滥觞于先秦的地域文化，如秦、晋、齐、鲁、楚、吴、越诸多地域文化及其文化的主体——原住民，入秦后都直接面临着被迁徙、被改组、被同化的威胁。秦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在政治体制上逐渐废除了藩国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职官制度，原先作为割据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地域特征，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立起来的，维持中国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政治集权制度。从此，制度文化已经不再是我国地域文化的主要差异，而是中外文化社会制度的差异。在精神文化方面，为了消除六国后裔潜在的威胁，秦王朝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其目的就是彻底改变原来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思想基础，纳入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论”的轨道中来，以消弥战国时期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是对百家思想的第一次摧残，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以及“尊王攘夷”的学说，为中国正统思想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儒家文化上升为官方认可的主流思想文化，并与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等一以贯之，成为传统文化中历时最久、内聚性很强、相对稳定的中华文化圈。

精神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长期以来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它建立在制度文化的基础上，受自然地理的影响，其特征明显，常常作为某种标志被人们津津乐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精神文化方面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如千年来延续时序节候，共通尊奉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等。精神文化的内涵虽然很丰富，但意识形态的东西，如尚武，佑文，务实，自强，进取等等，一旦抽象为思想，就会变成放之四海皆可，所有优秀文化共同崇尚的精神特征。精神文化，从实质上讲是趋同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的。比如爱国主义、自强不息的精神等等。而地域文化就是要从文化行为学的角度，用不同行为方式来诠释、表现同中之异。不同行为过程、表现方式中所包含的异量之美，正是地域文化致力凸现的文化品质。如同是对自强不息精神的诠释，齐鲁文化崇尚的是礼乐之美，内圣外王，以道德体系的完善来表达一个地域以仁义治理天下的厚重；古越文化则采用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的方式，隐忍而复国自强。中国古代对科举的热中是普遍现象，但表现这种文化的行为本身，南北亦有差异，“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