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的客观叙事特征

第19卷　第4期 天 中 学 刊 V ol ．19　No ．4

2004年8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Aug ．2004

收稿日期：2004-01-20

作者简介：朱占青（1965− ），男，河南上蔡人，驻马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论《左传》的客观叙事特征

朱占青

（驻马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　要：《左传》在叙事上的成就非常突出，可以说是中国早期叙事作品的典范之作。《左传》同时采取了客观叙事和干预叙事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即为了确保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叙述者在故事中极力“隐身”。为了实现价值引导和叙述客观性的统一，《左传》又采取了叙述与评论分离的策略。 关键词：叙事；叙事者；叙事动机 作为中国早期叙事作品的典范，《左传》以其叙事成就在文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同时赢得了声誉。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云：“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1]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亦云：“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得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2]　

前人对《左传》的叙事艺术倍加赞赏，亦做过不少细致的研究，但总以评点式、印象式的批评居多，带有很强的正统观念和主观色彩。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不足之处是往往造成对文本的过度阐释。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方面来研究《左传》的叙事笔法和审美用意。

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云：“中国叙事文学可以追溯到《尚书》，至少可以说大盛于《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长于叙事的编年史，《左传》不仅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对后世史家和文学家的创作也起到了典范作用。因此，选择叙述者角度进行研究，对于弘扬中国古典文化，应该可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历史叙事的目的之一，在于实现对已逝事件的认知。既然已逝事件具有不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实在性，忠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便是史家神圣的职责。为此，追求叙事的客观性成为《左传》的一大特点。

同样是追求叙事的客观效果，东西方的叙事笔法有着迥然不同的旨趣。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左传》的写作年代大致相当，下面将两者加以对比说明。

《历史》第一卷卷首便有这样一段文字：“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

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3]

这段简短的文字清楚地点明了《历史》的作者和创作宗旨，颇有点“文责自负”的意思。但类似这样的声明在《左传》里是没有的。《左传》的文本既无署名的叙述者，连叙述者本身也要尽量隐匿。它说明自己的宗旨采用的是一种迂回方式：“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叙述者借用君子之口极力称赞《春秋》书法，表达对先人功绩的仰慕之时，效法之情溢然而出。

我们不妨再援引一些《历史》的片断，以便观察其中常见的叙事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4)04－0052－04

“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引起争端的是腓尼基人。他们说，以前住

在红海沿岸的这些人，在迁移到我们的海

这边来并在这些人现在还居住着的地方定

居下来以后，立刻便开始走上远途的航

程。……”[3]

“和希腊人的说法不同，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伊奥就是这样地来到了埃及，而

从这件事开始，也就惹下了祸端。他们说，

在后来，又有些希腊人在腓尼基的推罗登

陆并把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劫了去。在我看

来，这些人多半是克里地人。”[3]

作为对照，我们把《左传》的第一篇叙事抄录如下：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姜武，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

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

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

（隐公元年）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两部史书的叙事者大不相同。《历史》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有一个和主名作者相同的叙事主体“我”，“我”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不仅在叙事开始自报姓名和题旨，而且在叙事过程中也常常出面发表自己的看法。

可以说，《历史》所采用的叙事方式在《左传》中几乎是见不到的。《左传》的叙事中找不到自报家门的叙述者，叙述者隐身于文本当中，既不讲述也极少评论，更不介绍材料的来源和取舍的原由。它采取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叙事方式，尽量让事件以其本身的状态呈现。作者的判断也以定论的形式出现。《左传》的叙述者似乎告诉人们：他并不是在讲述。因为讲述必然沾带主观情绪，让人怀疑内容的真实性。他只是在描写历史的原貌，努力为我们再现出一个真实的过去。一切容易导致读者怀疑的问题，在进入文本之前就应该把它们解决掉。像《历史》中对同一事件的那么多“说法”，而且还互相矛盾，在《左传》中是不能容忍的。

由于叙事者对材料来源进行公开的探讨，允许彼此相矛盾的解释存在，使得《历史》的叙事呈现出开放的格局。读者既可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其认为合理的解释，也可以对叙述者提供的材料进行考证。总之，文本的意义尚未完结，后人可以对之不断地补充、阐释、批判，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建构之中。彼此矛盾的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各个侧面。在辩证中寻求真理——古希腊精神在它们的历史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因此我们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虽然表面上看有主观倾向之嫌，但《历史》叙述者的开放策略仍然使之达到了客观的效果。

与此不同的是伴随着《左传》文本的完成，文本的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自圆其说的陈述方式，不动声色的叙述口吻意味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即使叙事当中有一些强拉硬配的因果关系，读者也只能接受。因为《左传》既不提供第二种解释，也不出示材料的出处，后人更不可能杜撰一个出来。

历史编篡者的目的总是尽量想让自己笔下言说的历史符合历史发生的真相，可以经受来自当事人、目击者、文献档案、乃至考古学、地质学上的验证，尽管这些材料有的彼此矛盾、有的湮没无闻、有的缺乏旁证、有的毁于战火、有的则在被记载的同时也被窜改……甄别材料的真伪并将之按照事件发生的原样叙述出来，绝非易事。这不仅有赖于文献的可靠和齐全，更有赖于编纂者的学识和水平、眼力和胆气。像《春秋》这样采用标题新闻方式来记录史实的史书，其编纂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客观，杜绝编者的臆断，宁可牺牲“大义”。其结果，却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因为它所承载的信息量实在太少了。《史记集解》引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这是曹魏时候的数字，实际上传到清代，其中又脱漏了1400余字。不可想象242年的历史用“万八千字”就能说得清道得明。仅就此而言，《左传》的存在就功不可没。任何一位史家都会承认，如果没有《左传》，关于春秋时代的研究将会处于多么困窘的局面。

可以说，《左传》的客观叙事是“史书”这一特殊文体对于作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史家的基本职责。如果一部史书的出发点是不顾史实的虚构，这部史书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野史固然可以作为对官修历史的补充，但由于可信度的问题，它始终不能进入正史的行列。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民间身份和材料来源不甚可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野史大多采用的是见闻录的叙述方式，使得读者容易怀疑其中掺杂了叙述者个人的态度，描述史实会有失公正。

我们认为，《左传》的客观叙事的第一个特征是书中对白的大量采用。这是叙述者隐匿的重要标志。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云，苏格拉底把言语划分为陈述与模仿两种方式。间接引语和概述属于“陈述”，因为陈述带有叙事者存在的明显痕迹。而对话、独白等直接引语则多属于“模仿”，在模仿状态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