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的身体之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当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由边缘化步入公共领域之后，作为一种舶来的西方理论资源，它已经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发生了一种本土性的转化，在冲突和认同、吸收和改造过程中，众多相关论题与这些理论概念的西方本源发生了相当大的误读和异变，这种延续和深入却在不知不觉中背离了女性批评的原初动机，致使女性批评落入难以回避的尴尬困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身体写作”的质疑。

关于女性的“身体写作”，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在她的代表作《美杜沙的笑声》中提出的，她拒绝对“女性写作”作理论化的定义，认为这恰恰是反抗“菲勒斯中心”所必须的。她强调女性写作和女性身体、女性欲望的关系，并将此推到极端，“女性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往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她认定这样的写作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它横扫句法学，切断男人当作代用脐带的线（人们说这是一根极窄细的线）”，“长驱直入不可能的境地”。［１］她这种写作口号的提出很快的得到了其他女性批评家的认可和赞誉，苏珊・格芭《“空白之页”与女性创作力问题》中回应了埃莱娜・西苏的看法，她更进一步的指出女性应该自然书写身体的原因在于“因为女性艺术家体验死（自我、身体）而后生（艺术品）的时刻也正是她们以血作墨的时刻”，女性身体隐喻的“‘空白之页’，女性的所特有的内心世界，代表了对灵感和创作的准备状态，自我对潜在于自我之中的神的奉献和接受”。“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往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

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２］莫伊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中高度的肯定了西苏的主张，“这种女性语言将不断地颠覆那些父权制的双重诡计——

—那些逻各斯中心论在其中与阳具中心论相勾结、藉以压迫妇女让她们沉默的诡计”。［３］这是先驱的女性理论家为了取得女性的话语权而对于男权文化的一种革命性抗争。拿起这个武器，女性才可能打破男性对女性的改写和歪曲，书写女性自己的历史。简而言之，女性主义的理论家们所提倡的“身体写作”是一种文化策略，用以打破男性的话语霸权，让女性能够开口言说女性自身的真实的生命体验与价值立场，从而真正树立女性的主体意识。

８０年代，由于传统学术所持的缜密、含蓄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学界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个术语普遍性的淡漠反应。而此后在步入９０年代之际，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这两个涉及到女性的生理以及性的成长史的代表性文本，致使“身体写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成为女性主义批评争论的热点；其后，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等小说，以表现都市年轻女性的个人私密生活而被认为是“身体写作”的代表；２０００年，被一些媒体称为“妓女文学”的《乌鸦》出版，其作者九丹直认自己是“妓女作家”；同年，《下半身》杂志创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阅读身体系列丛书》；２００３年６月，广州木子美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手法写实，毫无禁忌，并希望“大家把我的日记当作文学作品去读”，引起普遍批评。一时间身体上的显山露水成为一种时尚。导致２００５年在“百度”的《十大人物风云榜》中就有四个所谓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占据前六名的

陈静

（咸宁学院人文学院，湖北咸宁４３７０００）

摘要：“身体写作”这个西方女性批评的重要概念在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到特殊文化语境而产生了理论性的异变和误读，完全丧失了女性批评话语应有的革命性内涵，在商业炒作和男性猎奇心理的暗示之下，使得女性写作逐渐由抗俗走向媚俗。其实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问题不在于写“身体”，也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怎么写，主要在于写作的动机和定位。女性写作应当在肃清概念的基础上突破“身体”和性，走出被看的误区。

关键词：身体写作；女性批评；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２００７）０７－０１１０－０３

女性写作的身体之维

作者简介：陈静（１９７６—），女，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湖北社会科学人文视野・文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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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由此更相应的在批评界引起激烈的争鸣。２００４年５月《南方文坛》专门举办了“对话：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的专题讨论；２００４年７月《求是学刊》举办了专题笔谈“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思考”；２００５年在“文化研究”的网站上，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目录，收录当前有关“身体写作”的有关批评。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０５年９月３日刊登《西方学者：“身体写作”低俗，甚至发出“腐烂”气息》的报道说，近日在上海落幕的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上，“中国的坏女孩写作”成为一个专门议题。

在中国本土这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之下，“身体写作”正以我们难以预想的速度冲出了女性主义批判的理论框架之外，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与转换：假如说早期的林白、陈染的“身体写作”，由于“用一种打破男性单一线性逻辑的女性发散性思维的表现形式，描述出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

“不再完全受控和受制于男性叙事主体”而具有文化上的革命意义的话，［４］那么到了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这些女性作家这里，身体写作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转换，“身体”这个在女性批评那儿所具有的形而上的价值与追求逐渐被剔除，而堕落为满足本能欲望的物质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说，身体已然等同于肉体。

学者黄应全认为，当下的身体写作应该包括这些要件：第一，身体写作的作者必须具有足以引发性幻想的某些基本特征，第二，这种写作是针对男性读者群，“它是在性关系方面男性占据支配地位而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的结果。”第三，身体写作的内容主要是暴露女性身体经验，即描写女性性经验或性幻想。而且越来越具有亲身实录的写实性特征。第四，身体写作是中国当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所造成的，文学政治性的减弱和商业性的增强之间的互相更替，使性这种过去备受压抑的东西成了文学家们博取名利的一种难得的快捷方式。［５］当下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身体写作”从上半身滑到下半身，“身体”由追求女性自身解放的一种方式沦为追求放纵的手段。这显然是西苏等女性主义先驱者在创立、提倡“身体写作”时始料不及的。在女性主义批评那里，“‘身体写作’就是要夺回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解释权，按照女性自己的愿望述说自己的身体形象，在文学史中重建女性身体修辞学，终结那种由男人来说“她有一个身体”的被代言的历史。”［６］但到了当下的中国，其意义却发生了质变。“身体写作”就是女性性写作，就是由女性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性经历，出卖自己的性隐私的写作，无限夸大肉体欲望。这就是我们从这场众声喧哗的文化现象所得到的身体写作的标志性内涵。人人都离不开身体，这是事实，然而人不仅只是身体。这些女性作家在拥抱身体的时候，彻底地放弃了女性身体的文化内涵和应有的主体性。当她们把身体赤裸裸毫无保留暴露于众的时候，是否就意味着她们真正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解释权了呢？这似乎是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更难以自拔的陷落。这种演变和转换当中其实隐含着女性写作的双重陷阱：男权文化恶意的误导和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工业的食利性动机，共同“合谋”出这场文化的“身体秀”。当女性作家陶醉于自身肉体的在场感，自恋地“抚摸”着小小的自我时，这种被剥离了意义的无所有的“肉体狂欢”，在男性中心话语不怀好意的误

读、暗示下，在大众传媒和出版商追逐利润的推波助澜下，“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商业包装和男性为满足自己性心理、文化心理所作出的对女性写作的规范和界定，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乃至明示传递给女作家。如果没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女作家就可能在不自觉中将这种需求内在化，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相反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不是女性自己的声音的出现，不是女性的反抗，而成了对男性心理的满足；不是女性文化空间的浮现，而成了对男权的加固。”［７］女性在当下的中国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难。

女性写作在本土化的过程当中要想真正健康、自足地切实维护女性主体的批判性就必须在其创作思想和实践上端正几点认识：其一，应对“身体写作”进行概念上的清理，弄清楚“身体”与“肉体”、体验与色情之间的界限。在西苏那里，“身体”不仅仅指女性的性经验，还包括女性全方位的感觉和知觉系统：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知觉等“无限丰富的个人素质”，以及她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像音乐、绘画、写作一样，她们涌流不息的幻想。”［１］身体写作的过程就是这些感觉和知觉的全方位敞开的过程，是从“潜意识的巨大源泉”处开始寻找的过程，也是女性从最原初的认识出发，重新认识自身和社会、历史的过程。由此可见，当下语境当中的“身体写作”明显是对西苏的理论的误读和曲解；其二，真正严肃地把女性写作当作探讨女性处境和出路的女作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身体”给文学以及女性自身提供了怎样的价值和意义，避免写作的平面化和无深度。西苏这样认为：“一个人必须设法通过写作——

—通过任何相当于写作的工作——

—向自己已经丧失的东西伸出援助之手。”［８］由此可以看出，“身体写作”理论提出的原意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一个策略：从自己感性的身体出发，绕开男权话语，建立自己的言说。这种目的十分清楚地划清了“身体写作”与单纯展示女人肉体和性爱是完全异质性的。女性作家笔下的身体应该是革命的身体，由这革命的身体所产生的全部经验并不仅仅只是女人的性需求的释放和展露，它意味着女性懂得以感同身受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与把握。其真实的内涵绝非简单纯粹生理上的感官经验，而是强调女性以其写作取得女性在文化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从而将那些曾经被男性努力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的内涵真实的展示出来。所以问题不在于写女性的“身体”，也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怎么写，主要在于写作的动机和定位。理想的“身体写作”与《遗情书》中的赤裸裸展露生活原生态的肉欲挑逗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作品魅力的展示，绝不取决于裸露的多少、性爱体验的疯狂程度。同样是身体的写作，美与丑的差异不仅体现为一种艺术的把握和处理，更深层次则体现为一种清醒的女性主体批判立场和应有的女性意识。翟永明对于女作家关注“身体”是这样看的：“作为女性，身体的现在进行时也是她们感悟和体验事物的方式之一，对美的心领神会，对形式感本身的敏感，使得女艺术家的参与和制作方式，既是身体的，也是语言的。”［９］身体可以成为一种策略、一种武器，它的在场是为了能够与精神实现接洽与合流，强调身体不能以抛弃上半身，完全抽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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