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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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由来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由来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由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由来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构成的“四大”完全是伴随着50年代后期逐渐出现的“左”倾错误而产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阶段。

1957年的 *** 八届三中全会上, *** 在总结反右斗争经验时,错误地肯定了“四大”这种形式,认为它是*** 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发展,是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好形式。

“文化大革命”伊始,《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个文件都对“四大”做了正式规定,要求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从此“四大”风靡全国,成为长时间内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主要斗争工具。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具体内容。

这种以“四大”作为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露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武器和方法泛滥成灾,使“大民主”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

在这种所谓“大民主”旗号下,一个运动连着一个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由于“左”倾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因而“四大”的调子和地位也愈来愈高。

1975年《宪法》总纲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运用这种形式”。

1978年的《宪法》第45条也规定:“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力。

”直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的束缚被彻底冲破,1980年的五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才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四大”的有关规定。

“四大”为特征的“大民主”具有超暴力性,是夺权斗争的工具。

它可以造谣惑众、肆意攻讦,造成派性纷争;它极大地破坏了法制建设,造成了自由主义的泛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的稳定必须以法制来维护,社会的矛盾也必须以法制来解决。

如果诉诸于“四大”这种无*** 主义式的工具,就只能导致人心涣散、社会准则失衡,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

浅谈宪法“罢工自由”

浅谈宪法“罢工自由”

浅谈宪法“罢工自由”一、关于罢工“罢工”即为“罢工行动”简称,是工人为了表示抗议而集体拒绝工作的行为。

但是罢工并非现代人所创的概念。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宝音在《取消罢工自由的必要性——学习宪法修改草案中的一点体会》一文中的论述“罢工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产物”。

必须承认工人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关系迅速确立,由于资本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上升成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后才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如美国的西南铁路大罢工、1912年英国100万矿工大罢工等等。

但是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三世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在位期间,皇家墓园的工人就发起了罢工,这是一般历史学家认为世界上的第一场罢工,显示着工人阶级首次获得重视。

所以就此简单论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产物未免有些不妥。

二、中国宪法中“罢工自由”的历史“罢工自由”这项内容在中国宪法发展史上也自然随之变化。

关于公民基本的政治自由,1954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有这些自由。

”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

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1978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

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1980年全国人大修宪时取消了45条中极左思想的四大自由,但是保留了“罢工自由”。

现行宪法删除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规定,删除了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

准确的说是八二宪法。

这就是“罢工自由”在中国宪法中的发展过程,这些变化也引起了笔者的深思,关于为何删除这项规定众多学者也给出了相关解释。

大概总结为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无产阶级与企业主之间的劳动冲突,工人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企业主人的劳动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罢工。

证照中国:全民狂热的年代

证照中国:全民狂热的年代
之一。
1 5 年 5 1 日 ,第 一 张 大 字 报 出 现 97 月 9 在北 京 大学 饭 厅灰 色 的墙 壁 上 ,内容 是 质 疑北 大 团委 出席 共 青 团三 大 的 北大 代 表 的
产 生 方 式 ( 有 人 考 证 , 1 5 年 7 开 始 亦 95 月 的肃 反运 动 中广 西 柳州 市 、宾 阳县 均 有大
证照 中_ : 国 全 民狂热的年代
文 / 许 善 斌
为 右 派 , 受 到 降 职 、 降 薪 、 革 职 、 流 放 字 报 ” 、 “ 0 6 年代 的 巴黎 公社 宣 言 ” 。而 始 是 用 以打 倒 学 术 权 威 、 地 富 反 坏 右 、 ( 回原 籍或 下 放农 村 、农 场 、边疆 ) 返 、判 毛 泽 东8 日在 中共 八 届十 一 中 全会 期 间 “ 资派 ”,后 来 用来 打 派 性战 争 。 为 了 月5 走 刑 等处 罚 。在 整 改 、 “ 反 ” ( 浪 费 、 双 反 写 的 不 点名批 判刘 少 奇 的文 章 《 炮打 司 令 争夺 显 眼 的有 利 位置 ,不 同派 别 组 织之 间 反 保 守 )、 “ 跃进 ”运 动 中 ,大 字报 被 部 》 ,就 被 冠 以 “ 的 一张 大 字报 ”的 副 互相 覆 盖大 字 报 , 引发 经 常性 的争 吵 、斗 大 我 广泛 使 用 毛 泽 东在 15年 称 赞 它 是 “ 98 一 题 。8 9日公 布 的八 届 十 一 中 全 会 公 告 月 殴 甚 至 流血 冲 突 ,最 后 形 成 “ 留三 天 ” 保 种 极其 有用 的新 式武 器 ” 、 “ 众创 造 ” 群 ( 称 十 六条 )规 定 : “ 充 分运 用 大 字 的通 例 。 简 要 的 “ 种 革命 形 式 ” 、 “ 众 斗 争 的 形 报 、大 辩 论这 些 形 式 ,进 行大 鸣 大 放 。 ” 一 群 式 ”, “ 我 国条 件 下 ,这 是 一个 有 利 于 在 无 产 阶级 而 不利 于 资产 阶 级 的形 式 ” 。 大 字报 内容 的主 流 与 大批 判 一 样 ,是 政 治 宣 判 式 的 而 非 说 理 的 。 其 固 定 格 式

人教版必修一:第21课《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同步试题(含答案)

人教版必修一:第21课《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同步试题(含答案)

第21课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课程标准:1.了解“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说明民主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2.列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认识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1.“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原因(1)思想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

(2)主观上:毛泽东错误地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

(3)客观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

2.民主法制遭到践踏(1)践踏人权:①大批党政各级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和学者,惨遭批斗、抄家和残酷的人身迫害。

②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造成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2)法律名存实亡:①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一纸空文。

②各项法律名存实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失去了保障。

(3)社会秩序遭破坏: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都被夺权而陷于瘫痪。

②许多地方发生武斗,工厂、学校正常的生产学习停顿下来。

(4)民主制度遭中断: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十年没有召开。

②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实行。

二、法律制度走向健全1.背景吸取“文革”的教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2.措施(1)法制建设方针:①时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②内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平反冤假错案:为刘少奇平反,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平反。

(3)加紧立法工作:①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②制定民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法律。

3.成就(1)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民主政治建设趋于制度化、法律化。

(3)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

三、民主制度的重建与完善1.制度建设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新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政党建设1982年,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教育大革命

教育大革命

教育大革命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动因. 这场改革有"左"的色彩,提出"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但当时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是基本正确的,并且取得了不少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不仅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今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教育大革命”的发生与开展“教育大革命”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时代背景。

(一)对各类人才的强烈需求建国以来,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有较大发展,而且要继续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而当时我国的教育还相当薄弱,对于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

(二)“大跃进”政策的推动1957年,我国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受鼓舞,并激发了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的信念。

但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认识不足,就出现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的倾向,因此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

在经济建设上,1956年曾出现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于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报告》中,曾经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在保证重点的前提下,在某些方面作适当压缩,调整各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

1957年1月,陈云针对1956年的冒进现象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还须与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

但这些思想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遭到了严厉批评,从而使一些主张实事求是的人受到压制,促进了急于求成的思想的发展。

3月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多次更加严厉地批判主张反冒进的人。

会后,各省市都提高了经济指标,加快了建设速度。

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 6.21原始资料:图们、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 6.21原始资料:图们、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

原始资料:图们、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在我们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左”的影响,长期不重视法制,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践踏法制。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钻了各方面的空子。

其中,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是他们钻的一个大空子。

他们横行于党纪之外,凌驾于国法之上,肆意践踏法制。

从刘少奇冤案的制造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至少在以下八个方面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法律:(一)他们一面砸烂公检法机关,另一面设立自己控制的专案组。

在中央,有江青亲自领导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掌管的中央几个专案办公室。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完全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旨意,采取以下卑劣手段制造的这起冤案。

如: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篡改事实,歪曲夸大;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借刀杀人,株连无辜;大搞刑讯逼供;讨好奉承,诱其上钩;巧设圈套,骗其上当;口诛笔伐,煽动打砸抢。

(二)他们在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革命”的对象是所谓“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清除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思想指导下,把同志当敌人,方法是搞大民主,标榜的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自由”,对被审查的人来讲,不仅没有“四大自由”,连四小自由也没有;简直是“四害”。

实践证明,搞“四大”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取消党的领导的恶劣手段。

(三)他们以权代法,想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说谁是走资派,谁就是走资派;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

(四)他们想抓谁就抓谁,想安什么罪名,就安什么罪名,致使大批的党员、干部、群众被无辜地关进监狱和名目繁多的隔离室,他们根本不把这些人当人看,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生活上虐待,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

(五)他们是先定罪名,后找材料。

办案服从他们的政治需要,他们向办案人员大力灌输“阶级斗争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斗争哲学”,“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打人有理,棍棒底下出材料”,“没有事实,从被审人员嘴里掏”的办案指导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史

思想政治教育史

2、“问题与主义”之争:又称问题与主义论战,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关于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第一个回合。

这次论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3、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在武昌创办的,担任讲习所的各界领导人主要是共产党员课程讲授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知识,特别注意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农讲所把大批革命的种子撒向全国极大推动党对农民思想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

4、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1925年2月,周恩来提议下成立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黄埔军校为基地的联合会。

在它存在的一年多里大量宣传了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主张在联合革命军人和社会各界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6年4月,蒋介石强行勒令下被迫宣布解散。

5、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是中共建立秘密的中共黄埔特别支部。

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是党在军队中的第一个基层,直属中共两广区委领导。

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建立了工作制度,在学员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壮大党的队伍。

6、三湾改编:1927年,由于秋收起义受挫毛泽东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9月28日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它对于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起了重要的是作用,标志着工农红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7、政治工作三大民主:三大民主是我军内部的民主制度,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政治民主是三大民主的核心。

三湾改编实行的民主制度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民主奠定了基础。

11、“思想领先”原则:整风运动坚持思想领先原则,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全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思想解放、思想教育与思想改造,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思想领先原则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特殊的现实意义.12、“团结——批评——团结”:是我们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也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序:首先说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是在此之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

并且,如果孤立地来看每一项自由,或者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分配这四项自由,四大自由几乎完美无缺,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后两项自由对穷人特别重要,甚至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自由。

以至于对穷人不屑一顾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从来不提后两项自由,因为一提后两项,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立刻就会荡然无存。

所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就变成了最适合学者和富人的两大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老百姓的生活和住房是不是匮乏,是不是恐惧下岗失业,是不是恐惧上不起学,是不是恐惧看不起病,是不是恐惧年老无人养,则统统被屏弃在自由之外。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变成两大自由,虽然与中国自由主义仇穷恋富的天然缺陷有关,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罗斯福四大自由排斥穷人的内在缺陷决定的。

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核心是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有可能宣杨和捍卫自己的信仰,才有可能伸张和追求物质生活的充裕和精神生活的安宁,也才有可能实现后三项自由。

但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却要受到知识、资本和权利三道门槛的限制,这三道门槛完全能够自发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自由之外。

首先是知识的限制。

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是通过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表达的,甚至这些传统媒体是唯一的表达渠道。

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能够享受这种言论自由的只有那些善于著书立说的学者专家。

而对于无力撰写论文著作的一般民众来讲,最大的言论自由充其量也只是在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中发些牢骚而已,这些牢骚不仅没有人理会,甚至是专家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任何文章著述一旦染上街头百姓的“非理性言论”,立刻就会丧失全部学术价值。

中国学者之所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看不懂自己的文章著作,原因就在这里。

可见,现代社会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能够著书立说。

大辩论

大辩论

大辩论作者:烸铂来源:《档案天地》2011年第12期“大辩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它与“大鸣、大放、大字报”共称为“四大”。

“大辩论”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泛滥,并被写入宪法。

“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直至1980年被废除。

“大辩论”,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独创形式,影响中国社会二十余年。

这种民主形式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兴起的,并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果写入宪法,但是最终又被废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艰难探索过程。

回顾这段中国民主政治“大跃进”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

“大辩论”在1957年整风与反右派运动中产生“大辩论”的民主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进行公开的和面对面的思想斗争。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多次运用于党的整风运动中,对于加强党的战斗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正确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为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不要骄傲自满、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

建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即着手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号召“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防止在获得全国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全党“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发生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撰文认为,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党的组织和党员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其结果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比前几年增加了,为此,他强调“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要实行“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毛概慕课单选题答案

毛概慕课单选题答案

1.我国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是C.计划经济2.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围绕的一个基本方针是A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3.“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大民主”的极端现象给出的经验教训是B.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4. 在社会主义阶段,解放生产力的正确途径C.改革5.共同富裕意味着D.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6.下面哪项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现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翻2番是错误的。

7.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其主要原因是A.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8.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走向C.社会主义社会9.中共八大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D.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10.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是D.帝国主义11.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A.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1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D.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3.1955年底在党内首先提出如何以苏联经验为戒,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的是D.毛泽东14.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三个“没有变”的阶段特征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B.党的十八大15.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A.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6.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是在B.八七会议17.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A.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教育大革命

教育大革命

1958年教育大革命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动因. 这场改革有"左"的色彩,提出"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但当时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是基本正确的,并且取得了不少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不仅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今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两条路线: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一)、“教育大革命”的发生与开展“教育大革命”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时代背景。

对各类人才的强烈需求建国以来,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有较大发展,而且要继续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而当时我国的教育还相当薄弱,对于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

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是我国建国初期,特别是1952 - 1956年间教育界的一件大事,这对于建立新的、正规的教育体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苏联教育中的统一性、绝对化等形式主义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高校的管理体制参照苏联模式,由教育部直接负责,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人才培养方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管理,这种“大一统”的培育模式,妨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妨碍他们创造性的发挥,使学校建设成为千人一面,显现不出特色。

同时,苏联教育中取消劳动课,忽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做法,背离了毛泽东一贯提倡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加上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导致在教育上从“全面学习苏联”到走自己的路。

在一定意义上, 教育革命就是走自己路的产物。

(二)“大跃进”政策的推动1957年,我国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受鼓舞,并激发了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的信念。

新中国的历次宪法修改

新中国的历次宪法修改

新中国的历次宪法修改编辑丨子愚1975年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作了全面修改的宪法,称为“七五宪法”。

这部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在特殊时期产生的。

这部宪法共4章30条,主旨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为理论指导,取消“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一些“左”倾思想写进宪法。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又一次作重大修改的宪法,称为“七八宪法”。

这部宪法共4章60条,尽管对“七五宪法”作了一些重大改进,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总体上表现为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七八宪法”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主要是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级人大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关系改为领导关系。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取消了“七八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经全面修改的宪法,称为“八二宪法”。

这部宪法分为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首都五个部分,共4章138条。

“八二宪法”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背景下,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宪法”的基本原则,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借鉴了国际经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法。

它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范围、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等。

其根本特点是,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规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为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全国人大分别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2004年3月对“八二宪法”陆续进行了修改完善。

毛主席创造的十大惊天奇迹

毛主席创造的十大惊天奇迹

毛主席创造的十大惊天奇迹毛主席执掌共和国仅仅20余年,但,就是在这短短20余年时间里却创造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奇迹!1.他创造性地开展了“扫盲运动”,让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文盲率,在20余年里由95%缩小到20%!这个速度创造了人类世界历史上的最高记录!2.他创造了让老百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表达意见的形式,并写入了宪法。

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3.他在一夜之间消灭了“黄赌毒”,让一个国家的人们勤俭向上、拾金不昧、夜不闭户、争做无名英雄,产生了主动自觉自愿帮助别人的雷锋精神,创造了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最高境界!4.他让一个国家的物价30年不涨,而工人工资增加了一倍;他让人民不要工钱,义务修建了8万座水库和无数的河流渠道,使中国风调雨顺、旱涝保收几十年,既无内债亦无外债,粮食储备可吃三年。

5.他让一个国家在20余年里,便实现了工业化(这在其他国家通常需要几百年时间),并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个洋钉、洋火、洋车、洋油……什么都带“洋”字的时代,进入到一个拥有“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尖端科技强国之列。

6.他在世时,中国已与世界上180个国家中的118个国家建了交,并成为亚非拉第三世界领袖,其政权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让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总代理美国总统也屈尊拜访。

7.他在一切内外战争中“战无不胜”,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而且没有透支国力,反而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了中国,使中国和世界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

8.他让一个国家在30年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或6个亿!仅此一条,不但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或者也是绝后的。

9.他的诗词气魄之宏大,无与伦比,足以使中国历史上豪放派的代表们在他面前变成婉约派!10.他的书法艺术之高超,可谓空前绝后,足以使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家相形见绌,而且那些书法家们的书法,都能临摹成为派系,毛的书法却是无人能够真正学会,尤其是它巧夺天工、浑然一体的神韵,更是无人可及。

丁酉之劫——回忆我所经历的那次“大辩论”

丁酉之劫——回忆我所经历的那次“大辩论”

丁酉之劫——回忆我所经历的那次“大辩论”丁酉之劫——回忆我所经历的那次“大辩论”张允若1957年,也即夏历丁酉年,是个史无前例的年头。

1957年,也即夏历丁酉年,是个史无前例的年头。

这一年的“阳谋”之术、这一年的文字狱规模、这一年带给知识界的灾难、这一年给国家发展和社会风气带来的戕害,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年出现了一种新式武器,叫做“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中共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大张旗鼓地号召帮助党整风,于是民间把发表意见称为“鸣放”,有好事之徒更渲染其为“大鸣大放大辩论”。

未几,毛泽东就把它接了过来,为我所用,大力提倡,一时竟风靡全国,到“文化大革命”时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5年修改(实际上是重订)宪法时,成了只有三十个条款的宪法全文中的一条。

这部宪法,通篇是毛泽东语录的集句,而宪法第十三条所写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也基本上照录了毛泽东的原话。

在这四个“大”中间,“大辩论”处于核心的位置:不仅内在的逻辑关系是这样,而且从1957年开始的“革命实践”也完全表明了这点。

从内在的逻辑关系看,鸣和放总有不同意见之争的,因而辩论就成了关键的环节;至于大字报,那只是鸣、放、辩的载体而已。

从二十年的实践过程看,最热闹、最精彩、最能不断“创新”的也在“大辩论”这个环节。

正如毛泽东说的,“所谓百家,其实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而这两家就得你死我活地斗,没有“大辩论”何以体现这个“斗”字?鸣也吧,放也吧,不过是让人家“把毒素吐出来”,让群众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些丑类”,然后好“聚而歼之”。

这便是实行“四大”的根本目的。

所以毛泽东赞赏“四大”,归根到底是赞赏这个“斗”字。

如此看来,毛泽东去世后1978年重写的宪法把“四大”改放到公民权利项下,倒是有违毛泽东的初衷的。

就我的经历来看,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也就是“大辩论”这个环节。

就说1957年的整风反右吧。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经验教训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经验教训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经验教训
1.激烈的政治斗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容易引起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同派别之间可能会出现激烈的辩论和敌对情绪。

这可能导致社会的紧张局势和对立,甚至引发暴力冲突。

2.不正当的指控和迫害: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过程中,一些人可能会滥用这种形式,以攻击、诬陷甚至迫害其他人。

这种行为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不公正,使人们处于恐惧和不安的状态。

3.短暂的表达机会:由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规模庞大,每个人的表达机会都相对有限。

这可能导致少数人的声音被淹没和忽视,无法真正实现公平、平等和广泛参与。

4.缺乏组织和引导: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往往缺乏组织和引导,容易导致混乱和无序。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利用混乱来滥用权力,从而损害公共利益。

基于以上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尊重个人权利和保护个人安全是重要的原则。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应该确保每个人的表达自由和个人尊严的保护。

2.提供公正和平等的参与机会。

应该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参与机会,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到和尊重。

3.强调组织和引导的重要性。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需要有一个组织和引导机制,以确保秩序和目标的实现。

4.非暴力和理性的辩论。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应该强调非暴力和理性的辩论,避免敌对和恶意攻击的情况发生。

总而言之,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确实为人民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机会,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
可以更好地应用这种形式,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广泛参与。

盘点新中国大事——1980年

盘点新中国大事——1980年

盘点新中国大事——1980年
1、最高法院、中央纪委对建国以来一部分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纠正,恢复名誉。

2、召开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全会决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3、中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经济特区。

深圳试行学习香港土地招租收取土地出让金的方式积累办特区的建设经费方式。

4、全国逐步开展撤销人民公社,恢复建立政府、乡党委。

5、全面为右派平反。

6、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央下发文件,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

7、中央下发文件,出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8、对四人帮进行宣判。

9、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10、中央决定设立中顾委,提出废除干部终身制,提倡干部年轻化。

11、公布对“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遇难7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700多万元的事故调查报告。

这是天津市、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死亡事故。

石油部长被免职,预示中国将告别靠口号,而是靠科学的管理企业特别是企业安全的开始。

12、浙江温州,广东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开始无声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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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首先说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是在此之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

并且,如果孤立地来看每一项自由,或者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分配这四项自由,四大自由几乎完美无缺,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后两项自由对穷人特别重要,甚至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自由。

以至于对穷人不屑一顾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从来不提后两项自由,因为一提后两项,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立刻就会荡然无存。

所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就变成了最适合学者和富人的两大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老百姓的生活和住房是不是匮乏,是不是恐惧下岗失业,是不是恐惧上不起学,是不是恐惧看不起病,是不是恐惧年老无人养,则统统被屏弃在自由之外。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变成两大自由,虽然与中国自由主义仇穷恋富的天然缺陷有关,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罗斯福四大自由排斥穷人的内在缺陷决定的。

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核心是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有可能宣杨和捍卫自己的信仰,才有可能伸张和追求物质生活的充裕和精神生活的安宁,也才有可能实现后三项自由。

但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却要受到知识、资本和权利三道门槛的限制,这三道门槛完全能够自发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自由之外。

首先是知识的限制。

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是通过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表达的,甚至这些传统媒体是唯一的表达渠道。

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能够享受这种言论自由的只有那些善于著书立说的学者专家。

而对于无力撰写论文著作的一般民众来讲,最大的言论自由充其量也只是在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中发些牢骚而已,这些牢骚不仅没有人理会,甚至是专家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任何文章著述一旦染上街头百姓的“非理性言论”,立刻就会丧失全部学术价值。

中国学者之所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看不懂自己的文章著作,原因就在这里。

可见,现代社会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能够著书立说。

如果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也就无法享有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如同达不到分数线就无法进入高校大门一样,仅凭这一道门槛,就足以能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排除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

其次是资本的限制,这是现代社会为言论自由设置的第二道门槛。

即便能够著书立说跨越了知识的门槛,也只是意味着具有了对自己发表言论的自由,能否享有对社会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则要取决于能否给媒体老板带来足够的利润。

只有在能为媒体增加发行量和提高收视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公开的言论自由。

相反,如果不能给媒体老板带来利润,那么,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会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更加悲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至少还有人谈有人议,而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则只能是和自己谈和自己议,终生守着一堆废纸过日子。

最后是权力的限制。

这里的权力限制并非是指集权专制,而是指各种规则、程序和审批的限制。

比如像上面那样设置知识和资本的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限制。

权利限制表明了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以往所有社会的自由,都是把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赋予的自由,如同笼子里野兽的自由、羊圈里牛羊的自由一样,具有极其严格的牢笼限制,如果超出牢笼限制影响到秩序稳定,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20万,稳定20年”。

对于那些作为被管理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自由与赋予监狱犯人的自由,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活动范围大小而已。

羊圈再大,羊也仍然是羊,绝不会成为牧羊人。

现代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三重限制,成功而又不露痕迹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外,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就变成了极少数富人的自由,变成了富人驾驭穷人的自由,这就是中国权贵富豪喜欢西方民主自由的根本原因。

其实,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自由之外,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只是封建社会直接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通过规则不露痕迹地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所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不仅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统治文明和统治技巧的进步。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究竟是什么?《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

单从这四大自由的表述方式就可看出,《文革宪法》规定的这四大自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众政治权利,是无需专门解释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并且任何精英都难以进行学术垄断的政治概念。

如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一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振臂一呼也能知其准确含义,并且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产生任何歧义。

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大鸣: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

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

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

大放:如果说大鸣属于自由的范畴,那么大放则属于民主的范畴。

因为以往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把人民由以往社会的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大字报:是相对于小字报而言,大字报小字报都是宣传工具。

小字报是向某些要人揭露,就是打小报告。

大字报是向大众广泛宣传,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墙报。

从其形式上讲,大字报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

揭帖者,就是张贴的启事。

要追根溯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郑国人子产。

从实质上来讲,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

为什么,首先,大字报制度造就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根本特点: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

这是大众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最根本的法治基础。

由大众政治决定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以往精英政治时代司法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的含义不同。

以往社会的法治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由少数精英立法;二是以此作为善恶标准。

这种少数精英立法的最大弊端,就是不承认道德和公众的力量,使法律和道德形成尖锐对立:所有符合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而所有合法的行为又是违背道德的。

其次,大字报制度奠定了当今中国网络民主的制度基础。

主席生前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

所谓演习就是为今后真正的大众民主做准备,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大字报制度对今天网络民主的演习。

这一方面是由中国传统媒体被精英控制决定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革大字报10年演习的结果,是文革大字报的历史复活,是网络版的现代大字报。

大辩论:大辩论是相对于西方国会或议会的小辩论而言的。

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程序,决定了国会议员都是经过资本筛选出来的,资本的同一性决定了国会议员立场的一致性,无论彼此之间政见分歧有多大,在对待穷人和穷国的问题上,国会议员的立场往往惊人地一致。

就如同今天中国的精英阶级一样,无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分歧有多大,甚至能够达到动用坦克装甲车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在对待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完全一致,能够不谋而合地把枪口一致对准老百姓。

那些原本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的精英集团,居然能够不约而同地为掠夺大唱赞歌,并且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就是精英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

精英民主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决定了议会辩论的内容永远都只是统治和管理人民方法的辩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

即便偶尔反映了人民利益,那也是一种恩赐和让步,目的是让人民为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如同狼群给予羊群更大的自由天地,是为了让羊群生长得更加肥大一样。

可见,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历史缺陷,就在于人民没有直接民主权利,而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由于这些人受着资本的严格制约,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这就在客观上把人民排除在了民主范畴之外。

大众民主的大辩论,就是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还权于民,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这表现在:首先,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

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

其次,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

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

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

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

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

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革宪法的四大自由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把罗斯福那里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的自由扩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

由中国文革开始的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事件。

其意义绝不亚于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

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并竭力维护精英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建立在剥夺大众财产和大众权利基础上的精英时代必将被送入历史坟墓,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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