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序：首先说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是在此之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

并且，如果孤立地来看每一项自由，或者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分配这四项自由，四大自由几乎完美无缺，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后两项自由对穷人特别重要，甚至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自由。

以至于对穷人不屑一顾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从来不提后两项自由，因为一提后两项，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立刻就会荡然无存。

所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就变成了最适合学者和富人的两大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老百姓的生活和住房是不是匮乏，是不是恐惧下岗失业，是不是恐惧上不起学，是不是恐惧看不起病，是不是恐惧年老无人养，则统统被屏弃在自由之外。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变成两大自由，虽然与中国自由主义仇穷恋富的天然缺陷有关，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罗斯福四大自由排斥穷人的内在缺陷决定的。

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核心是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有可能宣杨和捍卫自己的信仰，才有可能伸张和追求物质生活的充裕和精神生活的安宁，也才有可能实现后三项自由。

但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却要受到知识、资本和权利三道门槛的限制，这三道门槛完全能够自发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自由之外。

首先是知识的限制。

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是通过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表达的，甚至这些传统媒体是唯一的表达渠道。

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能够享受这种言论自由的只有那些善于著书立说的学者专家。

而对于无力撰写论文著作的一般民众来讲，最大的言论自由充其量也只是在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中发些牢骚而已，这些牢骚不仅没有人理会，甚至是专家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任何文章著述一旦染上街头百姓的“非理性言论”，立刻就会丧失全部学术价值。

中国学者之所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看不懂自己的文章著作，原因就在这里。

可见，现代社会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能够著书立说。

如果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也就无法享有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如同达不到分数线就无法进入高校大门一样，仅凭这一道门槛，就足以能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排除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

其次是资本的限制，这是现代社会为言论自由设置的第二道门槛。

即便能够著书立说跨越了知识的门槛，也只是意味着具有了对自己发表言论的自由，能否享有对社会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则要取决于能否给媒体老板带来足够的利润。

只有在能为媒体增加发行量和提高收视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公开的言论自由。

相反，如果不能给媒体老板带来利润，那么，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会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更加悲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至少还有人谈有人议，而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则只能是和自己谈和自己议，终生守着一堆废纸过日子。

最后是权力的限制。

这里的权力限制并非是指集权专制，而是指各种规则、程序和审批的限制。

比如像上面那样设置知识和资本的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限制。

权利限制表明了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以往所有社会的自由，都是把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赋予的自由，如同笼子里野兽的自由、羊圈里牛羊的自由一样，具有极其严格的牢笼限制，如果超出牢笼限制影响到秩序稳定，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20万，稳定20年”。

对于那些作为被管理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自由与赋予监狱犯人的自由，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活动范围大小而已。

羊圈再大，羊也仍然是羊，绝不会成为牧羊人。

现代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三重限制，成功而又不露痕迹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外，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就变成了极少数富人的自由，变成了富人驾驭穷人的自由，这就是中国权贵富豪喜欢西方民主自由的根本原因。

其实，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自由之外，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只是封建社会直接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通过规则不露痕迹地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所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不仅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统治文明和统治技巧的进步。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究竟是什么？《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

单从这四大自由的表述方式就可看出，《文革宪法》规定的这四大自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众政治权利，是无需专门解释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并且任何精英都难以进行学术垄断的政治概念。

如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一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振臂一呼也能知其准确含义，并且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产生任何歧义。

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大鸣：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

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

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

大放：如果说大鸣属于自由的范畴，那么大放则属于民主的范畴。

因为以往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把人民由以往社会的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大字报：是相对于小字报而言，大字报小字报都是宣传工具。

小字报是向某些要人揭露,就是打小报告。

大字报是向大众广泛宣传，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墙报。

从其形式上讲，大字报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

揭帖者，就是张贴的启事。

要追根溯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郑国人子产。

从实质上来讲，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

为什么，首先，大字报制度造就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根本特点：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

这是大众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最根本的法治基础。

由大众政治决定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以往精英政治时代司法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的含义不同。

以往社会的法治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由少数精英立法；二是以此作为善恶标准。

这种少数精英立法的最大弊端，就是不承认道德和公众的力量，使法律和道德形成尖锐对立：所有符合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而所有合法的行为又是违背道德的。

其次，大字报制度奠定了当今中国网络民主的制度基础。

主席生前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

所谓演习就是为今后真正的大众民主做准备，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大字报制度对今天网络民主的演习。

这一方面是由中国传统媒体被精英控制决定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革大字报10年演习的结果，是文革大字报的历史复活，是网络版的现代大字报。

大辩论：大辩论是相对于西方国会或议会的小辩论而言的。

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程序，决定了国会议员都是经过资本筛选出来的，资本的同一性决定了国会议员立场的一致性，无论彼此之间政见分歧有多大，在对待穷人和穷国的问题上，国会议员的立场往往惊人地一致。

就如同今天中国的精英阶级一样，无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分歧有多大，甚至能够达到动用坦克装甲车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在对待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完全一致，能够不谋而合地把枪口一致对准老百姓。

那些原本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的精英集团，居然能够不约而同地为掠夺大唱赞歌，并且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就是精英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

精英民主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决定了议会辩论的内容永远都只是统治和管理人民方法的辩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

即便偶尔反映了人民利益，那也是一种恩赐和让步，目的是让人民为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如同狼群给予羊群更大的自由天地，是为了让羊群生长得更加肥大一样。

可见，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历史缺陷，就在于人民没有直接民主权利，而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由于这些人受着资本的严格制约，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这就在客观上把人民排除在了民主范畴之外。

大众民主的大辩论，就是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还权于民，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这表现在：首先，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

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

其次，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

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

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

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

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

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革宪法的四大自由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把罗斯福那里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的自由扩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

由中国文革开始的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事件。

其意义绝不亚于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

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并竭力维护精英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建立在剥夺大众财产和大众权利基础上的精英时代必将被送入历史坟墓，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