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建构与反思

现代性的建构与反思
一、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化研究
一部儿童文学史，不仅要有翔实的史料陈列，而且要有“见”与“识”，要有“一以贯之”的史观。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中所谓的儿童文学史的“识”与“论”即为作者的儿童文学史观：儿童文学史是什么？儿童文学什么？儿童是什么？这一切在儿童文
学现代性发轫之后，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三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依存关系？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串逻辑严密、互相关联的问题流。

为解决这些问题，使得这部儿童文学史论得以有效操作，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定位为“文化研究”。

采用文化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将整个社会文化视为一个巨大的“文本”，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蕴涵和文本所隐含的权力关系。

而关于文学现代性的反省与思考则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命题之一，作者敏锐地抓住文化研究这一独特而新颖的理论切入视角，将整个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放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进行考察。

在“现代性”视域中，围绕着儿童文学审美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交锋这一线索，沿着晚清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的现代性发轫——五四时期文化冲突中的儿童想象——儿童文学的实践话语——民
族共同体话语中的儿童身份这一流脉进行梳理，作者在充分肯定“一部儿童文学史，从根本上说就是成年人（创作主体）“儿童观”演变的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之“儿童观”的演变历史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深度开掘。

同时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儿
童文学作家如何通过儿童文学的创作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及对儿
童的建构；儿童作为成人世界的文化他者身份；政治话语的霸权地位如何左右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导致从晚清到五四到三四十年代，儿童身份由“小国民”、“小野蛮”到“小英雄”、“小主人”转变。

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儿童文学是建构儿童意义的成人的自觉书写，儿童文学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对“儿童”的立法来争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及未来时代的话语权。

二、立法者与他者
现代儿童的发现发轫于晚清民初，此时儿童由封建时代“父之子”身份实现了近代“未来之国民”的角色转换。

对于儿童文学的关注，主要出发点不是儿童本身的需要，而是文学需要儿童。

儿童的产生只是出于现代性刚刚展开时的必须。

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崭新的政治意义上的发现。

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三纲五常”的批判，对儿童的发现也超越了对“未来之国民”的认识。

儿童由晚清“国为民纲”的从属关系转变为“儿童”，实现了儿童与成人的真正区分。

之后，作为“立法者”的儿童文学作家、教师、知识分子开始将“儿童需要文学”作为研究与创作的出发点。

这是儿童文学最美的童年时代，“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先驱者的促进与推动下开始确立。

到了三四十年代，革命和抗战的大潮将儿童文学这片“适宜儿童逍遥的花园”变成了战场。

儿童的身份变成了“革命的接班人”。

尽管此时的儿童观由“社会本位”取代了“儿童本位”，作者独具慧眼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
三四十年代的儿童小说正是凭借其自主性的对政治和历史的介入，才获得了一种力量与尊严。

”但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个个人融入集体的时代，作为未成年人的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已不再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们关注的重点，因为那是一个被政治话语霸权所宰制的时代。

儿童从来不是一个超越历史性的存在，同样任何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认识也会带着当时的意识形态痕迹。

在现代性语境中，儿童文学和儿童是被知识分子/立法者所建构的。

而在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得不发生变化，作为现代性的逻辑上的延伸：在后现代话语情境中，知识分子成为阐释者，对于儿童的立法被解构之时，儿童的可教育性也被剥夺了。

在“现代性”视野中考察儿童文学与儿童的建构特征之后，作者立足于当下的话语情境，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与反思，指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特殊性，力图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的原貌。

三、动态、多维的叙事方式
对“现代性的发展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抒写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其过程中又包容着怎样丰富的文学现象”这一问题的考量，作者不局限于单一的文学尺度或历史尺度而作出简单的批判或肯定，，而是以典型的文学现象为主，充分肯定它们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的史学价值，并努力挖掘其中的文学价值。

同时于大浪淘沙之中，钩沉那些被主流文学忽视的、不易为人发掘的儿童文
学作品，力图找出一种更具整合性的儿童文学史构建的话语模式。

采用文化研究方法的另一优势就在于以一种多维的、网状的研究方式，建立各种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并对儿童文学史上种种对立的创作倾向进行协调，如政治性与文学性、成人本位与儿童本位、教育性与审美性、文学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等等。

在作者看来，那些偶然性的、依然具有五四时期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坚持儿童文学艺术的纯粹与审美特质的写作，亦即坚持儿童本位的写作，在革命与抗战时期仍然存在着。

作者敏锐地发现，那些以政治话语为先锋的主流儿童文学作品和那些偶然性的显得“另类”的文学作品并行存在，其实正是自晚清儿童文学现代性发轫以来，几种不同的儿童观相互交锋、冲突的遗存与结果。

以往的文学史观点中，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变革、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几乎是亦步亦趋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导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儿童文学的分期与历史的分期等同的倾向。

因此，作者提出了以一种动态的、联系的叙事方式来阐释与评价那些原来已有定论的文本，讲述这些文本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话语模式的背景之下有着怎样的图景，并确定将儿童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作为现代儿童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划分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细小阶段，从而确定儿童文学史的分期。

例如作者留意到在晚清之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伴随着从荒野文化到园艺文化的教育观念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接受过程。

这也为现代儿童文学挥之不去的教育情结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对这一点的
关注，得益于作者教育学跨学科研究背景。

与此同时，作者还力图调和儿童文学审美性和教育性的矛盾，并从教育学的角度指出，“并非教育就不能使儿童快乐。

”使得教育（政治）尺度、审美尺度在现代儿童文学史漫长的此起彼伏的力量消长中，获得了与当代儿童文学一致的努力方向，那就是儿童文学可以同时具有儿童性、文学性、教育性的特征。

四、多样化建构与童年普遍性价值的追寻
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放置于现代性视域中进行考察，不仅实现了与整个大文学体系的话语融合，也实现了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全面接轨，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创见性的表达，最终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审美）属性、教育属性的阐释上升到文化诗学的高度，而儿童文学如何定义我们，如何定义儿童，如何定义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也是对“有限的建构与永无止境的确定性”的追求之间的矛盾解决过程，为未来的儿童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多维观察角度，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还要继续面临多样化的建构，以及对童年普遍性价值的追寻。

作者简介：汪元元（1982-），女，江苏连云港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