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女性意识的觉醒

提起"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等名词,人们自然会想起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化和女权运动影响、推动下的我国两次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思潮: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诚然,这两次文化思潮的勃兴是基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男性权力为中心这样一种事实，是女性寻求自身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的表现。尤其是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更是把目光对准了探讨女性自身价值、命运、感觉方式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把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任何一种文化思潮的产生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我国元明清时期的代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深化。这些女性自身具有很高的典型性，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反观出当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女子的心路历程。同时，她们也促使更多的女性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命运，呼唤着更广泛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元明清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元朝是异族统治时期，统治者本身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淡薄，但是随着封建统治的进一步深入，他们逐渐认识到了用封建教义统治、约束人们的重要性，于是重新提倡宋代所形成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束缚人性，巩固其封建统治。明清时期朝代的更迭并未能改变这种专制的统治，相反，以理学压制人欲的态势有增无减。虽然封建社会已是强弩之末，但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男权统治却成为女性身上更重的枷锁。"女性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愿望几乎被男权主义抹煞和替代。"[1]"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也就越猛烈。因此，元明清时期表现女性受压抑、受迫害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女性在压迫中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和争取个性自由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从这一时期的代表文学作品-----《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时代缩影的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和深化。一《西厢记》是元代描述青年男女大胆追求爱情的名篇。作品塑造的崔莺莺可谓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最早出现的追求自主婚姻、反抗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在她身上显露出女性意识觉醒的萌芽。崔莺莺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她敢于冲破传统婚姻的束缚、争取自主婚姻上。封建时代的女性始终处于儒家礼教的严格管束中，恪守"三从四德"。在婚嫁上,年青女子毫无自主权，根本不存在与男子从相互倾慕到结为连理这样一条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合乎"理法"的正常途径。相国小姐莺莺从小就处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教约束下，她的命运同众多女子一样完全操纵在封建家长手中。父亲生前为她定下的嫁与郑尚书之子郑恒的婚约是她"理"应遵循的人生轨迹，受过多年封建教育的莺莺深深懂得这一点。然而，以礼教压制人欲是违背人性的，封建家长的严格管制又怎能禁锢少女渴望爱情的心灵？自从在佛殿上与张生一见钟情后，爱情的种子就在她心中萌芽，青春的觉醒唤起了她心中郁积已久的热。,感情的驱使，追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使她鼓起勇气接二连三的向封建礼教、传统婚姻发起了挑战。然而，反抗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莺莺个人而言，礼教与情感、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是其无法轻易逾越的鸿沟。孙飞虎围寺，母亲的承诺曾给过她一线生机，但之后母亲凭借权威公然违约终于使她领悟到：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是无望的，幸福要靠自己争取。经过"传简-叛简-赴约"这一系列夹杂着深刻自我斗争的波折后，莺莺毅然抛弃了传统婚约，选择了自主婚姻，并且做出了在封建社会看来是大伤风化的婚前以身相许的举动，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挑战。这在当时看来是很让人警醒的，是其反抗礼法的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其次，以个人情感为婚姻基点，藐视家世利益，蔑视功名富贵，追求专一爱情，是其女性意识觉醒的又一突出表现。恩格斯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莺莺与郑恒的婚约体现的正是这种门当户对的家世利益。莺莺对于以家世利益为纽带的婚姻是不屑一顾的，她以相国小姐的身份与家道中落的白衣秀士张生从一见钟情到私定终身，始终没有考虑过张生的家庭出身和财产，完全出于对他才华的倾慕和被他的痴心所感。她追求的自由婚姻始终建立在个人情感之上，与以家世利益为出发点的封建包办婚姻迥然不同。这是她尊重个人情感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又一体现。面对母亲以家世利益为重，以张生考取状元作为迎娶她的条件，莺莺十分不满。她对功名表示出的是极大的厌恶。"长亭送别"中"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等叮嘱反映出她的不满和担忧：功名不成，婚姻成为泡影；功名成就，即便不遭抛弃也只怕免不了"一夫多妻"的贵族阶级惯例。在她看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这种对爱情"专一"的追求和视考取状元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想法在封建女子中是不多见的，是对传统的"夫贵妻荣"观念的打破，更体现出莺莺对自身命运的深层思考，显露出女性意识觉醒的光芒。二如果说崔莺莺形象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觉醒还伴随着自我斗争的反复，处在半开半合的萌芽状态，那么杜丽娘式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对爱情的不懈追求，则更显示出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新要求。《牡丹亭》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几令《西厢》减价"。杜丽娘体现出的比崔莺莺更为自觉而鲜明的女性意识，正是其形象永葆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首先，较之崔莺莺，杜丽娘的自我意识觉醒带有更大程度上的主动性。莺莺尚且存在与青年男子张生偶遇的机会，对方的才、貌唤起了她追求爱情的热望。而杜丽娘处在更森严的礼教管束下，她的生活场所除了绣楼就是书房，接触的人除了父母、丫环，就是愚腐的教书先生，根本不存在与青年男子偶遇的机会，也不存在张生那样的人向她求爱，当然丫环春香也不能像红娘那样给她以帮助，她的命运更严格地操纵在家长的手中。父亲训斥女儿，"你白日睡眠，是何道理？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母亲甚至连裙上的一对鸟儿也不让女儿看见，怕牵动其情思。他们想把女儿培养成为"德、言、容、功"兼备的标准的封建淑女。然而事与愿违，杜丽娘不但没有受到《诗经》中"后妃之德"的感召，古老的恋歌反倒唤起了她潜伏于心的爱情欲望。她曾暗自思忖："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抛弃了"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戏游空冷无人之处"的家训，她偷游后花园。大自然的春色在她的心中产生强烈的震撼，致使她慨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书中的诗句、大自然的景色竟能唤起其心中最原始的人生欲望和对爱情的憧憬，足见其自我意识之强烈，也可以看出其作为"人"的青春觉醒的深刻性。其次，如果说莺莺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表现得有些曲折、委婉，那么杜丽娘对于爱情自始至终超越生死界限的追求，则使其个体意识觉醒的彻底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强烈的求情求偶的原始欲望使她在树下"因情而梦"，梦中的幻景更坚定了她追求自由爱情的信念，以至于她再一次违背母亲的"慈戒"去后花园《寻梦》，这也是对封建礼教的一次挑战。现实与梦幻、礼教与情感的格格不入，使杜丽娘陷入无限的愁苦之中，以至相思成疾，一病而逝。她的死是对禁锢人生的礼教的最强烈的控诉。最宝贵的是，杜丽娘死并不是追求的终止，相反，却是她反抗的高潮。在地狱中她念念不忘打听丈夫的姓名，可见其追求的执着。最终，杜丽娘的真情感动了花神、判官、夜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