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鲁迅——中国现代新旧交替时期的经典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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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
(汤书昆)
鲁迅——中国现代新旧交替时期的经典象征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最勇毅的批评者。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918年为《新青年》杂志撰稿时始用鲁迅这一笔名,寓意在一种深刻的生存矛盾。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日趋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少年时期家遭变故,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而系狱(曾判死刑),父亲长期患病,全家了无生趣。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少年鲁迅与家人一样屡屡周转于当铺和药店之间。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是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相信他一定会对社会人情的冷酷及势利有蚀骨般的体会。
虽然少年时代即历经苍桑,使心境留存一份苍老,但读书世家和农村生活还是给鲁迅带来了健康生长的活力。鲁迅青少年时受过传统的诗书经典教育,也接受了大量野史笔记与民间艺术的熏陶,这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自叙性文章可见一斑。由于外祖母家住江南农村,在很多次随母探亲的过程中,熟悉了山川草木与乡土民情,建立了与乡土中国的感情,这由《社戏》、《故乡》等作品中可以感受很充分。
1898年,放弃科举应试之途,入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不久转入矿务铁路学堂,企望国外式教育,走实业救国道路。1902年留学日本,进预科学校,毕业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其间受达尔文和尼采思想影响,倾心一切具反抗精神的理论,包括无政府主义。医专学习过程中,因观看日俄战争幻灯片而大受刺激,医学救国理想破灭,深感“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认为“东亚病夫”病根在心,于是弃医从文,改走“国民性改造”之路。
1906年至东京,加入章太炎组织的光复会。1090年回国,在杭州、绍兴等地任教,课余整理中国古小说和魏晋人集子。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入京,任职教育部。在黑暗腐败的社会中,对中国历史及思想文化做了非常深入的探究,如曾花10年时间校释《嵇康集》等。
1918年,在友人钱玄同的鼓动下(“黑屋子”典故),摆脱颓唐心境,与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以强烈而深刻的批判震动全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此后,又写了《阿Q正传》、《伤逝》等一批洞穿国民性本质的力作,并结为《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
“五四运动”高潮过后,鲁迅陷入孤独中,散文诗集《野草》记录了这一段的心境。此一时期先后在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多有新解。1925年,介入北京女师大风潮,1926年以身介入“三一八事件”,提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开始倾心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人与为文的战斗意识迅速凸现。
“三一八事件”后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南下厦门大学任教授,动笔写《朝花夕拾》与《两地书》,与许广平建立爱情关系。1927年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科主任。“四一二”事变后,因营救学生无效,愤而辞职。
1928年后定居上海,阅读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文学和欧洲版画,并撰写了一大批犀利透彻的杂文,成为海派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1930年,参加“左联”领导层,逐步确立进步文化旗手的地位。这一时期参加了众多的社会反抗活动,抗议和揭露暴政与伪善,并因此遭到通缉。从1930年起,共写了8本杂文集和1本借古讽今的杰作《故事新编》,以杂文的战斗性为手段,更直接地介入人生改造与社会救亡。
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病逝。死后备极哀荣,成为一代象征。
对鲁迅这一经典象征的复杂性解析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这样评价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应该说,大政治家毛泽东一生还没有给过另一个人这样高的推崇,这样无保留的用词。我们知道,毛泽东本人除了以革命领袖著称外,他也是一位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矛盾有十分深刻理解的大家,而且是一位充满创新改造能力的大师。应该说,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确实存在人生观底蕴层的契合。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鲁迅是一种异常深刻的存在,他在发掘中国传统心境与现代心灵顺逆关系的深度上,几乎是前乏古人,后少来者。这种深度的形成,除了鲁迅自身天性明慧、理性发育好、人生体验深入外,与他较长时间独自静心探索体察也不无关系。如前所述,他十余年沉浸于魏晋人思想里,而对俗世浮名不去计较。在他1918年一举成名之前,他虽然资质阅历都很有优势,却不仅声名事业远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诸人之下,也比不上弟弟周作人,以至于当年专心在京城访贤问道的毛泽东在京城活动时,偏偏将一生最有相契感的鲁迅漏掉了。
鲁迅的光彩及深度究竟何在呢?胡适说过一句断语:“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似乎接近了真实的血脉:
鲁迅一方面英勇战斗,成为时代旗手,显示出刚健的生命之力。另一方面,面对惨淡的人生,肩担时代的重负,在特殊环境中孤独地奋进,心里是一片悲凉。例如: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野草·希望》
我是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路。
——《坟·写在坟后面》
体会起来,确实是冷热交融,生的奋发与死的寂冷统贯身心,形成极其矛盾的人格。
鲁迅的力量来自在孤独和悲凉中的奋斗,有了前者,才不会陷入肤浅的“人道主义”与“集体主义”;有了后者,才不会走向一己私心的自我迷恋与放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鲁迅不同于郭沫若浮泛呐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缺少哲学深度及超越心情的写实主义。鲁迅在具体的战斗人生中充溢着抽象哲理意义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