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_2010年中国古代科技史学术研讨会_综述

者理解原文，更是作为证明算法正确性的文本，往往要通过更换题目和运算而达到。她还指出，证明算法的正确性在证明的历史中尚处于空白（证明的历史基本都关于定理的证明），需要对中国、阿拉伯、印度、巴比伦的古代数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与第二场报告相呼应，她强调了一般性的历史性，及其与抽象性的区别。

从林力娜教授的几次演讲中，我们可体会到法国科学史研究的传统———哲学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亦可感受报告者多年所从事的“文本史”研究方法。

林力娜教授的来访对本所的学术氛围和对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还与所内同仁筹划双方研究所进一步的合作，希望达成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与中国科学院在科学史领域的双边协议，在此框架下开展更广泛和深入的交流。

（孙承晟）

新视野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

———“2010年中国古代科技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0月12—14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室组织的“2010年中国古代科技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密云雾灵山庄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新视野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这次会议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室组建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会议，目的是要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提供跨学科沟通的桥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室主任孙小淳研究员致辞，室副主任韩健平研究员主持。与会学者25人，共提交论文14篇，内容涵盖数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农学史、生物学史、医学史、冶金史、技术史以及古代科技文化传统等方面。

1数学史、天文学史研究

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史上“洛书范型”的价值和意义？如何利用新出土简牍材料重新研究和复原秦汉数学算法问题？“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是如何起源的？明清时期西方天文学传入对中国天文学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些都是与会学者讨论热烈的话题。

刘钝、侯钢《中算家的洛书图腾》一文，认为宋儒对象数的兴趣导致一些人关注易图的数学结构，杨辉、丁易东等人著作中留下的纵横图，相当大一部分包蕴着“洛书范型”，可以依据洛书生成原理构造出来。宋元算家对种种纵横图的构造，有一条明显的独立发展的思路作指导，即“洛书图腾”，它在中国数学史上的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邹大海《从出土竹简看中国早期委输算题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考察了《九章算术》、《张丘建算经》和睡虎地出土汉简《算术》中委输算题的特点，提出了复原古人获得其算法的方案。认为，秦简《数》、汉简《算数书》和《九章》中的典型均输问题含有委输算题的算

法基因，战国时秦国至汉初法律的需要说明先秦已有委输算题，但《九章》的委输算题很可能是秦始皇或汉武帝时代的，《算术》的委输算题不晚于汉文帝时代而可能更早。委输算题和秦汉法律，说明作为邮驿组织的传，亦具有运送物资的功能。

徐凤先、何驽《“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一文，运用考古学和考古天文学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结论，在重新分析解读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得出“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观念产生于国家建立之际黄河中游两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尧都陶寺和禹都王城岗———的日影观测实践。这两个地点观测到的夏至日影分别为1.6尺和1.5尺，也就是《周髀算经》和《周礼》所记载的两个夏至日影长度；通过对早期长度和距离的分析证明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接近当时的1000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史上日影测量和大范围地理测量相继开始的特殊时期，由此产生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理论观念。

宁晓玉《王锡阐与第谷体系》一文，从天文常数、行星模型和宇宙体系三方面论证了王锡阐的历算工作与第谷及其门徒的天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王锡阐修改第谷体系的原因。认为王锡阐虽然从形式上接受了第谷体系，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其体系中的日心成分和虚体轨道的概念，从而也就否定了16至17世纪西方天文学革命的两大成就。

王广超《明清之际日躔宫次推步研究》一文，结合现存清初岁次时宪历以及《新法历书》和《历象考成》中相关术文，考察了明清之际日躔宫次算法及其精度，认为明清之际日躔宫次的计算发生了一场转变，即节气时刻与日躔宫次精确对应，日躔宫次可通过日躔模型推算出来。清初岁次时宪历日躔宫次或节气时刻是根据《新法历书》中算法推算的，日躔模型为偏心圆模型。康熙中后期误差逐渐变大，蒙养斋修历官员构建了双均轮日躔模型。但由于测算数据存在偏误，致使《历象考成》日躔宫次相比以前并未有明显提升。

2地理学史研究

经纬度是地理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概念和历史源流是什么，在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后是否发生过变化？

汪前进《明清时期中国地理经纬度数据源流》一文，在大量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经纬度概念的产生与来源、经纬度数据表的形成、经纬度数据表与西学东渐、经纬度表与中国的实地测绘等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地理纬度数据表最早出现在《旧唐书·天文志》之中，后又出现在《元史·天文志》中。地理经纬度表最早见于明朝《方舆胜略》中，且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包括中国）的经纬度。清朝出现了单独成书的地理经纬度表，其数据一部分是实测的，一部分是通过计算得来的，有的是从地图上量取的。地理经纬度值早期主要用来制定或修改历法，而不是用来绘制地图。地理经纬度表作为一种新的地理著作形式，出现于明末西方测绘学传入中国之后，入清以后大量出现在清一统志、通志、通考、通典与府州县志中。

3医学史与生命科学史研究

医学史、生命科学史是科学史的重要领域，也是当今世界科学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

重要方向之一。随着近年来医学、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有关它们的起源、发展、传播的历史，不同国家和医学家对人体脏腑解剖、疾病防治以及炼丹术的认识，都是科学史界非常关心的论题。

罗桂环、李昂《我国柑橘类果树起源和各栽培种出现的探讨》一文，通过相关野生种的分布、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我国宽皮类柑橘发源于洞庭湖周边地区；柚子和甜橙起源于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黎檬起源于海南和广东南部；我国华南和西南可能是柠檬的起源地之一。”

曾雄生《技术传播与稻作扩展：以宋代为例》一文，认为：“发展不平衡是宋代稻作技术传播的内在动力，宋代各地的稻作技术水准在地方官员的笔下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人口由宽乡流向狭乡的流动是稻作传播的主要途径。官方的劝导也在稻作技术的推广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与军事行动相辅相成的生态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水稻的种植范围。”占城稻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韩毅《“犀角散方”在宋代疫病防治中的应用》一文，认为“犀角散方”在宋代疫病防治中的应用与宋代皇帝的重视和推广有关。宋代政府通过官修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圣剂总录》等，对“犀角散方”的炮制方法、剂型的制备方法与服药法，制定了严格的统一规范，为当时药局的制剂及后世提供了规范。北宋政府在庆历八年（1048）、皇祐元年（1049）和至和元年（1054）开封疫病流行中，运用“犀角散方”加以防治，并取得显著效果。然而，由于政府禁榷、价格昂贵和源于海外，这一珍贵方剂并未在京城以外的其他地区得到广泛使用，宋代医家文献中有关其临床应用的记载极为稀少。南宋时期，出现普通“羚羊角”代替珍贵“犀角”的趋势，“羚羊角散方”逐渐成为医治各种疫病的重要方剂。

何涓《南宋吴悮炼丹著作研究》一文，通过对南宋初叶炼丹家吴悮的著作进行解读，指出其炼丹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金碧龙虎经》是最古老的丹经，是所有丹经之祖；第二，《金碧龙虎经》以外的丹经，对于修仙学道是有帮助的，但伪经也是存在的；第三，吴悮虽然提及遇到至人，但并未特别强调至人的重要性；第四，吴悮认为修仙学道最根本的途径是靠积行累功，而功行的积累必须依靠外丹而非内丹；第五，吴悮关于炼丹步骤的阐述，以及“先天铅”术语的使用，似乎表明他受到了宋以来确立的内丹的影响；第六，吴悮认为道经即使传给非人，他们也不能理解经文的含义。

4技术史研究

中国古代的钢铁冶炼获得高度的发展，其技术传统与体系是什么？如何来重新认识和解读《考工记》的技术价值？与会学者对这一研究视角颇感兴趣，并从不同方面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苏荣誉《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传统与体系———一个理解中国传统技术与文化的案例》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的钢铁技术孕育于发达的青铜铸造工艺之中，是高温还原冶炼生铁，最迟发明于春秋时期。在对生铁进行退火处理的柔化工艺基础上生产出的韧性铸铁，包括黑心和白心韧性铸铁、团絮状石墨可锻铸铁乃至球墨铸铁，使得资源丰富的铁制品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