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特点

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袁晓娇方晓义刘杨蔺秀云邓林园

来源：《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

一、问题提出

1998年发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规定，流动儿童是指6至l4岁(或7至l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则将流动儿童定义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或“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1 8周岁以下人口。

综合上述定义，本研究将流动儿童界定为6岁至l8岁随父母或监护人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青少年。近年来，城市中流动儿童数量急剧上涨，以北京市为例，1997年，北京地区流动人口中6岁至l5岁适龄儿童共66 392人；到2003年底，适龄流动儿童数量增加为24万；而至2006年，在京就读的适龄流动儿童已增至37．5万人。[1]

流动儿童移入城市后主要面临两种教育安置方式：一是以借读生身份就读于公立学校；二是进入由社会力量创办的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打工子弟学校。[2]因为打工子弟学校条件设备简陋，师资力量不足，教育部及各省区都出台了相应政策，提倡“由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方针。不少研究也表明，就读公立学校可能更有利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如邹泓等指出，与“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会感受到更多歧视”的假定相反，在非公立学校就读的儿童更担心被歧视。[3]孙晓莉的一项对比研究发现，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状况更好。

[4]还有研究指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来京时间、家庭经济地位等重要社会人口学因素后，教育安置方式仍然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有重要预测作用，就读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更好，更少产生孤独、抑郁等心理问题，自尊水平更高。[5]然而，尽管教育部及各省区都出台了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方针政策，但2006年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字仍显示，就读公立学校的儿童只占流动儿童总数的61％，[6]而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读公立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

之比也持续保持在7：3左右。[7]这些数据显示，仍然有相当部分的流动儿童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鉴于打工子弟学校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如何减少打工子弟学校环境给流动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通过对现有理论和前人研究的分析发现，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可能是教育安置方式影响其城市适应的重要中介因素。社会认同指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评价和情感方面的意义。[8]从老家迁移到城市生活，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可能具有双重性，他们在保持老家认同的同时又发展出对迁入城市的认同。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当某一类别的成员身份变得显著时，人们会主动地在重要维度上夸大不同类别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将同一类别中个体的差异最小化。[9]学校是流动儿童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由于学校性质、同伴群体、条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差异，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可能形成不同的身份认知，继而积极融入或抵触新文化群体。周皓等也指出，流动儿童的整合(适应)主要是由对外部因素的认知产生的，即客观环境经过儿童的接触认知，使其获得对客观环境的判断，进而影响其整合(适应)过程。[10]因而，我们假设教育安置方式可能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从而影响其城市适应过程。

前人研究成果也为该中介假设提供了部分依据。一方面，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对迁入城市的认同度受个体及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周皓等曾考察了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社会歧视等因素与流动儿童对北京认同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女生对北京的认同度显著高于男生，年龄越小、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在老家就学时间越短、户口和歧视意识越低的流动儿童对北京的认同度越高。[11]虽然前人研究并未对教育安置方式及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关系进行探讨，但可以预期，作为流动儿童移人城市后最主要的成长环境，教育安置方式对流动儿童的认同感有重要预测作用。另一方面，国外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表明，移民对移人国家和原国家的认同能显著预测移民的文化适应水平。如Ward与Rana—Deuba指出，对移入国家的认同对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对原国家的认同则对心理适应水平有正向预测作用，且根据两种认同水平的高低又可以结合产生四种不同的适应模式：整合(高移入国家认同、高原国家认同)、同化(高移入国家认同、

低原国家认同)、分离(低移入国家认同、高原国家认同)和边缘化(低移入国家认同、低原国家认同)。[12]大多数研究认为，整合模式能有效缓解移民的适应压力，是最佳的适应模式，[13]边缘化则被普遍认为是最不可取的模式。[14]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ward等指出，整合模式更有利于移民的心理适应，但同化模式的移民社会文化适应更好。[15]

综上，社会认同可能在教育安置方式及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水平间起重要的中介作用。由于目前国内鲜有关流动儿童社会认同及其四种模式的研究，故本文将首先探讨我国流动儿童社会认同及适应模式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城市适应的关系，再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流动儿童对城市和老家的社会认同是否在教育安置方式与城市适应水平间起中介作用。参照ward等的观点[16]，本研究将城市适应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个方面，前者指流动儿童在新的城市文化下学习社会生活技能的水平，后者指在适应过程中保持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数据来自“流动儿童的社会处境、心理发展状况及需求的研究”项目。被试包括以下三个群体：在京流动儿童、北京当地儿童和来自在京流动儿童五个主要来源省份的农村儿童。首先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六所学校(打工子弟小学l所，公立学校5所)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体取样(从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共获得l l64名有效流动儿童被试，然后抽取与这些流动儿童同班的北京当地儿童5 25名，再从在京流动儿童的主要来源省份(包括河南、河北、安徽、四川、湖北五省)抽取农村儿童568人。本研究只涉及其中的流动儿童数据，其中公立学校流动儿童842人(72．3％)，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322人(27．7％)；男生633人(54．4％)，女生499人(42．9％)，性别信息缺失32人(2．7％)；初中生59 2名(52．8％)，小学生565名(47．2％)；流动儿童的平均年龄为12．30+1．9 1。

(二)研究工具

1．社会文化适应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