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福利待遇)国际税收竞争的福利效应分析

（员工福利待遇）国际税收竞争的福利效应分析

标准税收竞争模型考察了在简化的条件下，资本流动对资本课税的影响。其假设主要包括：世界可供资本量固定不变；有众多在人口、经济规模、人均资本量等方面完全相同的小区域参与税收竞争；各区域仅对资本从源课税；除资本税外政府无其他收入来源；政府选择税率所依据的惟一目标是国民福利最大化。

标准税收竞争模型认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零资本流动)，每个国家运用本国的资本，政府以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将税率设置在“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等于私人支出的边际效用”的最优水平(即帕累托最优税率)。当资本可以流动时，各国竞相削减税率，竞争世界固定量的资本，直到税率下降到”底部”(racetothebottom)，即，次优的低水平税率，这时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大于私人支出的边际效用。“对称”税收竞争均衡时，与“零资本流动”情况相同，每个国家仍然动用原有数量的资本，但却以次优的低水平税率，提供次优水平的公共产品。

据此，标准税收竞争模型的结论是：资本流动会导致次优的低资本税率以及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如果所有区域都在税收竞争均衡的水平上同等地提高税率，将会增加公共物品的提供，并进而提高所有区域的福利。税收协调带来的税率增加将是帕累托改进。此后，Razin和Sadka(1991)进一步提出，国际间完全的资本流动会导致对资本所得的税率下降为零。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标准税收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内，许多致力于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通过逐步放松假设，对标准税收竞争模型从不同方向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如Wildasin(1998)修正了标准税收竞争模型，考察了有限数量的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影响

世界资本税后回报的情况；几类研究放松了”对称”假设，研究了非对称税收竞争模型；Bucovetsky和Wilson(1991)等人放松了“资本课税是政府惟一收入来源”假设，将劳动力作为第二个税基加入到模型中，考察税负分布的变化，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强，税负会更多地转移到劳动力上。

如上所述，标准税收竞争模型是建立在严格假设基础上的，其结论在现实中是否适用，还有待于对现实的进一步考察。

二、国际税收竞争条件下的税率变动分析

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及其后续的扩展研究认为，“税收竞争”有害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税收竞争所带来的“财政外部性”。即，一国政府采取的增加本国居民福利的措施会导致其他国家居民福利的下降。例如，一国为吸引资本流入而降低对流动资本的税率会以其他国家受损为代价，导致其他国家税基缩小，税收收入减少。

逐步放松标准税收竞争模型的假设条件则会发现，现实中一方面一些因素会对税收竞争带来的财政外部性的强度进行校正，从而减弱或延缓税率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一些因素会使一国政府能够对资本课征更高的税率而不引发资本外流，从而使国际税收竞争约束下的税率变动呈现出复杂的趋势。

(一)对财政外部性强度的修正

1．世界资本量可变。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假设世界资本量固定不变。如果允许世界资本量可变，由于对资本的课税会潜在地影响家庭储蓄，那么一国提高税率所引发的资本外流将低于假设资本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从而降低税收竞争导致的财政外部性。

2．大国假设及不对称竞争。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假设税收竞争在众多完全相同的小区域之间进行，因而对所有区域，世界税后资本回报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如果假设税收竞争发生在有限数量的大区域之间，这些大区域大到足以影响均衡的税后资本回报，税收竞争的财政外部性将会进一步被削弱。

在大国假设下，一方面税率增加引致的资本外流会减少世界税后资本回报，从而减少资本外流，降低资本对税率的弹性。另一方面，当税率增加导致资本外流以及相应的税后资本回报率下降时，居民的储蓄收入会随着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而下降，从而进一步减少资本外流。因此，在大国假设下，资本对国内税率变动的弹性小于小国假设。而在大国与小国之间进行的不对称竞争中，由于大国资本对税率的弹性较小，公共支出的边际成本更低，因而相对小国而言会选择更高的税率。

3．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实施。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基于一国对本国居民来源于境外的所得难以监控，居民税收管辖权难以有效实施的考虑，假设竞争各国仅对资本从源课税。然而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所得税基于资本输出中性原则仍然实施居民税收管辖权，同时采用对境外所得已纳税款进行税收抵免的方法消除双重征税。这意味着到境外投资的纳税人不论投资地点在

哪，其税负最终取决于母国的税率，除非东道国的税率高于母国税率。可见，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低税国对资本的吸引力。

(二)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

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对税收竞争的研究是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前提的。但现实中，由于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经验的优势以及由创新带来的短期优势等而产生的规模经济，在许多行业中，我们看不到众多小厂商之间的完全竞争，而是少数拥有影响价格能力的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

Haufler和Wooton(1999)将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而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运用到税收竞争的研究中，考察了不完全竞争和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两国竞争垄断厂商的不对称税收竞争问题。他们的结论显示，即使大国在税收竞争中课征更高的税率，由于存在交易成本，更好的市场准入为大国提供了区位优势，从而确保大国仍然能够以更高的税率来保持对资本的吸引力。这一观点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和发展。(三)产业集聚与特定区位地租

近年来，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加入到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中来，并对标准税收竞争模型的结论提出挑战。

Kind、Midelfart-Knarvik和Schjelderup(2000)、Ottaviano和VanYpersele(2002)研究发现，当所有经济活动集聚在一个国家，那么该国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其他国家的潜在资本回

报率，多出的部分即是产业集群效应所带来的特定区位地租。产业集群的东道国可以拿出特定区位地租的一部分作为税收，而不会导致资本流出国外。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在存在产业集群效应的情况下，资本流动可能导致资本税收的增加而不是下降，而税收竞争也不会导致区域间税率的趋同，产业集群的东道国可以课征更高的税收，并从中获益。

(四)税收与公共物品的组合

早在1956年，Tiebout在其税收竞争模型中，考察了区域之间对流动家庭的竞争，假设各个家庭根据他们对税收和公共支出组合的偏好来选择居住区域，其结论为，在各区域竞争均衡时，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有效的。因为这时，中央政府不可能通过资源的再配置使一些居民状况变好，同时不导致任何居民的状况变坏。

尽管Tiebout模型因其严格的假设条件而受到质疑，特别是被认为忽略了在后来的研究中所备受关注的财政外部性问题，然而其模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指出了政府吸引流动资本的工具不仅仅是税收，而是税收与公共物品的组合。良好的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投入物品，例如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节约私人的生产成本，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一个政府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也可以课征更高的税收而不引起资本的外流。

经验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OECD国家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和有效税率均普遍下降，只是由于各国在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同时通常采取措施扩大税基，减少税制的扭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