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山水诗论略(一)

谭嗣同山水诗论略(一)

【内容提要】

谭嗣同的壮北游生涯与救国图强的志向，决定了其诗虽颇多山水之什，但主要是于山水中寄寓救国壮怀与忧患之思，描写水态山容、愉悦性灵之作只是少量。其诗主要学习唐代杜甫与近代龚自珍，风格以豪放、悲壮为主，但亦不拘一格。与黄遵宪等相比，谭于“诗界革命”的贡献并不大。

一

清光绪年间，谭嗣同既是政坛维新派思想最激进的改革者，也是一颗引人注目的“诗界慧星”①。为强国救民，倡导新学，追求新政，他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相结交，进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终因戊戌政变失败而血洒刑场，慷慨就义，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之父谭继洵历官户部员外郎、郎中，甘肃巩秦阶道、布政使、湖北巡抚等。这使谭嗣同有机会自光绪三年（1877）起，幼年即经常随父宦游，成人则只身奔走于大江南北。他曾北至新疆，梁启超记其“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未果”②;亦曾南至台湾③。三十岁前，谭迫于试事，“六赴南北省试”。至三十岁其行程已“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其所往返之地除新疆、台湾外，计有直隶、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等诸省，“经大山若朱圉、岛鼠、崆峒、六盘、太华、终南、霍山、匡庐无算;小水若泾、渭、漆、沮、浐、灞、洮、潼、澧、蓝、伊、洛、涧、廛、恒、卫、汾、沁、滹沱无定，沅、沣、蒸、渌无算;形势胜迹益无算。制情偷情，未付简毕;退缅游乐，难忘于怀”，“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④丰富的行旅生涯，得江山之助，是谭嗣同创作山水诗的生活基础。

谭嗣同“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长焉”⑤。其《仁学·自叙》亦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⑥人生的厄难孕育了他忧患愤激的气质，也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培养了他勇于牺牲的精神。他之不惧万里跋涉，他之愿为“变法而流血”，“请自嗣同始”⑦，都是其人格精神的必然表现。谭少倜傥有大志，其纲伦之厄与顽强个性加上仕途多舛，加深了他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激，促使他产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⑧之壮志，形成了欲冲决封建社会“罗网重重”⑨的反叛性格。而长期壮游的生涯，特别是西北地区高山大河的景观，“沙石击人”的环境，与边塞健儿“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⑩的传奇生活，则培养了他雄豪阳刚之气。康有为《六哀诗》称其“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先莹。长虹亘白日，青锋拂苍溟。足迹遍西域，抵掌好谈兵”，“慷慨气填膺”11，乃真实写照。谭曾为其京师莽苍苍斋题写门联云“家无儋石，气雄万夫”12，亦是以“气雄”自许的表白。这种精神、气质与个性决定了其山水诗的思想意蕴与艺术风格。而诗人作为维新变法的旧民主主义志士，身处国运危亡的时代，时时为国家“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13而忧虑，其山水诗作不能不也寄寓浓郁的爱国之情与忧患之思，如其所谓“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而不为山水的艺术审美性所拘，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梁启超曾评云:“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苍苍斋诗》，自题为‘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盖非其所自熹者也。浏阳殉国时，年仅三十二（引者按:按传统计算法应为三十四），故所谓新学之诗，寥寥极希。”14“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是指谭嗣同三十岁以后受维新派“诗界革命”思想影响所作的诗。但其“新学”之诗与黄遵宪等“以旧风格含新意境”15之作的成就尚不可同日而语。可称道者有《感旧》三首，为梁启超誉为“沉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16;另有《留别湘中同志八篇》，亦被梁启超评为“沉雄俊远，诚在《莽苍苍斋》之上。但篇中语语有寄托，而其词瑰玮连犿，断非寻常所能索解”17。

谭嗣同其余之新学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18，“新理想”、“新意境”并不明显。他的山水佳作仍见于三十岁以前之《莽苍苍斋诗》二卷等所收录者。诚如梁启超所言:“复生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19

二

谭嗣同《三十自纪》称“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十五学诗，二十学文”20，可见其天才卓异，很早就能诗擅文。其诗于生前收在《莽苍苍斋诗》二卷、《补遗》一卷，《远遗堂集外文》初编、《石菊影庐笔识》等上亦有收录。最早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金陵刊行的《莽苍苍斋诗》只有百余首。其后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谭浏阳全集》，1954年北京三联书店《谭嗣同全集》，1981年中华书局《谭嗣同全集》等不同版本，收诗皆有所增加。李一飞编注、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谭嗣同诗全编》称收诗220首（一首为词）、句25联，是目前收诗最多的本子，可惜有误收。其中山水诗约占三分之一。

谭嗣同山水诗的最大特点是:由于时代精神与个性思想的原因，采用的是类似龚自珍于山水中寄寓情志的范式，单纯模山范水之作较少。

谭嗣同自少年时起即具有不甘平庸的远大志向，内心郁勃着一股冲决现实“罗网”的激情。这是其环境与性格所造成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需要表现、宣泄。故谭嗣同不仅在抒怀言志诗中直摅胸臆，如“壮怀消不尽，马首向临洮”（《角声》，《谭嗣同诗全编》第11页，以下简称《全编》）、“少有驰驱志，愁看髀肉生”（《马上作》，《全编》第14页）;而且在山水诗中亦时时寓情于景，借天地自然之物，形象地表现其壮志襟抱，显示其内心激情豪气。谭少年即怀壮志，这在光绪四年（1878）十四岁所作的《潼关》诗中即见端倪: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全编》第1页）据谭《三十自纪》称:光绪“四年春，赴甘肃”，“陆径洛阳入函谷关、潼关至陕西，秋至兰州”21。诗以雄踞半山的潼关为视角，写出浩荡黄河不甘束缚，欲冲决堤岸之伟力，以及华山群峰高峻不平、直刺苍天之气势。此等山水正是少年诗人胸中不满现实束缚，欲打破既有秩序之壮怀的表现。尽管其时诗人志向的内涵还较模糊，但欲有所作为的向往则是相当明确的。小小少年如此早熟，真是“奇男子”!而步入青年，谭思想成熟后所作山水诗，则表达了比较明确的襟抱。此时七绝小诗已不能充分抒发诗人的激情，故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五岁赴兰州途中的《秦岭》、《陇山》等诗，就采用了七古歌行体，从而更为淋漓尽致地描摹山水，抒写情怀，也令人更为神旺。如《秦岭》开篇即夸饰秦岭山水的奇险:

秦山奔放竞东走，大气莽莽青嵯峨。至此一束截然止，狂澜欲倒回其波。百二奇险一岭扼，如马注坂勒于坡。蓝水在右丹水左，中分星野凌天河……（《全编》第37页）

秦岭雄峻，峰峦迭宕，如骏马驰骤，狂澜欲倒，极尽群山动态之美，从而显示出“大气”磅礴，把势蓄足，其要旨在于寄寓、映衬诗人的壮志豪情。故于诗中间由秦岭韩愈祠引发对韩愈文统与道统的评说之后，篇末借景抒怀，更见气魄恢宏:便欲从军弃文事，请缨转战肠堪拖。誓向沙场为鬼雄，庶展怀抱无蹉跎。生平渴慕矍铄翁，马革一语心渐摩。非曰发肤有弗爱，涓埃求补邦之讹。班超素恶文墨吏，良以无益徒烦苛。谨再拜公与公别，束卷不复事吟哦。短衣长剑入秦去，乱峰汹涌森如戈。（《全编》第41页）

显然诗人此时志向已甚明确，即不再效法韩愈之为“文墨吏”，而是要如班超投笔从戎，以血肉之躯战死沙场，誓为鬼雄，以武力抵御外强侵略。因此尾句之“乱峰”亦被诗人目为戈矛，烘托出尚武从戎的气氛。《陇山》则以如椽大笔，勾勒秦地“水则东入不极之沧溟，山则西出无边之沙漠。错互乾坤萃两隅，气象纵横浩寥廓”之宏观山水态势与气象，以及“陇右之山崛然起，号召峰峦俱至此。东南培楼小于拳，杂沓西行万余里，渐行渐巨化为一，恍若朝宗汇群水”之陇山的突出地位，貌似纯山水的描绘中，实际上寄托的是诗人“何当直上昆仑颠，旷观天下名山万叠来苍茫”之卓尔不群的自我形象与主宰天下的胸襟。（上引均见《全编》第41页）恰如梁启超所评:“此何等自负语!”“先时之人物，其气魄固当尔尔”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