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浅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摘要：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过程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战争为其政治、军事独裁和经济独占提供了条件，使其以买办起家。

而金融垄断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重心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环节，是最先开始着手的方面。

后四大家族又利用其政治权力和雄厚的金融势力，展开对工商业的垄断活动。

关键字：四大家族，内战，买办，金融垄断，工商业垄断
以蒋介石为首的，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组成的四大家族，是封建买办统治集团，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积累是从战争中开始的，它以买办起家，通过增加赋税、发行公债、举借外债等措施增加资产；依靠其政治、军事上的独裁，进行法币改革，逐渐形成以四行两局为核心的金融垄断；再利用其自身雄厚的金融势力，独占工业、商业等市场，谋取巨大利润，创造巨额暴利。

一、以内战和买办起家
四大家族的财富积累是与战争分不开的，战争为其政治军事独裁和经济独占提供了条件。

蒋介石上台后，随着内战的频繁发生，军费开支不断扩大，从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中，军费支出共达32亿元。

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包括增加赋税、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

其一，国民政府将增加赋税作为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征收的赋税种类繁多，中央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关税、盐税、统税等，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田赋和营业税。

国民政府的中央税收政策主要是以增加财政收入，积累四大家族财富为目的，“1928年关税占41%，1932年上升至51.75%，盐税收入从1927年至1936年，十年内增加了三倍，而统税是国民政府首创的税目，主要针对工业产品而征收的货物税。

1936年关税、盐税、统税三项合计占其中央财政收入的64.6%，到1937年上升至77.3%。

”[1]国民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田赋预征制，使得预征范围从几年扩大到几十年。

其二，发行公债也作为国民政府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1927年至1931年的五年内，国民政府发行公债25种，债额达10亿元以上。

公债发行由银行承购，承购时不按公债的票面价值购买，一般只按5到7折，而公债的年利一般为6厘到8厘，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价值十足支付。

四大家族的银行作为公债利益的垄断者，通过承购公债，获得惊人
利润。

“1927年至1931年间，国民政府发行十亿零五千八百万元的公债券，实收额只有五亿三千多万元，四大家族公债折扣净得五亿二千多万元。

”[2]公债的发行，是以关税、盐税、统税作担保，因此，内债发行越多，租税增加越多，四大家族获得的暴利就越多。

其三，举借外债是国民党政府筹措军费的又一重要手段。

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不仅承诺偿清历届反动政府的外债，还不断向帝国主义举借外债、从国民党政府自成立到抗日战争开始为止，共借14种外债，主要包括1931年“美麦借款”、1933年“棉麦借款”，1933年“航空密约”等。

另外，四大家族的财富积累与买办活动也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集团发动大规模内战，主要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他们不仅向蒋介石政府提供财政援助，还为其提供大批军火，而四大家族则充当帝国主义军火的大买办。

因此，每年国民政府进行国际贸易，其中回扣主要由四大家族垄断，仅佣金每年便可达数千万元。

二、垄断金融
垄断金融是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重心，也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环节。

蒋介石在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巩固南京政权的过程中，得到了江浙财阀的大力支持，从而懂得掌握国家金融的重要性，这也使金融垄断成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最先进行的方面。

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以短期金融公债抵充的形式，将2000万作为资本，建立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拥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以及经募国债等特权。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又通过发行金融公债，将资本增加到1亿元。

从当时来看，中央银行的资本在全国银行资本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由发展过程中来看，从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宋子文，到第二任总裁孔祥熙这一趋势，可见四大家族一直掌握着中央银行的大权。

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加强，四大家族依靠其政治上的特权，通过超经济的政治强制手段，不断扩张垄断势力，加紧搜刮，吞并民族资本，残酷的榨取工人、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财产，使得中央银行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同时规定“中国”为经理国际汇兑的专业银行，“交通”为经理实业投资的专业银行，不让两大银行再经理国库，使得中央银行成为四大家族独占全国金融的大本营，奠定了其垄断全国金融的基础。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两家银行。

1927年，中国银行股本已增至1976万元，股票大多数在商人手中，官股只剩余5万元，交通银行也大致是这种状况。

在蒋介石上台后，国民政府为了控制这两家银行，以加入官股的名义进行改组。

“于1927年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至上海，定该行资本为2500万元，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又于1928年将交通银行迁至上海，定该行资本为1000万元，强行加入官股200万元。

”[3]1935年3月，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白银政策引起中国金融危机，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其中3000
万元拨给中央银行增资，2500万元拨给中国银行增资，1000万元拨给交通银行增资。

至此，四大家族通过依靠国家政权，只用公债预约券的形式夺得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中国最大银行的主宰权。

1933年，蒋介石政府又设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又将其改名为中国农民银行，资产增至1000万元，该行作为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主要掌握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

四大家族还特设两个金融机构，即1930年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和1935年设立的中央信托局，这两个机构再加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并称“四行二局”，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金融垄断的核心机构。

另外，四大家族还对小四行、北四行、南四行，采取以补助、入股、收买股票，兼任各行职位或高官厚禄等手段，控制其商业和钱庄，形成官商合办或四大家族商办的形式。

到1935年末，官办银行2566个，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由此说明四大家族在全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已经确立。

法币改革是四大家族进一步垄断金融的重要环节。

“1935年，国民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发行权，集中保管准备金，确定法币对外汇率，其目的是借用此次改革将白银国有，仅90天收回白银3万余元” [4]；1948年8月，因首次币值改革造成物价飞涨，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以金元券取代法币，并在《金元券发行办法》中规定“凡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者都须向中央银行或委托其他官营银行，按黄金每两200元，白银每两3元，银元每枚2元兑换为金元券，违者将予没收或判刑。

”[5]仅两月时间，搜刮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元3300余万枚，美钞、港币数千万元，合计共值美金约为2亿元。

由此可见，四大家族从法币改革中获得巨额收入，进一步确立其垄断金融的地位。

三、垄断工商业
四大家族利用其政治权力和雄厚的金融势力，展开对工商业的垄断活动。

在商业上，四大家族通过设立大规模的商业机构，垄断全国主要商品贸易和进口贸易。

在商品贸易上，将内外债、外汇、黄金、商品囤积等投机手段用作商业垄断的方式，宋家在米业、棉业和百货业组织了极其庞大的商业托拉斯；孔家的祥记商行遍布各大重要城市；1936年后，资源委员会垄断全国的钨、锑、锡等战略物资的出口买卖。

在垄断进口物质上，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旗下的孚中公司垄断美国对华钢铁输出限额的90%，并独家经营美国13家公司产品；孔祥熙的杨子建业公司，独家经营美国60余家工厂产品；陈立夫的太平洋兴业公司和美国23家公司有着经销合同。

四大家族不仅成为美国产品在中国倾销的总买办，而且其在商业获得的垄断利润也是无法估计的。

在工业上，四大家族通过设立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机构，采取加资、合股、接管、
国营等方式，抢夺和吞并民族资本工业，进行工业独占活动；他们还通过没收北洋军阀官股的办法吞并官僚资本工业。

据抗战初期统计，由四大家族控制的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业部三大系统合计，工矿企业共16个单位，但到抗战后期，已增至105个单位，包括工、矿、电三大类，抗战胜利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茶公司、中蚕公司三大公司垄断了工业市场，最终取得巨额暴利。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与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透露着帝国主义附庸的买办性和浓厚的封建性，对国难当头的社会经济起着极为消极和腐朽的作用。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应该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拓和发展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

索引：
[1]《1927年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霞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P43
[2]《中国金融通史》，张国辉，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10月版，P202
[3]《中国经济史》，侯家驹，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版，P89
[4]《中国近代经济史》，于素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44
[5]《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