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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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当前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

2008-04-03 01:10:47来自: [已注销]

当前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

压力之一：失业率高、就业难

压力之二：工作中的性骚扰

压力之三：婚姻家庭的脆化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妇女生存状态对社会的影响

早在八十年代就有研究者发现，中国妇女的地位并没有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而上升，相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妇女的地位出现了很不乐观的劣化趋势。根据世界上常用的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七项指标来判断（即妇女就业率、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男女青年就业比例、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

岗位上的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中国除了妇女就业率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项指标均不理想；若按这些指标综合衡量，在世界上的160多个国家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排列为132位。这些指标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妇女总体上的实际地位，但若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妇女的具体状况，则还需要进行专题研究。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中国妇女目前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李小江、唐灿等优秀女学者在妇女问题研究领域里贡献良多，我作为一位女性，虽然比较关心妇女问题，但以前除了写过几篇有关女性现状的学术漫谈文章外，一直未深入研究过中国的妇女问题。去年春天应邀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指定的演讲题目之一就是中国的妇女问题。我在搜集资料、准备讲稿时发现，中国目前存在的妇女问题非常严重，但并没有男性学者参与研究。难倒妇女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女性学者的专利吗，难道全社会不应该来共同关心中国女性当前面临的痛苦和困难吗？希望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

近几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及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即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改变了，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了从婚姻中寻找出路。这导致中国女性的自我定位发生极大变化。首先，妇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设计自我的定位，如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轴心、以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其次，自立自强的“女强人”不再被视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却在男性作者笔下的小说与电影中成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形像，个个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1] 第三，婚姻已被社会有意无意间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谓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在各种传媒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小女人文章，把一些用各种手法（包括不光彩的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描绘为成功的典型。第四，关于隐私、外遇的报导、文艺作品蔚然成风，银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对“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谴责转而成为同情兼隐隐的赞美。有的电视剧乾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几乎成了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这不仅仅反映出中国的男性文人将自己的潜意识化为银幕（或文学）语言，这些故事的走俏还表明社会的广泛接受度。更令人感慨的是，居然还有无耻文人公开撰文，认为梁晓声谴责第三者现象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的表现，并声称第

三者对当代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女性从追求“半边天”的地位到“自觉”地回归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国妇女在种种她们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之下被迫作的选择。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妇女实施保护性就业与保护性参政时，并没有将提高妇女素质作为并行之举；由于妇女的整体素质低下，使得她们一旦丧失政策性保护后就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其次，面对转型期部份权贵的种种伤害女性的丑恶行为，司法系统并未采取真正的保护女性权益、维系两性平等的措施。例如，对“包二奶”、色情行业等现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缔。这极大地助长了这些行为者的气势，构成了妇女不得不低头就范的制度环境。

压力之一：失业率高、就业难

改革开放以来，“低工资、高就业”体制成了改革的首要目标，而女职工则首当其冲地受到了伤害。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中没有性别比例，只有有关机构的专门调查才披露出一些真相。全国总工会1993

年对7个省、10个省属市的1,230个公有制企业的调查报告难得地说明了女职工的就业困境。被调查的这些企业共有职工92万人，其中女职工占37％以上；失业和下岗女职工达2.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5％、失业和下岗职工总数的60％。[2] 全国总工会1996年底的统计显示，全部职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岗人员中女性却高达59％、约为560万人，而男性只占41％，形成了强烈的反差。[3] 这说明，企业在裁减人员时多裁女职工、少裁男职工，而再就业人员中女性比男性少则表明，下岗女职工的再就业机会少于男性。女职工下岗后在家庭生活中也遇到极大困难。据上海市妇联统计，约三分之一的的下岗女工明确表示，下岗对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很有影响，家人的态度变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语、不尊重她们在家中的劳动，还有少数人被丈夫离弃。而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一比例高达41.6％。[4]

女性的就业难也同样严重，近几年媒体还不断报导，连女大学生也有就业难问题。很多企业表面上声称公平竞争，实际上却变相拒招女职工。例如，某汽车制造厂新建一个机械加工分厂，招工考试划定录用分数时规定，男性录取分数为260分、女性却高达320分（满分为400分）。[5]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曾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该提案谈到，一些外资企业只使用女工的“黄金年龄”段，将招工年龄段控制在16至20岁、合同期一般定为3至5年，期满即

不再与这些女职工续签合同，以避开女工的婚、孕、产期。已就业的女工也面临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职业危害严重。成都市调查了132家企业，有50％的企业劳动环境存在重度危害，有38家企业的一线职工程度不等地接触到尘毒、噪音、高温的危害，其中大多数为女工。[6] 近年来见诸传媒的职工中毒事故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省莆田市部份三资企业鞋厂“三苯”毒害7万名女工一事，《中国妇女报》记者陈勇辉写了“妈祖有泪”、“沉默的羔羊”、“倾斜的天平”等连续报导才使事件曝光。[7]

压力之二：工作中的性骚扰

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性骚扰对她们也构成极大的压力。美国联邦政府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1980

年公布的文件《性别歧视指引》中对性骚扰的定义比较权威：“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向对方作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动或要求，及其他语言举动，均会构成性骚扰：1、迫使他人接受有关行为，作为受雇或就学的明显或隐蔽的要求或条件；2、对方接受有关行为与否，将成为影响个人升迁或学业成绩的先决条件；3、有关行为具有以下目的或导致以下后果：a. 不合理地干扰个人工作或学业；b. 制造一个令人不安、不友善或令人反感的工作或学习环境。”这一标准现为国际所公认。

按照此标准衡量，中国现在的性骚扰问题其实已相当严重。据不少在企业工作的人士反映，女员工受到性骚扰的现象极其普遍，甚至部份事业单位也如此，笔者就曾了解到数十例此类事例。全国政协的上述提案也谈到女职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受到侵犯。例如，沿海地区的商业机构与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规定：未婚，23 岁（或25岁）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靓丽。这些条款毫不掩饰招聘者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其实是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在为自己挑选情妇后备队伍。一些外资企业的厂规厂纪名目繁多，十分苛刻，严重侵犯人权。体罚、打骂、搜身、性骚扰等无奇不有。[8]

性骚扰构成了一种威胁性、敌对的、甚至是侮辱性的工作环境。中国一家权威的妇女研究所的热线电话接到的性骚扰报告中，被控对象里工作单位的上司占34.4％，同事占21.3％。该研究所分析了大量个案后在报告中指出，性骚扰施行者通常会走如下的三步曲：首先，利用工作之便对受害对象表示赏识和好感，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姑娘或单身女性常因此感到激动和鼓舞；第二步是向受害者讲述自己的身世如何不幸、婚姻如何不幸福、感情上如何空虚等，以此博取对方的同情与好感；第三步是行动的关键，他们会利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