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

∙首页∙浏览发现何清漣.当前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2008-04-03 01:10:47来自: [已注销]当前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压力之一：失业率高、就业难压力之二：工作中的性骚扰压力之三：婚姻家庭的脆化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妇女生存状态对社会的影响早在八十年代就有研究者发现，中国妇女的地位并没有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而上升，相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妇女的地位出现了很不乐观的劣化趋势。

根据世界上常用的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七项指标来判断（即妇女就业率、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男女青年就业比例、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中国除了妇女就业率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项指标均不理想；若按这些指标综合衡量，在世界上的160多个国家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排列为132位。

这些指标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妇女总体上的实际地位，但若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妇女的具体状况，则还需要进行专题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中国妇女目前所面对的社会环境。

李小江、唐灿等优秀女学者在妇女问题研究领域里贡献良多，我作为一位女性，虽然比较关心妇女问题，但以前除了写过几篇有关女性现状的学术漫谈文章外，一直未深入研究过中国的妇女问题。

去年春天应邀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指定的演讲题目之一就是中国的妇女问题。

我在搜集资料、准备讲稿时发现，中国目前存在的妇女问题非常严重，但并没有男性学者参与研究。

难倒妇女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女性学者的专利吗，难道全社会不应该来共同关心中国女性当前面临的痛苦和困难吗？希望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近几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及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即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改变了，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了从婚姻中寻找出路。

这导致中国女性的自我定位发生极大变化。

首先，妇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设计自我的定位，如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轴心、以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等。

其次，自立自强的“女强人”不再被视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却在男性作者笔下的小说与电影中成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形像，个个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

[1] 第三，婚姻已被社会有意无意间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谓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

在各种传媒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小女人文章，把一些用各种手法（包括不光彩的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描绘为成功的典型。

第四，关于隐私、外遇的报导、文艺作品蔚然成风，银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对“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谴责转而成为同情兼隐隐的赞美。

有的电视剧乾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几乎成了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

这不仅仅反映出中国的男性文人将自己的潜意识化为银幕（或文学）语言，这些故事的走俏还表明社会的广泛接受度。

更令人感慨的是，居然还有无耻文人公开撰文，认为梁晓声谴责第三者现象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的表现，并声称第三者对当代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女性从追求“半边天”的地位到“自觉”地回归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国妇女在种种她们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之下被迫作的选择。

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妇女实施保护性就业与保护性参政时，并没有将提高妇女素质作为并行之举；由于妇女的整体素质低下，使得她们一旦丧失政策性保护后就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

其次，面对转型期部份权贵的种种伤害女性的丑恶行为，司法系统并未采取真正的保护女性权益、维系两性平等的措施。

例如，对“包二奶”、色情行业等现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缔。

这极大地助长了这些行为者的气势，构成了妇女不得不低头就范的制度环境。

压力之一：失业率高、就业难改革开放以来，“低工资、高就业”体制成了改革的首要目标，而女职工则首当其冲地受到了伤害。

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中没有性别比例，只有有关机构的专门调查才披露出一些真相。

全国总工会1993年对7个省、10个省属市的1,230个公有制企业的调查报告难得地说明了女职工的就业困境。

被调查的这些企业共有职工92万人，其中女职工占37％以上；失业和下岗女职工达2.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5％、失业和下岗职工总数的60％。

[2] 全国总工会1996年底的统计显示，全部职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岗人员中女性却高达59％、约为560万人，而男性只占41％，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3] 这说明，企业在裁减人员时多裁女职工、少裁男职工，而再就业人员中女性比男性少则表明，下岗女职工的再就业机会少于男性。

女职工下岗后在家庭生活中也遇到极大困难。

据上海市妇联统计，约三分之一的的下岗女工明确表示，下岗对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很有影响，家人的态度变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语、不尊重她们在家中的劳动，还有少数人被丈夫离弃。

而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一比例高达41.6％。

[4]女性的就业难也同样严重，近几年媒体还不断报导，连女大学生也有就业难问题。

很多企业表面上声称公平竞争，实际上却变相拒招女职工。

例如，某汽车制造厂新建一个机械加工分厂，招工考试划定录用分数时规定，男性录取分数为260分、女性却高达320分（满分为400分）。

[5]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曾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

该提案谈到，一些外资企业只使用女工的“黄金年龄”段，将招工年龄段控制在16至20岁、合同期一般定为3至5年，期满即不再与这些女职工续签合同，以避开女工的婚、孕、产期。

已就业的女工也面临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职业危害严重。

成都市调查了132家企业，有50％的企业劳动环境存在重度危害，有38家企业的一线职工程度不等地接触到尘毒、噪音、高温的危害，其中大多数为女工。

[6] 近年来见诸传媒的职工中毒事故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省莆田市部份三资企业鞋厂“三苯”毒害7万名女工一事，《中国妇女报》记者陈勇辉写了“妈祖有泪”、“沉默的羔羊”、“倾斜的天平”等连续报导才使事件曝光。

[7]压力之二：工作中的性骚扰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性骚扰对她们也构成极大的压力。

美国联邦政府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1980年公布的文件《性别歧视指引》中对性骚扰的定义比较权威：“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向对方作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动或要求，及其他语言举动，均会构成性骚扰：1、迫使他人接受有关行为，作为受雇或就学的明显或隐蔽的要求或条件；2、对方接受有关行为与否，将成为影响个人升迁或学业成绩的先决条件；3、有关行为具有以下目的或导致以下后果：a. 不合理地干扰个人工作或学业；b. 制造一个令人不安、不友善或令人反感的工作或学习环境。

”这一标准现为国际所公认。

按照此标准衡量，中国现在的性骚扰问题其实已相当严重。

据不少在企业工作的人士反映，女员工受到性骚扰的现象极其普遍，甚至部份事业单位也如此，笔者就曾了解到数十例此类事例。

全国政协的上述提案也谈到女职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受到侵犯。

例如，沿海地区的商业机构与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规定：未婚，23 岁（或25岁）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靓丽。

这些条款毫不掩饰招聘者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其实是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在为自己挑选情妇后备队伍。

一些外资企业的厂规厂纪名目繁多，十分苛刻，严重侵犯人权。

体罚、打骂、搜身、性骚扰等无奇不有。

[8]性骚扰构成了一种威胁性、敌对的、甚至是侮辱性的工作环境。

中国一家权威的妇女研究所的热线电话接到的性骚扰报告中，被控对象里工作单位的上司占34.4％，同事占21.3％。

该研究所分析了大量个案后在报告中指出，性骚扰施行者通常会走如下的三步曲：首先，利用工作之便对受害对象表示赏识和好感，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姑娘或单身女性常因此感到激动和鼓舞；第二步是向受害者讲述自己的身世如何不幸、婚姻如何不幸福、感情上如何空虚等，以此博取对方的同情与好感；第三步是行动的关键，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受害者安排一些“特殊”的工作环境，如夜间单独值班等，然后就提出直接要求，女性如果不从，不是被解雇就是受到周围舆论的伤害。

[9] 该报告还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受骚扰的女性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

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登记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接案统计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性骚扰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灿女士1994年曾专门就此事做过调查，写过一篇调查报告，文中谈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认遭遇过性骚扰。

唐灿指出，从女性在黑暗中以出卖肉体做交换，到流行在外企白领中“如何博得上司欢心”的“办公室秘籍”，性骚扰问题现在只是中国女性问题浮出水面的一部份。

[10] 事实上，利用职权来猥亵女性或对异性举止放肆都属于犯罪，应该受到惩罚。

可以在不同的法律里增加反性骚扰条款，也可以单独制订一部《反性骚扰法》。

但当时唐灿的这篇文章被香港的报纸转载，国内的有关部门却称此文为“有损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形像”的“毒草”，唐灿被迫写了四五份检查。

直到1998年性骚扰问题才被提到国家立法机关的桌面上。

这一年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陈癸尊在参加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时指出，医生以看病为名对女病人进行性骚扰已成为当前日益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

“由于中国人历来在受到性骚扰后不敢声张”，因此陈癸尊建议在《医师法》中增加追究“利用职务之便对异性进行调戏、性骚扰、侮辱病人行为”的条款。

陈癸尊还说，性骚扰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医疗过程中，还广泛地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据陈癸尊介绍，他的提议当时就得到了许多在场的人大常委的支持与赞同。

[11]根据笔者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了解，广东各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性骚扰。

但与内地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即党政事业机关的领导干部毕竟要受点约束，加之在当地满足性消费相当容易，内地源源不断南下的年轻女子多如过江之鲫，故而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会“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以让向其寻租的企业支付性消费。

而那些在商场久战的男人则经常直截了当地、露骨地进行性骚扰。

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不上演“痛说革命家史”这一幕就直奔“主题”，有的靓女在被招工的当天就受到严重的性骚扰。

并且许多男人们常常事先“真诚”地告诉被骚扰方：我的太太很好，我不会离婚。

据笔者调查，一些女记者在外出采访时都受到过一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的无耻经理们的性骚扰。

久处在这种不良社会环境中，部份受骚扰女性会把为上司提供性服务作为自己找工作、升迁的筹码，少数无耻者乾脆在单位里以“准总经理太太”自居，作威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