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摘要：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儒学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一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增删损益的文化,免不了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即精华与糟粕并存,带有明显的两面性,对后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对儒家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予以扬弃,加以合理利用,与时俱进,使其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关键词：儒学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儒学自春秋形成、战国蔚然大宗，秦朝受到重创，实质也历经了三次大的改动——董仲舒的神学诱导，宋理学的伦理开掘，明心学的人性推崇。通过封建统治者官方的传播，儒学对于国人性格的影响也日渐深刻，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性格。所谓民族性格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里某一群体的稳定的、共同的性格。因此社会文化是影响民族性格的主要因素。儒家思想是构成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显示了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巨大影响力，中华民族的性格也成为中国儒家思想的精神表现。

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其在人类文化上的先进性和发达日益减弱，失去影响力，甚至有人认为儒家的道德文化面对着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进攻已节节败退。国人对其影响力甚至核心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和摒弃。但我认为，儒学的发展还是尤其必要性和魅力所在的。

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孔孟时期的儒学更多是道德层面的教化和规范。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思辩化，政治制度层面的作用和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而张岱年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中评价道：“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理学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具体而言，儒学对于民族性格的养成，首先是通过道德规范做人的原则，即儒家的所谓修己善人的做人之道，主要内涵是做人要“诚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处世”，在这一儒家思想下形成了相应的性格特征。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儒学作为民族精神的依托，相对而言，是一种前宗教的史文化。于西方神学比，它指向现实的生命。于史学比，又讲敬天畏神而保民；相对于道家，它恻重从外在修持人性。儒家的真正精神在于：敬畏历史而升华出的宇宙观；推己及人的人生价值观；融通为中、不变为庸的世界观。

所谓“诚以立身”即对自己要讲诚明。中国儒家思想认为做人的首要步骤是修己，“修己重

于善群”，《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修身便成为做人的根本。而修身的原则是诚明，即做人要不昧良知，明辨是非，不欺世、也不自欺，更不能文过饰非，要“内省自讼，言行相符”、“过勿惮改，迁善齐贤”。其修身的主要方式挂内省，主张多做省过察非的体认。曾子每日三省吾身，成为人们世代效仿的榜样。儒家认为内省具有力图对自己的优缺点多加分析，谈到摒弃私欲，辨明是非的目的。所以修身即要做到自勉、自强、自信、自得，同样一即薯伸省、自反、，克己、律己。人们在这种“诚以立身”思想观念的影响就逐渐形成了人们向善避恶、引咎自责、严于律己、谨慎小心、瞩想沉思的性格特征。

“仁以待人”即对人要讲究仁爱。中国人历来重视人群的和睦关系，儒家思想的五伦可

以说是中国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五伦”的主旨是指提倡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也就是说人际关系要建立在仁爱道义的基础之上。囚此善群的原则是要仁义，并且要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家庭生活中，要以慈孝友爱为原则;在学校生活中，要以敬爱勤勉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要以诚信谦让为原则;在国内生活中，要以公忠精诚为原则;在国际生活中，要以平等博爱为原则，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挚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告诫人们要善群，就是要养成曲己成人的风范。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虚心，不炫耀自己，能容纳不同意见，特别是小辈在长辈面前更要注意谦逊，但过分谦逊使人虚伪和心态失衡。其二是要体凉他人，能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不应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子人”。三是要与人合作、互助，要能随合他人。四是能宽恕他人，不苛责别人，不怀恨结怨。尤其是人们在与他人发生利害关系时，常因利而感恩，因害而结怨。孔子则主张以德报怨，要“施恩不望报，受冤不记仇”，“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儒家在与人交往时，更多地要求个体如何去适应、附随他人，强调以“让”求和谐。这样就造成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谦逊、互爱、同情、克己、容忍、施惠、互助的性格特征。

“公以处世”即在处理事物上要讲究公正。在处理事物时要能选择好执中持平的焦点，

即要把握是非曲直的标准，要讲究公道，一注重公德，化私为公，而不能以公谋私。总之做事要合情、合理、合法，才能做到公正廉明。在这种“公以处世”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诚实、正直、公私分明等良好的性格特征。

中国人大都喜欢遵循中庸，无论是对人、对事、对己都避免对立，采取中和，不走极端。保持中庸之道在待人接物中便成为不偏不倚的中庸，在立身处世上便成为进退有节的执中，在修养身心上便成为参赞化育的中和。总之中庸之道使人在行为方式上要讲究均衡性，中规中矩，执中持平。然而儒家中庸思想对民族性格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中庸之道具有一定的心理调节功能。在情绪方面中庸即是要学会克情制欲，防止和抑制过激情绪的产生，学会用理智去克服情绪，保持平衡的心境，这些都形成了中国人清心寡欲，恬淡平和的心理特点。在个人修养上中庸思想表现为能够取长补短，防止以己之短、忌人之长，或以己之长蔑人之短，减少人我之间的嫉妒与欺骗等不良情绪的产生。在逆境中，中庸能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对自己的利害看得淡，对一时的得失看得轻，对任何恩怨放得开，对一切是非辨得明，而不沽名钓誉，爱慕虚荣，从而摆脱消沉情绪的干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庸之道防止了不良的偏激情绪的产生，维持了人的静态平衡的心理状态，有利于身心健康。

从消极方面看，中庸造成了我国民族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在修己上，它告诫人们要安分守己，不做冒险之事，教人不要去突破旧有的藩篱，制造合理的新规范，而要人们小心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