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金书目略

吉金书目略

自金石学于宋代诞生，收藏青铜器便成为官宦文人的一种渴望，到20世纪初20至40年代达到了顶峰，“吉金”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追求，为了学习青铜知识，吉金书籍成为了当时的抢手货。进入21世纪初，与上个世纪初的情形相同，青铜器成为收藏热中不可小觑的一项，了解学习青铜器的有关书籍应该是必要的。

青铜器书籍可按读者的需要来划分：青铜器专业研究者、爱好者、收藏者。其中每一类又可分为几个方面，如收藏者又分为青铜器收藏、铜镜收藏、佛教文物收藏、宣炉收藏、钱币收藏等。

有关青铜器方面的著录从时间上可分为三类：历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

70年代出版的，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版的。从内容上又分为介绍性、研究性、器型学、文字学、铸造学、辨伪、现代科技检测分析等几类。

青铜器方面的著录成书至今有近千年历史，具有目前所有文物门类中著录时间最长、研究方面最广、著录文献最多、相互佐证连续最长、考证研究最深、专家学者学问最高、研究学者数量最多等特点。

宋代以前没有人系统地研究青铜器。北宋吕大临《考古图》成书时间为元佑七年（1092年），是我国第一部青铜器学的学术著作。他将铜器按类分为：鼎属、鬲、、、簋、彝、卣、尊、壶、、爵属、豆属、杂食器、钟，开辟了青铜器分类的先河。同时期的还有王黼《博古图》，成书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成书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成书于南宋淳熙三年

（1176年）。这一时期主要以介绍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和分类定名为主，一般不做细致考证。

元明两代青铜器研究没有重要著录，涉及青铜器的书籍有元代吾邱衍《学古编》；杨绚《增广钟鼎篆韵》，为增补宋王楚《钟鼎篆论》，铜器在上卷，后王佐又增补为十三卷《新增格古要论》。

明朝覆亡，清人入关，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知识分子为避祸而潜心朴学，攻金石文字，考名物制度，于是考据学大盛。乾嘉前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青铜器鉴赏热又复兴起来。由于官家和文人对金石学的重视，清代出版了一批著录，代表性的有乾隆十四年（1749年）成书的梁诗正《西清古鉴》、乾隆敕编《宁寿鉴古》（1779年）、王杰等《西清续鉴》甲乙编（1793年）、嘉庆元年（1796年）的钱坫《十六

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嘉庆九年（1804年）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道光二十年（1840年）曹载奎的《怀米山房吉金图》、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咸丰二年（1852年）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同治十一年（1872年）吴云的《两轩彝器图释》、同年潘祖荫的《攀古楼彝器款识》及吴大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光绪十二年（1886年）徐同柏的《从古堂款识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吴式芬的《古录金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端方的《陶斋吉金录》。这一时期青铜器研究成果巨大，研究学者人数之多、著作之丰富远远超过宋代。由于考据学大盛，学者崇尚文字考据，清代研究青铜器的成绩主要在于铭文考释。

民国时期是青铜器研究的发展时期。郭沫若《两周全金文辞大辞图录考释》将资料按年代、国别排列，成为一套有系统的史料，不仅有巨大的鉴定价值，而且具备了科学价值。这一时期青铜器著作大量涌现，门类齐全，有字典式的《金文编》，著录式的《双剑吉金图录》，通考式的《商周彝器通考》。清人主要侧重于铭文研究，而这一时期由于考古的发现，学者们多以综合研究青铜器铭文、形制、纹饰三要素为手段，间或注重组合与铸造工艺，对于更好地判别青铜器的年代有重要意义。如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很注重图像、花纹。《颂斋吉金录》也有很多花纹拓片。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则标志着青铜器三位一体的研究已成大势。

这个时期代表性的著作有邹安《周金文存》（1916年）、罗振玉《殷文存》、《梦韦草堂吉金图》（1917年）、

吴大《斋集古录》（1918年）、容庚《金文编》（1925年）、容庚《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年）、关百益《新郑古器图录》（1929年）、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930年）、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1932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2年）、容庚《颂斋吉金图录》（1933年）、吴生《吉金文录》（1933年）、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年）、于省吾《双剑吉金图》（1934年）、刘体智《善斋吉金录》（1934年）、方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年）、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容庚《海外吉金图录》（1935年）、商承《十二家吉金图录》（1935年）、黄《邺中片羽》（1935年）、容庚《善斋彝器图录》（1936年）、黄《尊古斋所见吉金图》（1936年）、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等。这一时期继承

了清代学风，弘扬考释传统，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于省吾《双剑吉金文选》、日本白川静先生的《金文通释》等等。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青铜器著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建国初至70年代末年，第二阶段为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为90年代末至今。

第一阶段的有：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1952年），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1955年），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1956年），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1956－1964年），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195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故宫铜器图录》（1958年），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1959年），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1959年），陕西省

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青铜器图释》（1960年）、《扶风齐家青铜器群》（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1963年），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1965年），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1974年），巴纳、张光裕《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1978年），陕西省考古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197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妇好墓》（1980年）。

第二阶段的有：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1981年）、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1981年）、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1981年）、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