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 马来西亚

二战期间中国军队曾在马来半岛发动游击战

1941年，鉴于日军南进迹象越来越明显，英国决心利用马来亚华人与中国的天然联系，以增强当地防务，蒋介石对此也表示支持。经过重庆军统与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秘密协商，以岑家焯少将为首的9名中国军官从印度乘船前往新加坡，等他们于12月18日到达时，日军已开始进攻马来亚。

英国当局欢迎岑家焯一行的方式很特别，作为见面礼，英方释放了所有关押在监狱里的被捕华人，其中包括反对英国统治的马共党员。岑家焯以中国军事顾问和军统驻新加坡站特工为教员，组建第101特种战学校，向165名学员传授游击战技能。经短期培训后，他们被派到马来农村，日后成为马来人民抗日军的骨干。

在岑家焯倡议下，1941年12月25日，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组建星华义勇军，当地华人踊跃报名。星华义勇军被送到柔佛州集训，但岑家焯发现星华义勇军的装备实在太差，每个士兵随身携带的2个弹匣里只装有20发子弹，很多狩猎用鸟枪和帕兰刀都被当作武器。一个叫朱金声的中国顾问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连根本没有配发手榴弹和机枪，英国人给连里每个人发一只水壶、一条席子、一把刺刀和24发子弹，连里的几名女兵只被允许从事救护、烹饪和一些简单的后勤工作。”实际上，英国人有的是武器，但他们担心华人会把武器藏起来倒卖，他们根本就不信任华人。

训练期间，还曾发生一场悲剧。两名来自重庆的中国军官因身穿英军军服，被不知情的英军当成日本间谍枪杀。事后，岑家焯要求在星华义勇军的军服上增加醒目的大手帕形状，以防友军误伤。星华义勇军后来被编成4个连和1个排，第l连驻扎裕廊岛，第2连配属给澳大利亚第22旅，第3连驻守新柔长堤，第4连防守实龙岗河和白沙之间区域，剩下一个华人警卫排则防守新加坡市中心的克兰芝。

少将捐躯

1942年1月31日，日军发起新加坡战役，星华义勇军被派往红树沼泽地带巡逻，还有一个连被配属给马来亚步兵第1旅，参加巴西班让战役。由于缺乏足够弹药，星华义勇军损失惨重，但中国军官指挥的华人部队前赴后继，令日军进攻速度大大降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恼羞成怒，发誓拿下新加坡之日，将血洗当地华人。

2月13日，也就是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阿瑟·欧内斯特·帕西瓦尔中将向日本人投降的前两天，他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以免华人士兵被日军俘虏后遭到成批屠杀。每名幸存下来的星华义勇军士兵都收到10元叻币的酬劳。然而日军一入城，就搜捕华人“败兵”，很多人都被日军杀害。

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在马来亚崩溃，抵抗日本侵略军的重任落到由马共领导的马来人民抗日军肩上。侥幸逃出新加坡的岑家焯等4名国民党军官出于抗日的目的，选择与马共合作。从1942年2月到l943年中旬，马来人民抗日军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他们缺粮少弹，日军还故意制造“无人区”，用恐怖手段对付游击队，三分之一的游击队员在这一时期死去。1942年6月12日，岑家焯率一支25人的游击队袭击日军车队，不幸被日军包围，岑家焯少将和朱金声上尉被俘。为威慑其他反抗者，日军将两名中国军官斩首，头颅挂在新加坡市区示众。

蒋介石轻视游击战

由于岑家焯阵亡，国民党军官对马来人民抗日军的影响逐渐减弱，另两名活下来的中国军官只担任顾问，未被赋予指挥权。1943年5月24日，英军上校约翰·戴维斯和5名中国军官乘潜艇从锡兰(今斯里兰卡)秘密登陆马来半岛，重新与马来人民抗日军取得联系。9月12日，英军“136特遣队”登陆。在中国军官劝说下，l944年1月1日，马来人民抗日军领导人陈平来到“136特遣队”营地，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提供武器、金钱和补给品，帮助培训游击队成员，但马来人民抗日军要受英国军官指挥。然而，“136特遣队”自己也因丢失电台而与盟军总部失去联系，实际行动中反倒只能按照抗日军的指示作战。

据战后统计，马来人民抗日军同日军作战340次，以牺牲1000名战士的代价消灭5500名日军。游击战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l945年底，曾在马来人民抗日军担任顾问的国民党军官上书蒋介石，要他重视游击战的作用，但蒋介石却认为决定胜负的还是正面作战，游击战只能起骚扰作用。晚清“下南洋”移民

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过500万……晚清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向有二，一是美洲，二是东南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当苦力”。

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之多；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在我国东南沿海招至东南亚的“契约华工”约200万人；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过500万……

晚清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向有二，一是美洲，二是东南亚。在清代，东南亚泛称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11个国家。东南亚自古以来便是我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唐宋时期，中国海商远及东南亚沿海地区，商民往来频繁。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明朝中后期，政府多次发布禁令限制出海，但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前往东南亚的人依然有增无减。然而，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至今的移民活动，则是近代以来称为“下南洋”的移民潮。

贫困战乱造成移民浪潮

晚清出现“下南洋”移民浪潮，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17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非洲黑奴贸易在18至19世纪之交已经衰落，西方殖民国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鼓励华人前往东南亚。就国内而言，“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自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的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当时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当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在经历太平天国和两广洪兵起义(1854年至1861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反清大起义，起义军自称为“洪兵”。有40多个县的天地会先后举事，参加者达100万人，并一度围攻广州城，后辗转进入广西，建立“大成国”等农民政权)以及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到了19世纪60年代，东南地区满目疮痍，农村生活更加艰难。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之际，各国纷纷在中国东南地区设立招工公所。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成为所谓“契约华工”。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夺华工的现象。数十年间，仅在东南亚就有约200万华工，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矿山。

由于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契约华工不断反抗，各界舆论也纷纷质疑、抨击。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宣告苦力贸易的终结。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初，是下南洋新的高峰期。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经济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对于熟练劳工的需求进一步加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间，中国向东南亚移民达到顶峰，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回迁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随着共和国的建立，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

飘流海外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