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读书笔记

历史表层之下的地方主义——《大门口的陌生人》读书笔记一、总论这本书是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成名作，英文名为strangers at the gate，翻译为《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本书出版于1966年，那年魏斐德29岁，前一年作者刚刚获得加州大学远东史博士学位，距离其所关注的年代的一百多年后。

诚如王庆成在前言所说，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就是指外国人，《大门口的陌生人》展现了自林则徐虎门销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落下帷幕期间英国殖民者入侵中国期间的事情。

全书围绕着大门口“广州”展开，展现了广州及其其周边的社会动态，“揭示了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

”本书的出人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展现革命史，而是去研究社会史，尤其是其间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成分的动态和变化。

对于其方法及其所引起的进一步的思考将在本文的最后开始，首先我所关注的是本书所关注的社会组成部分，如下图所示：城市（商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团练（绅士）—外国人农村（农民）秘密帮会因为本书所展现的是英国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围绕广州所展开的22年之间华南社会各个阶层的变化，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期间的历史线索做粗略的勾勒，如下：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1840年-1842年鸦片战争1841年5月广州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鸦片战争结束19世纪40-5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产生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1851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天朝田亩制度》颁布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互相残杀1856-1860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签定《天津条约》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进呈《资政新篇》1860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北京政变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在导言中，魏斐德将太平叛乱（太平天国运动）称之为“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15年的战乱，使中国付出了1000玩以上的生命代价。

“西方向中国的进攻打破了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象”，“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历史”。

魏斐德列举了几种通常用来解释太平天国运动的进路：如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者的加入赋予叛乱以原始的革命的性质；绅士中心论认为叛乱对儒学的攻击，使绅士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为保存自我只好支持奄奄一息的清王朝；天命论认为洪秀全代表新式的统治；乌托邦论支持太平天国所信仰的千年王国和所执行的公共财产制度。

魏斐德反驳了这四种观点：无产者其实是无业游民；由功名的人也有太平军的支持者；天命论是狭隘的语言学分析；乌托邦论并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儒家公羊学派的民族传统。

魏斐德主张：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应深入到历史表层之下，关注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地方历史中的反应。

二、分论全书分为四篇十九章，却总共才200多页，可见其叙事之简略。

全书从三元里事件讲起，魏斐德将1839年到1841年称之为“爱国主义的政治”：绅士与官府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绅士觊觎地方势力，官府总是加强集权。

奕山认为乡勇易变为匪，对乡勇充满了疑虑；绅士传播社会信仰，保证了官方价值的稳定。

农民没有革命的能力，没有诸如民族、汉族等观念，农民不会被反对强奸犯之外的理由煽动起来。

任何农民起义只有得到绅士的指导和协助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清朝严防知识分子与群众的过多接触。

商人虽富，始终没有获得荣誉和权力，总是屈膝于绅士，因为在一个官僚集权社会里，只有收租和垄断资本主义才是发财之道。

广东人所说的“我们”局限于广东省，甚至是广州城。

一个伟大民族的边缘地区的人们往往倾向于始原和纯洁，往往趋向于保守和专制，如科西嘉之拿破仑，奥地利之希特勒，格鲁吉亚之斯大林。

虎门再一次可笑的陷落使绅士和农民反对洋人的情绪开始显现。

三元里事件中，地方政府官员警告绅士，绅士离开，由于失去领导和组织，乡勇退去。

钦差大臣林则徐禁烟的激烈措施使绅士控制了团练，这改变了地方政府和绅士的力量平衡。

因此魏斐德认为三元里事件不是民众的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地方主义；不是农民领导的，而是绅士领导的；不是自发的，而是官府支持的。

但三元里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对官府和激烈地反洋人主义和反对官府的开始。

第二篇称之为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广州城内的行会并不代表明确的阶级利益，广州市民并未政治化，政治活动仍以保护城市为中心。

南京条约废止行会，代之以新的自由贸易制度，商人们默默接受，但很并不满意。

40年代中期英国的经济萧条波及广州，生丝和茶叶的出口减少。

商业的衰落而非排外主义引起了商人对外国人的抵制，但他们与英国人仍有着强烈的个人利益，在这里民族利益让位于地方利益。

绅士则以社学为活动的屏障，社学成为促进社区合作的关节点。

徐广缙欲借团练之力与外国人对抗，其对团练的支持是代表地方主义的绅士的力量增强；团练鼓励了农村中的好事者，使农村陷入混乱。

第三篇是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绅士和佃农一方面是阶级关系，另一方面是亲属关系，二者共存与宗族之内。

随着绅士力量的增强，社会iukaishi分化为富裕者贫穷者两部分，血缘关系不再能模糊阶级利益，破坏了宗族维持的社会平衡。

不满的农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加入宗族的秘密社会。

三合会等秘密组织宣称的民族优越主义和复兴主义其实是服务于更深层的目的的：驱除满清可以满足人种纯洁的骄傲；可以保护地方主义的利益；可以转移对绅士阶层的阶级仇恨；区分于盗和贼。

但这种乌托邦似的改朝换代未能提供儒家体系的替换制度。

儒家学说经过汉儒改编和孟子的主张反抗、公羊学派所主张是神秘的君子能够几乎可以包容任何思想。

这使中国的历史成为一个循环的过程，但永远不能成为一种进步，魏斐德认为这是中西思想之最大区别，儒家学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才告中落。

1850年后太平叛乱开始，团练也就应运而生。

团练成为绅士和政府用来镇压加入诸如拜上帝教等秘密教会的佃农的工具。

洪秀全本人在初试中总是第一名，却从未中过秀才，类似的遭遇使很多人转而反对这个制度。

杨秀清则引入了狂热的种族情绪。

对于太平叛乱，魏斐德写道：鸦片战争后光滑走周围地区的经济、社会危机直接导师了太平运动的兴起。

但是真正产生不满的温床以及太平天国扩充的地区，却是充斥着失业者与苦力的湘南与广西；还有长江流域，这里有贫苦的农民及流氓无产者。

因为这些，因为太平天国以南京为中心，所以太平军绕过了广州。

在其他地方闹太平军的时候，广州周边开始出现洪门起义，又称之为红巾叛乱。

魏斐德认为，此时广州城中商人和绅士将外国人看成天然盟友而不是种族敌人。

1855年，叶名琛在平定红巾叛乱之后开始对与红巾叛乱有联系的人进行大清洗，这使广东的绅士完全掌握了农村的统治权。

现在地方政府和绅士之间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绅士，地方主义兴起。

曾国藩、李鸿章等联结了绅士、加入团练的农民，是纯粹的地方主义让位于地域主义。

但红巾叛乱不仅使团练成为社会秩序的工具，同时还间接地提高了它的政治地位。

没有了地方政府的力量去平衡、制约的绅士，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团练、反洋人运动破坏了政治、分裂了社会，革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四篇是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1861）：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广州和天津成为英法与大清谈判的棋子。

权力分散化使得此时的广东团练总局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地方组织。

魏斐德写道：“即使是朝廷的谕旨、驱赶外国人的集体行动，也不能消释20年积累起的地方主义。

1860年，英法联军离开广州，大门口的陌生人离开了。

三、方法论和结论现在可以有余力思考下方法了：李康老师称自己的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而本书则是社会历史学，这不由让我想起生物化学这样的名字来，生物化学是用化学的既有结论和方法来分析生物的结构组成和生理过程，所研究对象是生物，所用之方法和既有结论取之与化学；哲学解释学使用解释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解释学，是用解释学、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存在；计量经济学是用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学；社会统计学是统计学研究方法在社会学中的运用。

解释学、现象学、化学、社会学在这里所充当的角色都是方法和理论的启迪。

当然也有例外，如经济法学只不过是法学在经济领域的运用，而非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回到魏斐德的社会历史学上来，社会历史学是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历史过程，这是一种跨学科以借鉴方法和理论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进路。

那么他借鉴了社会学的什么研究方法呢？在这里显示了我的无知，虽然我对吉登斯不太喜欢，但还是由他那里开始，吉登斯认为诸多社会理论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论视角，并且把其概括为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

客体主义主要包括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主体主义主要包括解释学和各种形式的“解释社会学”。

吉登斯抛弃了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视角,从人类社会实践出发去考察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把行动和结构视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结构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中介和结果,从而建立了结构二重性理论。

不难揣度历史的书写方法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针对个体的解释和针对对立双方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分析。

历史也可以详细刻画个人，历史也可以构筑宏大叙事，但历史却往往在这两个方面都力不从心。

例如，从利益关系各方进行的历史分析的结构主义的历史叙事方法，往往仅仅局限为敌我、南北、王贼等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层面，不能详细刻画在敌我、南北、王贼的背后的东西。

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它可以刻画结构，但结构过于粗略，遗漏了重要的要素。

但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没有必要一定要消弭分歧，但恐怕长期以来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停留在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层面上，大多数的史书仍然停留在史料的考证的层面上，进而陷入历史决定论的怪圈。

笔者读史书较少，以上论述恐无力举出足够多的证据，以《史记》为例，其分析进路亦不过依人物身份区分为相应的纪传，但对其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内在的机理则鲜有揭示。

而欲揭示内部的机理则非引入新的视角与方法不可，魏斐德敏锐地洞察到团练的核心作用，它使政府倚重绅士，使绅士可以对抗政府，使绅士可以压迫佃农。

传统的官民、家族关系被打破，佃农或入团练，或加入秘密帮会，于是起义叛乱迭起、绅士实力大增，二者所主导的地方主义超越中央的权威，自秦以来的大一统的帝国分崩离析。

而大门口的陌生人则只不过是被异化的叙事方式，按照《历史三调》中的说法，帝国主义入侵之下的历史被解释成为官方历史，而对地方主义的兴起的考察则鲜有论及。

《史记》等史书的不及之处就在于未能洞察历史如此演进的社会原因，魏斐德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地方主义的兴起和进一步消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