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走向成功的模式-潘维

潘维：中国经济模式是走向成功的模式

2010-04-27 14:32 来源：《红旗文稿》2010年08

近期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这一提法的争论不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较之西方300年的进步，中国60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力量；中国的成功在于以60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于偏离这条道路。潘维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三个核心部分，即经济、政治、社会模式。本刊记者主要就“中国经济模式”的话题采访了潘维教授。

记者：您怎么看待现在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

潘维：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原因的归纳。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有学者认为，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60年是大变迁的60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这里要说明，首先，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国模式是否给别国人民带来启示是别国自己的事情。其次，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不断的侵略战争。

还有人认为，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人眼里，共和国的前30年是失败，后30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闯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

记者：在您所提出的中国模式结构中，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这三方面的子模式，您为什么要归纳出中国经济模式？

潘维：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最外层。

在现代化的大众知识框架里，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世上几无异议。可一旦开始解释这个奇迹，中国学界就发生激烈争议。这一争议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事关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地进步。

一些学者把中国经济成功解释为“私有化加市场化”。然而，世界上推行私有制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众多，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60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30年。在这30年里，去掉1949-1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高达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就给后30年年均9.8%的飞跃式增长打下了扎实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之一。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是偏见，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的深入骨髓的病痛。

19世纪的英、日、德、法，20世纪的苏联和美国，都教会了中国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知识，中国也缴了不菲的“学费”。然而，“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如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

中国不反对市场，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不支持“国家主义”，但支持国家干预市场，支持拥有干预市场的手段。纵观中国数千年经济史，何时不是如此？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讲究“经世济民”，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核心是“百姓福祉”。在现代化的结构性压力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发展是硬道理。要经济发展就得竞争，要竞争就不可能“谋闭而不兴”。然而，竞争也会带来不平等，带来不平静，带来争权夺利，带来目标异化。正因为如此，市场的道理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服从“经世济民”的道理，更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压抑市场竞争之弊，维护百姓福祉。传统中国向往“天下太平”，不屈从于输赢博弈的所谓“平等”，更不会“以资为本”，以利润为本。这一思想代代相传，直至今日。正因为有能力保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对冲”，农耕的中国适应了工业时代，能快速发展。

可见，归纳中国经济模式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助于防止西方教条的干扰。

记者：怎样概括您所提出的“中国经济模式”？

潘维：经济教科书从谈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概括经济模式的方法也只能从“三要素”出发。“三要素”指的是劳动力、土地（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货币(资本)。土地加劳动力就有了“产品”；将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均赋予货币价格就有了“商品”。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补充一个要素，即企业。把生产资料、劳动力、货币三要素链接在一起的是企业。家庭企业也是一种企业，而且也是现代企业。经济四要素，劳动力、土地、货币、企业，是分析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比较四要素的不同形态可以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归纳经济模式必然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而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学视角。从经济四要素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概括为由四大支柱组成：

一是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公有，民间主体拥有有限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耕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二是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和大型非金融类企业及事业机构。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国家还拥有一批从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开发的大型企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此外，还有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医疗、体育、文化等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不盈利，但有的也能自负盈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