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电影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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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电影概述
摘要:早期的中国电影:1905—1949年。1895年电影诞生于法国,1896年中国出现了电影放映,1905年秋,北京丰泰照像馆的任景丰在北京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无声戏剧舞台纪录电影《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在这四十年间,中国的电影从由外国人创办的第一家中国电影制作公司,到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电影公司;从“幻仙影片”的昙花一现,到商务印书馆的旷日持久;从武侠片,古装片甚至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生问题剧”到直接干预时政的影片,中国的早期电影的发展是不容小觑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家喻户晓的明星,郑中秋、张石川等导演,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以及热爱电影的千千万万的观众,凝聚在一起,为中国早期电影开辟道路,为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早期中国电影,中国早期电影特点,中国早期电影环境,郑中秋,阮玲玉,周璇,电影启蒙,公共空间。
正文:
早期的中国电影:1905—1949年。1895年电影诞生于法国,1896年中国出
现了电影放映,1905年秋,北京丰泰照像馆的任景丰在北京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无声戏剧舞台纪录电影《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1909年外国人创办了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作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1916年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电影制作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成立。但好景不长,这家公司只拍了一部影片《黑籍冤魂》,便因资金困难而停止运作。此后,由中国的民族资本投资拍摄电影的公司商务印书馆成立。1917年,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外国人手里低价买进了一批电影器材,决定在图书出版之外,兼营电影业,这是中国自己投资拍摄电影较有规模的开端。2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当时全国数十个城市大小电影公司林立,仅上海就多达141家,且每年的观众数超过700万人,这个规模和世界其它大城市不相上下。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导演和电影明星。这个时期所生产的电影既有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娱乐片(如武侠片、古装片等),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生问题剧”。3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发展转折时期。1931年,夏衍等人成立了共产
党领导的电影小组。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直接干预时政的影片也多了起来,电影从摄影棚中走出来,承担起唤起民族精神的时代任务。与此同时,有自由派文人支持的商业电影也相当繁荣,这些抱着娱乐人生目的商业电影人曾与左翼电影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30年代后期—40年代中期,抗战爆发后,中国存在着四种电影形态:上海汪伪政府电影、重庆国民党电影、伪满洲电影、延安电影。但总的来说,电影艺术发展缓慢。抗战结束后,在当时国民政府的扶持下,国家电影机构和民间电影企业拍摄了不少电影。但从质量上看,民间企业的出品更优秀一些。
早期的中国电影的环境颇为复杂,这主要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所以在当时对中国电影影响最大的是好莱坞电影,其占有中国的主要电影市场份额,且很多大电影院都由英美人控制,20年代中期美国八大公司都在上海开办了办事处,尽管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电影依然能够与之竞争。早期的电影人地位不高,随着影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才进入电影圈,其中有军阀政客(孙中山、周恩来、张学良、阎西山等)、也有戏剧家戏曲家(田汉、梅兰芳、马连良、欧阳于倩、洪深、熊佛西等)、文学家(曹禺、张恨水、张爱玲、周瘦娟等)、音乐家(冼星海、聂耳、任光)还有很多其它领域的社会精英。3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电影人关注和学习苏联电影。
为中国早期电影做出大量贡献的电影人中,郑正秋可谓是极具代表性。站在10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文化以至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的高度上,我们甚至把“郑正秋电影”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从精神走向和文化蕴含的层面上分析和阐释。在中国民族电影筚路蓝缕的开拓时期,郑正秋以其丰富的电影实践和独特的电影形式,持着电影启蒙的姿态,完成了启蒙电影的伟绩。
郑正秋(1889-1935),导演,编剧。原名郑芳泽,号伯常,广东潮州人,生于上海。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我国最早的电影编剧和导演之一。青年时期郑正秋积极从事新剧评工作,1913年涉足影坛,编剧并参与导演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22年与张石川等创建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导演。主要编导作品有《劳工之爱情》、《玉梨魂》、《姊妹花》等共53部影片。郑正秋的电影活动得益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和时政批评“公共空间”的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仅就电影而言,1896年至1932年间,尤其1911年至1926年间,中国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政府权力失控导致香港、上海、天津等租界区出现了某
种类型的“政治真空”和“民间社会”,这反而给上海等地提供了一个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有效空间即“公共空间”。欧美电影也正是在这种一无遮拦的环境下,堂而皇之而又如潮涌地被倾销到中国各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由于政府的作壁上观,各种有伤“风化”外国影片的畅通无阻,再加上社会上大量颓风败俗的盛行,终于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痛切地感受到,电影与“世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紧密。且在许多人心目中,20世纪初以来整个社会“世风浇薄”、“道德日非”的罪魁祸首,既不是社会体制,也不是文学和戏剧,而是比文学和戏剧似乎更“逼真”的电影。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心理,包括郑正秋在内的一批中国早期电影人,很早就倾向于把电影当作营造“祸”“福”之媒介、教育国民之工具与改良社会之利器。为了达到教育国民与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将影片的取材更多地偏向社会问题和家庭伦理。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就中国电影在“影戏家的人格”、“电影言论”、“电影剧本与观众的关系”以及“中国电影事业之危状”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中,都能感受到郑正秋先生对社会的隐忧、伦理的诉求及对道德的关怀。
正是在中国民族电影的开拓时期,郑正秋以其丰富的电影实践和独特的电影形式,秉持着教化观念的张扬和影像秩序的建立的电影启蒙姿态,完成了社会改良思想和人道关怀视野的启蒙电影伟绩;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精英话语相比,郑正秋电影独具一种温情的平民色彩和广泛的观众认同,显示出20世纪以来中国通俗文艺和大众文化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尤为重要的是,立足本土、诉诸大众的郑正秋电影,以其对殖民语境里民族文化的特性书写,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范型、一个历久弥新的奇迹。
2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了相对正规的电影学校。电影明星的地位从20年代中后期开始飙升,30年代出现一批超级明星,40年代擅长歌舞的明星成为大众的宠儿。纵观中国早期电影时期,在观众心目中影响最为强烈而深远的莫过于阮玲玉、周璇等几位当家名旦。
阮玲玉(1910——1935),中国早期影星,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因为当工人的父亲早逝,孩童时代就随母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让她上学读书,就读于上海崇德女子中学。1926年(16岁)时,经张慧冲介绍,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了其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