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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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顾颉刚的古史辩派

以顾颉刚的古史辩派

古史辨派对儒家经学涉及的内容也很多,主要是关于孔子 与“六经”的关系、经今古文学、专经的研究。 古史辨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 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用。 古史辨派对传统易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研究的结论 都有待考证,但你必须认同古史辨派的求真精神和实证方法, 而古史辨派易学研究的价值也正在这里。古史辨派的许多研 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 价值的学术文献。“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 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 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当然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武断片面的东西。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顾颉刚在古史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核 心观点,也是他从事古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一学说, 虽然有着 某种不足,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其一, 区别了客观历史和文献记载的、传说中的历史。顾颉刚通过这些古 史观点说明以往传说的古史是不可信的,这就为建立新的古史研究观 打下了思想基础。依顾颉刚所说,文献记载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是不 同的;时代不同,习俗文化和道德评价标准不同,人们常根据时代的需 要改写历史;旧的古史系统之所以能“层累地造成”,是记载者对客 观历史事实的附会和创造的结果。其二,指出研究古史要着重考察古 史在传说中的经历,这就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 拓宽了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这一观点的提出表明他对考辨古史有 一种深入和辨证的认识。其三,顾颉刚在推翻以往古史观的同时,实 际上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提出了怀疑,因为他所否定的内容都是《六 经》中记载的。这一古史观打破了史学界以往盛行的迷信圣贤之言。
至此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新学理的输入已推进到具有历史意义 的新阶段。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李大钊、陈独秀、鲁 迅、蔡元培、钱玄同、胡适等人即是其中最为出色者,他们原本 学有根抵,眼光敏锐,将西方新的学说和科学方法带回中国,并 针对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病根,发动了一场声势巨大的思想革命, 西方学理的传播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二十世纪中西学 术交融由此达到了新的飞跃。他直接处在几位传播新思想、新学 术的出色人物影响之下,他们是:任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开创新风气的蔡元培,主编《新青年》并担任北 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以西方学理治中国哲学史、勇于“截断众 流”的胡适,激烈地批判旧传统的钱玄同,发起创办《新潮》杂 志、与《新青年》相呼应、大力鼓动新思潮的傅斯年。

“古史辨学派”创建人顾颉介绍刚

“古史辨学派”创建人顾颉介绍刚
顾颉刚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
和我国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的开创者。
顾颉刚,江苏苏州人。生于1893年,殁于1980年,享年87
岁。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哲学
门,1920年夏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2年初写成最早的论文《郑
年,日本先后17次翻译和评介他的著作。美国学者1926年起就开
始介绍宣扬顾颉刚。西德有专门研究顾颉刚的学者和专著。顾颉
刚的论著也常被英法学者所援引。
在对古史清算工作中,他用力最多的是旧典籍的顽固堡垒《尚书》。他在
北大、燕大、中山大学开《尚书》课的同时,还编了《尚书参考
资料》8巨册,编《尚书研究讲义》5种,并搜集《尚书》经文
文字变迁资料,和顾 龙合编了《尚书文字合编》一书。此外,
又主编了一种按全书任何一字即可查到任何一句的《尚书通检》,
炎、今文家康有为的影响,后则主要师承胡适等倡导的当代西方
科学的研究方法,晚年接受了阶级观点,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来指导自己的古史研究。作为献身历史研究的学者,他一生新论
迭出,著述颇丰。
顾颉刚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首推他对古书古事的考辨工
作。他为此探赜索隐,皓首穷经,几乎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31岁
开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其研究生谭其骧毕业后也在辅
仁大学开了此课。他和谭以热心于学习此课的3个学校的学生为
基本力量,于1934年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以加深对《禹贡》的
研究,并由此推动历史地理的研究。1935年进而成立禹贡学会。当
时日本侵略军压境《郑樵著述考》。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编中
学历史、语文教材。1923年2月在胡适办的《读书杂志》发表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两年前,我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发表辨论古史的文字时,朴社同人就嘱我编辑成书,由社中出版。

我当时答应了,但老没有动手。

所以然之故,只因里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论文字没有做完,不能得到一个结束;我总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

可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几个较大的题目,做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绝不易找到时间,这是使我永远怅恨着的。

去年夏间,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辨论古史的文字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了。

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

”我对于这事,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应道:“我立刻编印就是了!“哪知一经着手编篆,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

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我很快乐,我几年来的工([说明] 此《自序》写于1926年。

《古史辨》第一册于同年11月由北平朴社出版。

此序后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周作人编选之《散文一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

1988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顾颉刚选集》、1988 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之《顾领刚古文论文集》第一册都曾收入。

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11月出版,改题《定在历史的路上》。

1931年,荷兰莱顿的布利尔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学者恒菇义(A.W.Hummel)的英文译本,题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古文辨)序》。

1940年6月,曰本创元社出版平冈武夫的日文译本;经译音改译后,1953年9月由岩波书店出版,题为《ぁる历史家の生ぃ立ち——古史辨自序》,1987年6月再版。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这第一册分做三编。

上编是在《读书杂志》中作辨论以前与适之、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是全没有发表过的。

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

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

疑古派

疑古派

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和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其创始者及主要代表是顾颉刚和钱玄同。

疑古派的主要代表,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

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

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

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

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参见《古史辨》第一册)。

疑古派对儒家经学涉及的内容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认为“六经”是周代通行的几部并不相干的书,它们既不是如古文经学家所谓的“六经皆周书之旧典”,也不是如今文经学家所说的“六经皆孔子之作品”,孔子没有删述或制作过“六经”,“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后期(参见《古史辨》第一册)。

二、关于经今古文学。

在《古史辨》中,发表了钱玄同、钱穆、周予同、王伯祥等人的论文,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

其中最重要的当推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参见《古史辨》第五册)三、关于专经的研究:在《周易》方面,顾颉刚的《论<易经>的比较研究及<彖传>与<象传>的关系书》钱穆的《论<十翼>非孔子作》、李镜池的《易传探源》及《周易筑辞考》、余永梁的《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容肇祖的《占卜的源流》等,属于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古史辨自序》(上下)顾颉刚读后感

《古史辨自序》(上下)顾颉刚读后感
)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顾颉刚先生的结构和语言的独特之处。这本书不仅是对古史研究的总结,更是作者对历史认知的一种探索和表达。
首先,从结构上看,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自序》井然有序。书中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主要讲述了古史辨运动的发起和过程,下册则主要对古史进行了辨析。这种结构安排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古史辨运动的发展和古史辨析的深入。我喜欢这种结构,因为它让我对古史有了新的理解,也让我对历史的认知有了新的启示。
其次,从语言上看,顾颉刚先生的文字精准严谨,同时又通俗易懂。他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论证手段,对古史中的虚假成分进行了揭示。他的文字让我对古史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对历史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我喜欢他的语言风格,因为它让我对古史有了新的理解,也让我对历史的认知有了新的启示。
然而,我也有一些不太喜欢的部分。例如,有时候书中的论证过于繁琐,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此外,由于古史研究的特殊性,有些观点和论证可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不可忽视。
对我来说,《古史辨自序》(上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让我对古史有了新的认识,使我对历史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另一方面,它让我对学者们的责任和担当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激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第四篇范文
在阅读《古史辨自序》(上下)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写作风格、人物塑造和主题深度的独特之处。这本书不仅是对古史研究的总结,更是作者对历史认知的一种探索和表达。
再次,顾颉刚先生对主题的深度挖掘让我感到震撼。他通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他还通过对古史辨运动的描述,展现了学者们对历史研究的热情和对真理的追求。这些内容的深度挖掘,让我对古史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对历史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1923年顾颉刚先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观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此后,顾颉刚先生又提出了判别古史可信与否的四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引发了古史论战。

刘掞黎、胡董人、柳诒微等人对“层累”说提出批质疑,顾颉刚、钱玄同等进一步申说其疑古思想。

除了对史料的理解、对辨别古史真伪的方法不同等学术上的分歧外,批评者主张对于古中国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他们担心的是“这种翻案的议论,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刘掞黎《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

顾颉刚认为根本分歧在于“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无可奈何的"(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胡适评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中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1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斩除思想的荆棘,指出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信,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奉若经典而不可触动的圣贤之言,为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开辟了道路;促使中国史学走出旧学的案白,迈出了以史学独立、史学“求真”为宗旨的近代史学学科建设的实重在在的一步。

1926年6月,汇集了讨论古史的信件与文章的《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

一年重印了二十次,疑古学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收入各类文章350余篇,300多万字。

在《古史辨》系列中支持、赞同并声援是古学说的学者被称为“古史辨派”2。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即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 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 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 了。 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 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譬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 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宋代以来的怀疑精神一脉相承
纵观历史上的疑古辨伪,可以看到,它萌生于战国、秦、汉而勃发于唐、宋、元、明,到了 清代已趋于成熟,顾颉刚曾用图解表述了这一学术源流。他把孔子与六经这一中国文化的中 心比作北京的皇宫,把战国、西汉(今文经学)、东汉三国(古文经学)、宋人理学比作围 在皇宫外的的几层城墙。 顾炎武打破了宋人(以及元、明两代)的粉饰,使人们看见了里面的一道墙 乾隆以前的学者摧破了三国至唐代的粉饰 嘉庆以后的学者又摧破了东汉的粉饰,于是人们又看得深了一层 此时顾颉刚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责任是要把西汉和战国诸子粉饰的两道 城墙摧破,这样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可以明白的知道了。


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旧的传统观点一向认为: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统一国家,甚至认为尧、舜时代已经是统 一国家,唐尧、虞舜是至圣之君,上古是黄金时代,以后世道浇薄,国家难治,遂形成千古 流传的复古思想。而且从尧、舜这些古圣王起,经过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 子、孟子,一脉相承,成为神圣的“道统”。 对于记载这些“道统”的经书只能顶礼膜拜,不能有所怀疑,由此形成为封建制度、秩序服 务的顽固迂腐的意识,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思想革新、反对复 古主义、重新评判传统文化的进步思潮的激荡下,在胡适提倡的存疑主义的诱发下,顾颉刚 等人鼓起推翻传统观念的勇气,对一切旧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 中的真伪问题,自觉担当起了打破传统偶像、批判封建史学的历史重任,当此时“批评之风 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

顾颉刚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

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16岁时他正在读中学二年级,祖父又给他讲授《礼记》、《周易》、《尚书》等,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古史的知识基础。

在中学时代,顾颉刚就养成了喜欢买书的好习惯,常常把家里给的零钱节省下来到书市去买书,久而久之,对书籍的版本、目录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反复翻熟了《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有关知识。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转读哲学门。

入学后由于毛子水同学的影响,参加章太炎主讲的“国学会”,聆听了太炎先生的国学系统讲演,深受启发,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所走的治学道路。

对顾颉刚批判传说古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

从《孔子改制考》中使顾颉刚知道了很多古史材料是靠不住的,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认为这时的传说史料不可靠。

受到这些启发,使大学时代的顾颉刚萌生了用个人的力量去“整理国学”的“野心”。

1920年毕业被留校做助教,从此踏上了潜心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道路。

由于他的学术志趣,对富于批判精神的郑樵和崔述的学术深感兴趣,于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也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志,先后撰著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清代著术考》,标点校定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标点补辑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

这些工作为顾颉刚后来的考辨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他启发了思路、增加了智慧。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中国的传说古史进行怀疑,认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读书笔记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读书笔记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读书笔记《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是顾颉刚先生所著的一本有关古代史学研究方法和思路的书籍,书中详细介绍了古代历史的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对一些常见历史事件的解读。

以下是我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所写的读书笔记及相关参考内容。

读书笔记:《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历史学研究指南。

在这本书中,顾颉刚先生告诉我们,进行古代史研究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重要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保持谦逊的态度,不应该轻易确信自己的观点。

其次,我们应该尽量多方面的考察,不要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角度或者资源。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受传统观点的束缚,去看待古代历史。

顾颉刚先生在书中指出,研究古代史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历史背景,我们应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发生。

其次是历史文献,我们应该对古代史书进行仔细的阅读和研究,从中寻找历史真相。

此外,还应该关注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动机和目的,推测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

最后,我们还应该关注历史的发展趋势,注意历史事件的链条和脉络,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本书中的观点和方法都非常实用,对于古代史学研究的初学者来说尤为重要。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研究古代史的方法和途径,并了解到历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有自信地进行古代史的研究,并能够在其中发现一些独特的观点和见解。

相关参考内容:1.《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论》这本书是古代史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古代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对于提高古代史研究的精度和深度非常有帮助。

2.《史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现代性的建构》这本书是对史学发展和史学研究方法的系统阐述,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古代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也有涉及。

顾颉刚古书辨伪思想初探

顾颉刚古书辨伪思想初探

顾颉刚古书辨伪思想初探【摘要】:顾颉刚是我国”古史辨派”中心人物,”疑古辨伪”是其主要史学思想,古书辨伪思想又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其辨伪思想渊源、主要思想以及史学价值等方面进行论述,突出其在中国辨伪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顾颉刚;古书辨伪思想;地位顾颉刚(1893-1980),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上世纪2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古史辨派”中心人物。

顾的”疑古”、”辨伪”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伪理”、”伪事”、”伪书”,但他认为”伪理”没有一定标准,可以不管。

其注重的焦点是”伪事”和”伪书”,尤其是对”伪书”辨伪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章就此方面试加分析。

一、辨伪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顾最早接触”疑古”思想是读《阎若璩传》和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

他曾说:”读了《阎若璩传》后……得知不但魏晋的古文成问题,就是汉代的古文也成了问题”。

[1]读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他序中说:”我的头脑里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

这因为我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被他一阵大打,十之七八都打到伪书堆里去了……到这时候都引起问题来了”。

[2]可见,此书对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而以下几人对顾的影响,使其辨伪学思想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他们是郑樵、姚际恒、崔东壁、胡适和钱玄同。

顾曾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

崔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的书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

郑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看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3]胡、钱二人都曾直接指导顾在辨伪方面的研究。

顾曾说”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适合我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

”[4]顾初涉辨伪工作时只重伪史和伪书,钱屡次与他说到”经书的本身和注解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他”感到经部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

漫谈顾颉刚

漫谈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

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顾颉刚于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系毕业。

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

他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一生与学术为伴他是一个奇人,在中国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

从古史辨到民俗学的开创,从禹贡学会到古籍的译著和点校,看起来每一样都足以耗费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他却一一做出开拓性的成就,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他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真是一语中的。

没错,他就是顾颉刚。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谈及古史辨,就不能不谈顾颉刚和胡适。

1916年,顾颉刚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胡适。

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

”是胡适教会了他钻研学问的方法,带领他走上史学的道路。

1922年,胡适来上海治病,请顾颉刚全权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此之前,顾颉刚已与钱玄同互相交流过经部的辨伪问题,此时正是胡适给予的机会,让顾颉刚一夜成名——他把自己与钱玄同在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发在了《读书杂志》第九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那是一种原子弹般的威力,轰动了整个中国史学界。

再谈“古史辨”派得与失

再谈“古史辨”派得与失

再谈“古史辨”派得与失作为20世纪影响很大的疑古思潮,“古史辨”派怀疑古史,考辨伪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曾在学术界引起一场大争论,对其得失也有过不少评论。

解放后对“古史辨”的评价起伏很大,顾颉刚先生还一度受到严重的冲击。

近些年来,随着对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古书、古史研究日渐深入,很多曾经被怀疑过的问题因为有了新的证据而重新得以确认。

这无疑是古史研究的重大进步。

但我也注意到,现在似乎有了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古史辨”的积极意义,甚至对其全面否定,这一点在有的年轻朋友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他们一听到“古史辨”派,就以“大禹是条虫”来回应。

那么,今天究竟该怎样评价“古史辨”派?“大禹是条虫”的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1923年初,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要点有三:(1)对传统中的古史演变过程加以考辨,即可发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

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帝王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皇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

(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中就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3)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顾颉刚“层累说”的提出,立即使社会各方面读古书的人都受到强烈的刺激,引起了长达半年的古史大论战。

就是在这中间发生了“禹是一条虫”的小插曲。

具体是这样的: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讲到“禹从何来”的问题,他解释说:“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

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

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汪修荣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1923年,30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

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论说:"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七册),再次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

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

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就成了掌上明珠,家里不仅希望他能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

年仅两岁时,祖父就教他识字,顾颉刚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被老妈子抱上街时,两边的招牌他都能一一认出,街上行人大为惊叹。

1906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

进入初中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

除了家学,少年顾颉刚还经常向旧书肆的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像《四库总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

浅议顾颉刚其人

浅议顾颉刚其人

浅议顾颉刚其人作者:翟晓娟来源:《中国校外教育·基教(中旬)》2014年第01期顾颉刚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古史辨派中国史学顾颉刚作品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

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

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

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

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

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

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

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

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

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

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

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

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

“古史辨”派之我见

“古史辨”派之我见

“古史辨”派之我见【摘要】史辨派是顾颉刚先生创建的以“疑古”为旗帜的当代著名史学流派,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学术界,新的科学方法的运用和新的思想观念都相应出现,要求对原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古史辨派的观点与方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从它产生起就它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学术界争议不断。

那么,在此作者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古史辨派;历史意义;局限;启示一、古史辨派的评价自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以来,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便不绝于书,其中钱穆、傅斯年、胡适等学术大家都先后由最初对古史辨派的支持转为反对。

20年代末30年代初,钱穆对古史辨派正面肯定的居多,30年代中后期,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针对顾颉刚的古史层累的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的遗失说,40年代特别是钱穆居港台后,他对古史辨派几乎是全面否定。

钱穆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有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

作为顾颉刚的同学傅斯年,他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于顾颉刚掀起的疑古思潮,傅斯年起初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极高的评价,但后来则逐渐产生怀疑,并进而提出重建古史的主张。

胡适更甚,由开始的古史辨派的发起者,转变到后来古史辨派的对立面,成为了坚决的反对者。

这样的对古史辨派呈否定态度的甚至是批评的不止这几位,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以疑古辨伪为主要内容的古史辨运动。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了以李学勤为代表的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时代”,主张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同时也有一些人片面地以唯物史观为标准,针对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怀疑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违背唯物史观。

当然学术界对古史辨派有批评的同时,也有许多赞许性的评价,如冯友兰、郭沫若、胡绳等一大批学者,冯友兰曾将古史辨派定位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是中国近世以来疑古文献的大成”。

再释顾颉刚“古史辨”运想

再释顾颉刚“古史辨”运想

再释顾颉刚“古史辨”运想——站在历史文本解读者后面的思考周忆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将就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解读及历史文本解读者,这三重联系进行一个互动的思考“跳跃”,目的当然是希望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再解读与历史文本解读的分析来揣摩与思考历史文本解读者在解读历史文本时的“误会”。

本文的写作主要参用两本书: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和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需要说明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前者在分析顾颉刚层累造成说的特质时,主要引用的史料就是后者(顾氏长达10万字的自序;它实际上充当了顾氏自传的角色),也因而同时产生了对后者的解读作用。

这样看来,前者与后者便很自然地建立起解读与被解读的关系。

换句话讲,前者成为了后者的历史文本解读,后者充当了前者解读的历史文本(虽然并非唯一)。

我愿望尝试的是对照比较的方法,将历史文本解读者的“误会”(当然是我主观认为的,这一点不应回避,不过,我会尽量详尽我的理由),通过历史文本的再解读与历史文本解读的分析,这样比照的方式进行揣摩与思考。

在做了以上说明后,便可以进入正题的着墨了。

作者全书第一章名为“顾颉刚层累造成说的特质与来源”。

他认为,“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最突出的论点是…层累造成说‟”[1],然后,他说,“我们检视散布在顾颉刚早期著作中的一些零散的文字,正可以充分发现他的层累造成说有一个相当大的特色”。

[2]作者所以为的特色即为“伪造”,“我们得注意:他(顾氏)在这里用的是…伪造‟二字”。

[3]他引用的是《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的这句话,“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

[4]显然,作者是把层累造成说与伪造之间牵上了关系,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相当大的特色”。

我们先从“历史文本”的解读做起。

实际上,作者在解读引文时,只取了“伪造”二字之意,并以此作为层累造成说的特色。

但自序中的原文似乎并未论及层累造成说。

488_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488_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必然有着其所以产生的深刻原因。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震动史坛的疑古思潮,也不例外。顾先生的学术活动开始于1920年,以疑经辨伪、考研古史为主要内容。他既不像十八世纪的汉学家那样,为逃避现实而躲入故纸堆里做草木虫鱼的烦琐考订,更不像混迹于当时社会中的封建余孽那样,为对抗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叫卖国粹。“五四”时期,顾先生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深受时代潮流的激荡,自觉地以摧毁封建偶像,打破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古史体系为己任。这是“五四”时代精神在史学上的反映。
从学术渊源上看,顾颉刚先生曾从康有为的思想中获得直接启示。他曾服膺于章太炎的学术,愿意随从章氏学风,用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但自从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虽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说孔子作“六经”的话很不信服,但对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大胆的怀疑精神怀有十分的敬意。顾先生认为,康有为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之说是极恹餍理的,康有为关于“六经”中掺杂着许多儒家托古改制政治观念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说: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使人“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实在比较从前的辨伪者进了一层”。他自己及整个古史辨派推翻古史的动机就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15)
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产生的时代原因是什么?其学术渊源为何?顾先生的这一思想及其史学研究实践在学术上有何得失?本文试就这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五四”时代精神的产物
中国的封建史学虽没有象西欧中世纪史学那样沦为寺院的编年体,但两千年来它始终为儒学经学所支配,其中充斥了宗教迷妄。虽然曾有这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几、郑樵、顾炎武、崔述、章学诚等,对这笼罩着神学光环的正宗史学进行过斗争,提出过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史学观点,但他们总是被正宗学者攻击为“非圣无法”、“妄诬圣哲”,他们的进步史观总是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而遭到无情压抑。这样,终二千数百年封建之世,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一直是支配中国史学的统治思想。

古史辨自序的读书报告

古史辨自序的读书报告

《古史辨自序》读书报告顾颉刚先生(1893~1980)江苏省苏州人,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

这个学派以他编著的《古史辨》而闻名于世。

顾先生因考辨古史,对古代神话,民俗学,古典文学和歌谣也作了不少研究,并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神话学,民俗学,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研究等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卓越奠基人之一。

而顾先生最重大的贡献乃是在考辨古史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二,揭示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形成的。

三,打破民族出于一元与地域向来一统的传统说法。

四,考订古书著作时代为研究古史传说的演变打好基础。

而从这本《古史辨自序》中我们有幸一睹这些古史辨运动的珍贵遗产的光辉。

《古史辨自序》的前40页,作者用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坦诚了自己如何走上古史辨伪的心路历程。

用书中作者自己总结的辨伪思想的由来来说,是时势,个性与境遇使然。

那我们即从这三点入手来分析古史辨伪思想形成的过程。

先谈顾颉刚先生那桀骜不驯的个性。

正如他的儿子顾潮在《我的父亲顾颉刚》中所写,这位史学大师“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于他人的话”。

(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29页)正是源于骨子中的桀骜,顾颉刚绝不盲从于他人其中包括自己的老师。

虽然对于章太炎,康有为,胡适之等恩师们怀有极大的尊重,但他们的个人理论完全不能束缚顾颉刚这颗“自由的心”,更妄论将其同化,成为他们的忠实鼓手。

而当发现恩师的思想漏洞时,即使再敬佩,他也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真理,这便是一个治学者应具备的素质。

正是有了这种素质,顾颉刚才能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起到先锋与旗手的作用。

再论时势。

无疑古史辨是时代的产物。

若无当时时代大潮的推动作用,古史辨便不会一出世便石破天惊,更不至一举颠覆中国社会史观体系。

可以说顾先生也是随了大潮的。

首先,古史辨运动的“疑古特性”,并非古史辨派的首创,而是当时的社会在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中所涌现对于传统的批判思潮的一个分支。

顾颉刚疑古立场的变与不变--兼谈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顾颉刚疑古立场的变与不变--兼谈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顾颉刚疑占立场的变与不变兼谈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奂平清内容提要关于顾颉刚在其学术生涯中疑古立场上是否有变化的问题,学界一直都有争论。

在古史研究上,顾颉刚总体延续了疑古立场,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古史系统自身存在缺陷,二是疑古思想的反封建性为其持续开展古史辨伪提供了合法性。

但在民族研究上,顾颉刚的疑古立场有明显转变,其民族思想从早期古史辨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转向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转向“重传统的民族主义”。

深入分析顾颉刚在中华民族研究上疑古立场的转变及其理论自觉路径,对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立场民族研究理论自觉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乃至迷信”。

知识分子总是尝试通过“文化运动”或'思想革命”,以“先进”的思想搅动不“先进”的社会,而且往往取得显著效果。

①就如林毓生所言,五四反传统思想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在整个世界史中都可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

②五四运动以来,“重估一切传统”成为“时代精神的核丿卜”③"正是在这种解除了“道统的束缚”和“学派的束缚”④的时代氛围中,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由战国到西汉的儒家编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存在大量的造假,所以才有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的现象。

⑤他认为推翻伪造的古史系统必须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和古代为黄金世界“四种观念”⑥,打破中国古史在演变中形成的“四种偶像”:帝系所代表的“种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政治的偶像”、186道统代表的“伦理的偶像”和经学所代表的“学术的偶像”。

⑦从五四运动至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疑古思想“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而疑古学派的“大本营”就“在《古史辨》及其周围”。

顾颉刚和“古史辨”拾遗

顾颉刚和“古史辨”拾遗

顾颉刚和“古史辨”拾遗——作于“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座谈会”后罗 义 俊[摘 要]本文不赞同因后来发生的情形而改写胡适与顾颉刚共同酝酿和发动“古史辨”的历史。

指 认顾颉刚主持古史辨运动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位著名领军人物的三个理由, 古史辨运动展现了 一个无“政治的应用”的束缚、无家派门墙的学术大平台,顾颉刚艺术性的超越的学问境界和广纳歧见的 大胸襟。

提出四项总结顾颉刚的原则性意见。

[关键词]古史辨;顾颉刚;胡适;胸襟境界1980 年顾颉刚先生去世以后,有过三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

一次是编辑纪念顾先生诞辰 90 周年论文集(几经周折至90 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易名《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一次是 93 年 5月在苏州举行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

还有就是这次(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定 5 月、后因“非典”而延至 8 月举办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前两次,我都有幸参加。

这一次,因冠心病、心功能衰弱,犹豫不决; 周年学术座谈会”承会方关照不要求我提供论文,乃得成行。

中国文化讲道德文章,道德是放在第一位的。

顾先生人品之谨厚和量位之宽宏, 素为人称; 我只是以病养 5 年来第一次出远门来表示对他的纪念之意。

聆听了诸教授的报告后,兴发了一些想法和感受,临会议结束之际,稍言匆匆。

11 月 14 日接顾潮教授电话嘱文,乃敷陈之。

此之为文,谨守第一序列学问范围。

凡所用词,即如“新”“旧” ,只是事实之意义,均非价值之判词,亦不以任何主义为预设的评价标准。

一 “古史辨”中的胡适与顾颉刚20 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全面转型。

民初新文化运动,推动并加速了这一全面转型。

尽管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有一串, 但是学术良知使我们无法抹杀胡适之所居的首席地位。

在这个转型中,史学从文字形式到观念内容转旧变新。

诚然,民初之开创新史学,如名列清华四大导师的梁任公、王国维、 陈寅恪等均功不可没,但他们是以学院的、 平和的、缓进的方式参建的,未易迅速造成力量性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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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载这些“道统”的经书只能顶礼膜拜,不能有所怀疑,由此形成为封建制度、秩序服 务的顽固迂腐的意识,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思想革新、反对复 古主义、重新评判传统文化的进步思潮的激荡下,在胡适提倡的存疑主义的诱发下,顾颉刚 等人鼓起推翻传统观念的勇气,对一切旧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 中的真伪问题,自觉担当起了打破传统偶像、批判封建史学的历史重任,当此时“批评之风 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
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 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譬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 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致知取向:"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不立一夏, 惟穷流变"。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1古史” 观。
即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 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 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 了。
中西学术交融——进化论
“过去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 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 五四运动前 后,历史进化观在学术界广泛地传播,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也直接启发和促进了顾颉 刚的学术思想和研究。
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由于没有进化的眼光,人们往往把文献记载的史事和客观历史等同看 待,并用本时代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去解释古代的史事,因而造成了“时代愈后,知道的 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的现象。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为顾颉刚所创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 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
古史辨的出现,绝非突如其来的偶然现象,它与自宋代以来的怀疑精神一脉相承,但在二三 十年代出现并引起巨大轰动,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下的 结果。它冲破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信古、嗜古心理定势,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它继承了 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了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运用了近代的科学方法,把 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作了系统的分析,揭露出它们本来的神话传说的 真面目,从而揭穿了“经”的老底,剥去了它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倒了二千多年来人们 崇信的偶像。
城墙摧破,这样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可以明白的知道了。
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旧的传统观点一向认为: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统一国家,甚至认为尧、舜时代已经是统 一国家,唐尧、虞舜是至圣之君,上古是黄金时代,以后世道浇薄,国家难治,遂形成千古 流传的复古思想。而且从尧、舜这些古圣王起,经过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 子、孟子,一脉相承,成为神圣的“道统”。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古史辨影响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一源远流长的中国上古史知识框架应该说在1923年已 经崩溃,而肇因就是顾颉刚的这半封书信。勿庸置疑,这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个最为重 大的学术史事件。它不但构成20世纪上半期人文学术变迁的总体背景,也使上个世纪末的中 国知识界仍处在"疑古运动"的余波荡漾之中。
研究古史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
“历史演进的方法”:就是从历史进化的观念出发,以弄清史实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为目的, 注意考察每一件史事在传说中的经历的方法。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 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宋代以来的怀疑精神一脉相承
纵观历史上的疑古辨伪,可以看到,它萌生于战国、秦、汉而勃发于唐、宋、元、明,到了 清代已趋于成熟,顾颉刚曾用图解表述了这一学术源流。他把孔子与六经这一中国文化的中 心比作北京的皇宫,把战国、西汉(今文经学)、东汉三国(古文经学)、宋人理学比作围 在皇宫外的的几层城墙。
顾炎武打破了宋人(以及元、明两代)的粉饰,使人们看见了里面的一道墙 乾隆以前的学者摧破了三国至唐代的粉饰 嘉庆以后的学者又摧破了东汉的粉饰,于是人们又看得深了一层 此时顾颉刚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责任是要把西汉和战国诸子粉饰的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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