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乐史上南陆北寇的评价问题

道乐史上南陆北寇的评价问题

蒲亨强*

内容提要：寇谦之与陆修静是道乐形成期的领军人物，音乐学术界历来对其历史评价持“重寇轻陆”论。本文基于相关史料的深入分析，从史的角度及斋仪、音乐、历史传承等方面对寇陆的音乐改革活动作了比较和述评，由此得出“重陆轻寇”的相反结论，将颠倒的认识再颠倒过来。此结论不仅更切合南北朝道乐的史实，且与道乐历史全程所贯穿的“南盛于北、延续发展”之规律相吻合。

关键词：南北朝，寇谦之，陆修静，斋仪音乐，历史评价，重陆轻寇

引言

在道教音乐发展史上，南北朝是一个关键时期。从道乐史的全程看，音乐历来随仪而行。自汉末天师道创用“上章”、“旨教”、“涂炭”等斋后，道乐理应随之萌生。惟其斋仪多原始简陋，不成体制，其音乐情况文献无徵。加之其政治上与统治阶层相对抗，遂注定其斋乐不能形成传统模式，也不能对后世产生多少影响。

中国明确之道乐史，实萌生于东晋末神仙道的“灵宝派”，疑为葛巢甫所撰之“灵宝斋”，以仪式化的斋仪音乐，标志着斋仪道派的形成和斋乐仪式化的肇始。而中国道乐明确的形成期，正在南北朝时代。新天师道对民间道教的全面改革活动，促使斋仪音乐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从此，道乐审美趋于神仙化官方化，确定了后世道乐发展的基本航线。道乐形式内容迅速丰富规范起来，构建起基本定型的模式结构。为后世所宗的斋乐传统自此正式形成。

南北朝在道乐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过份。限于文献的原因，今研究南北朝道乐，又只能聚焦于新天师道的两位领军人物陆修静冠谦之，只有探明这两位大师斋乐改革的真实内容，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即可大致判明当时道乐的面貌和性质，由此也可对道乐发展史的全部链条获得贯穿完整的理解。可见，对南陆北寇道乐改革的述评，在道乐史研究中亦具重大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音乐研究界在这个问题上却形成了一边倒的倾向：“重寇轻陆，扬北抑南”，只要翻开关涉道乐史的论著，只要谈到南北朝这段历史，多高估北寇，忽视甚至漠视南陆。即使身在道门的科仪音乐大师亦难免此论。如当代著名道士音乐家闵智亭，在有关文论中将斋仪音乐发展规范之功全归于寇，而只字不提陆1。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论点。而在权威性的道教史专著中，甚至将斋乐创建之功也归之于寇，如所谓：“在斋仪上奏乐，大概也始于寇谦之。”2

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吻合当时的史实，颇不利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和澄清。故笔者以为此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大学道教研究基地兼职教授。

1“当张道陵集老庄思想、神仙信仰与西南少数民族巫术于一创立道教时，就创立了斋醮仪式，《三官手书》可说是最早的斋醮仪范。那时在举行祈禳祷祝时仅是对经文“直诵”，到了北魏冠谦之，创出《云中音诵》始改“直诵”为“音诵”，即有了较规范的“声乐”和使用“器乐”伴奏。《云中音诵》所记《华夏颂》、《步虚辞》皆是当时使用的声乐赞颂。……但这种声腔韵调早已失传，已无从得知。”载玉溪道人闵智亭传谱，武汉音乐学院编《全真正韵谱辑》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8月第1版第1页。

2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上卷，第2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大可商榷，此题大有细究之必要。

如果我们将史料搜索目光聚焦于与音乐关系最密的斋仪文献，拓宽和加深相关史料的挖掘研究工作，而不是仅限于一些常见史料；如果我们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道乐史的全程和脉络，观察其前其后承传关系，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就事论事，就会发现“重寇轻陆”论颇难成立。无论从当时的道乐情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南朝陆修静的作用实际上都远远超过了北方寇谦之。“重寇轻陆，扬北抑南”的历史评价应该颠倒过来。

一、寇谦之斋仪音乐活动述评

南北朝的道教改革最终完成了官方化的转变，道乐亦随之被整合为一个规范体系，形成了传统。但当时南北天师道的改革在总体目标、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各有侧重不同，在斋乐方面的建树也很不一样，我们既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主次颠倒。而应立足于史实的辩析和比较，从中得出客观的认识和结论。

北方寇谦之(公元365—448年)清整道教的重心是“以礼度为首。”即在政治和组织制度上以儒家礼教来改革取代三张旧法。当然，他在斋乐方面的作为主要是重视斋仪的功能，认为诵经礼拜是长生的重要途径3。另外还新增了一些斋仪名目和音乐曲目等。但总的看斋乐并不是他改革的重点，目前所见的有关史料主要有三种。

其一，他于神瑞二年托称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亦名《老君音诵诫经》）4，此经题名关涉音乐；

其二，他创制了新的斋仪如道官受籙，求愿，解厄，治病，度亡等，并有简单的较固定的程序。如《求愿斋》与《度亡》仪的程序大同小异，表明其斋仪有初步的程式化倾向；

其三，斋仪中运用了一些新的音乐形式。如《传戒》仪中传戒法师先执经作《八胤乐》音诵，受戒者则伏诵经意卷后八拜止，若不解音诵者，但直诵而已。5涉及到新的曲目《八胤乐》，新的唱法术语“音诵”、“直诵”等。

这些材料即寇谦之斋乐改革的基本内容，也是“重寇轻陆”论的主要论据。

从客观上看，上举材料虽少，但确有一定诱导性。此前道教斋仪文献素以仪式为主，不涉音乐，而《诫经》这部改革纲领却赫然冠以“音诵”之名，经文中又有“一从吾乐章诵诫新法”句6，又他所创斋仪中还出现了“音诵”、“乐章”、《八胤乐》等很专业的音乐术语。这些新鲜内容都在诱导人们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寇很懂音乐，也很重视斋乐，且还创制了一套诵经乐章。加上寇的改革活动又略早于南方陆修静，如果不作过细推敲，不拓宽分析研究的视野，确实容易被这些材料所迷惑。

然而，细究起来，这些材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先看《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作为推行新法的纲领，其称太上老君降授，不过是假托神命以抬高身份，而以“云中音诵”修饰其题名，目的仍然是利用道教传统观念来加强其威力，震慑道众服膺其新法而已。按道教传统观念历来视音乐为神造之物，是通神达真之主要门径，并有悦神长生，治病驱邪等不可思议之神奇功能。故其新经采用“音诵”，遂可大增其神性威力。“一从吾乐章诵诫”句，大致也是同样意图。观其言而察其行，便知这些宣传性的音乐词汇并不意味他真创制了一套新的斋乐。遍查此经及相关经文科仪，他的音诵乐章落实到斋乐上看，可徵材料也仅有“音诵”、“直诵”、《八胤乐》三项。

3“诸欲修学长生之人，好共寻诸诵诫，建功香火，斋练功成，感彻之后，长生可克。”（《音诵诫经》，载《正统道藏》30册24229页。

4《魏书*释老志》称此经共二十卷，《圣记》作“九卷”，现仅残存一卷，收入《正统道藏》力字号。

5同上注。

6《道藏》第18册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