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述评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述评

李秀清

（青岛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山东青岛266071）

“女性主义”一词源于英语feminism，泛指欧美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在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有不少学派，比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派女性主义等，这些女性主义研究的视角不同，但多局限于表达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的主张和策略，没有把黑人女性所遭受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压迫纳入研究范畴，导致了黑人女性主义者的不满和批评。

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与主流女性主义的分野

美国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及女性主义思潮改变了人们对于性别的传统认识。根据女性主义理论，性别（gender）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生理的性（sex）。社会性别思想的鼻祖当推美国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文化心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她研究并发现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为不同性别分配不同的任务、责任与权利，但是在不同文化中同一性别承担的任务有很大差异，绝非男主外、女主内之简单区别，但相同点是在不同的文化中，男性所从事的事务被赋予更高的社会地位及认可。肇始于19世纪，西方妇女权利先驱者们以追求妇女的社会权利为目标推行妇女运动，及至20世纪初期，这场运动以西方社会关于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等法案的通过而取得了标志性胜利。然而，这些方案的通过并没有能够保障妇女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独立，因而没有彻底解决妇女问题。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坚持以社会性别为中心角度，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的声音、被埋藏的妇女的历史、被忽视的妇女所关心的问题，由边缘推向中心。然而，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义者并没有把种族问题对妇女的影响提上批评日程，如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只关注到了女性主义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忽略了种族主义等因素对妇女的影响。“这些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站在女性主义权威的角度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批评理论。”［1］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性别并不是对人类行为和认知产生影响的唯一因素，不同种族的妇女之间的种族、经济地位的不同导致了妇女问题的多样性。黑人女性因为面临种族、性别、阶级等多方面的问题而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差异。这些是主流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所没有能够处理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的观念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传播，但同时也遭遇到来自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义者的挑战。黑人女性主义者虽然对

白人女性主义者所代表的主流女性主义的观念有总体的认同，但当时“女性”一词通常暗指白人女性，而男性通常指黑人、土著美国人和拉美裔人，黑人女性及其他少数族群中的女性比白人女性遭到更加边缘化的命运。在这种背景下，黑人女性主义以挖掘被埋没的黑人女性的作品、建立有别于白人女性主义的批评等方式探寻黑人妇女的问题，争取黑人妇女的权利。

二、黑人女性主义的萌芽

除了积极投身于妇女运动等政治斗争，黑人女性主义的重要策略之一，如同主流女性主义批评一样，是着力挖掘被埋没的黑人女性主义作品，将黑人女性主义的思潮追溯到19世纪。19世纪对于黑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波折又孕育着希望的时代。当时奴隶制尚未废除，1790年美国国会针对新教徒和宾夕法尼亚社团敦促国会废除奴隶制的请愿组织了辩论，这场辩论虽以国会在1808年以前对奴隶制不采取行动而告终，但点燃了争取自由、平等、正义的激情。同黑人男性一样，黑人女性对于物质生活、社会和政治权利的不满、抗议与抵制帮助她们取得了很大成绩。意识觉醒的诗人、小说家如玛利亚·斯图亚特（Maria Stewart）、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弗兰西斯·哈珀（Frances Harper），教育家如安娜·朱丽娅·库伯（Anna Julia Cooper）等表明立场，强调种族、性别、阶级的互联性。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政治小品文触及教育权、经济权、法律平等、政治参与、社会正义、非裔美国人所遭受的成见、女性所遭受的社会制约等广泛的内容。有着超凡演讲口才的索杰纳·特鲁斯以其激动人心的演讲如“难道我不是女人吗？”（1851）和“当女人得到她的权利，男人才正确”（1867）提出了至今仍具震撼力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谁应该作为进入“女性”的类别？种族与阶级如何影响性别？这些勇敢的黑人女性在妇女地位式微、大环境不利的19世纪在边缘下抗争，发出超越时代的强音，标志着黑人女性主义的萌芽。

三、黑人女性主义的发展

进入20世纪，自由、平等的呼声更加高涨，一批黑人男作家运用黑人独特的经历和视角进行创作，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理查德·赖德（Richard Wright）等描写了黑人的苦难经历、社会觉悟和民族自尊，成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代表。同时代的黑人女性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创作丰厚，她以一位女性的笔触和独特

收稿日期：2011-04-09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科研究项目（J10WD19）

作者简介：李秀清（1965—），女，山东潍坊人，青岛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及跨文化交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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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从奇特的民俗和非裔传统中追寻黑人民族文化，却长期被忽视，如同黑人女性大众一样遭受边缘化的命运。黑人女性主义的思潮尽管起源于19世纪，但是以文学批评作为切入点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践和理论建设直到20世纪

60年代才伴随着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社会思潮得以发展并产生影响。在黑人女性长期承受的来自白人社会的种族压迫和种族内部的男性压迫的特定历史语境下，主流女性主义研究并没有真正把美国黑人女性的问题考虑进去，黑人女性主义者试图寻找一种对自身处境的更确切的表达。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在《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Towards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1977）一文中指出：“由于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批评和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甚至包括黑人男性的文学批评，均忽略了黑人女作家的存在，因此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势在必行。”［2］巴巴拉·史密斯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她对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她认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同时还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评论者应该首先了解并分析其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她应该从自己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索和写作而不是用白人男性作家的模式和方法去理解黑人妇女可贵的艺术材料，即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评论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涵义并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3］

黑人女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较快发展，文学批评丰富了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但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在文学或历史等知识领域中学术界对黑人女性问题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学术界的局限性明显体现为种族研究通常与男性有关，性别研究则与白人女性有关。许多黑人女性主义者，如贝儿·胡克斯（Bell Hooks），批评女性主义运动为白人女性所把持，黑人女性主义学者仍然处于学术边缘的状态。这种情形随着黑人女性主义的传播逐渐得到改变。在艾丽丝·沃克等女性主义作家的大力推介下，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文学作品得到发现与重读，推动了黑人女性及其文学成就进入公众、文学和文化视野。黑人女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发展迅速。当代黑人女性作家成绩斐然：奥德·洛德（Audre Lorde）的散文和诗歌备受关注；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小说《紫色》（Color Purple，1985）再现了黑人女性在20世纪上半叶所遭受的种族和性别压迫，表达了黑人女性探寻自我的过程；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秀拉》（Sula，1973）、《所罗门之歌》（The Song of Soloman，1977）、《柏油娃》（Tar Baby，1981）、《宠儿》（Beloved，1987）、《爵士乐》（Jazz，1992）、《天堂》（Paradise，1998）等作品描写了被白人文化异化了的黑人群体，促使人们对黑人女性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黑人女性主义对性别、种族、阶级等社会问题的关怀使得美国黑人女性在文学方面独树一帜。有感于黑人女性主义者有别于主流女性主义者的特质，艾丽丝·沃克在其名作《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Mother’s

Garden，1983）中使用了“妇女主义者”（womanist）一词，她描写了“黑人女性先辈们在恶劣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下依然表现出来的人性的纯真与尊严及其赋予当代女性的精神力量”［4］。“妇女主义”（womanism）由“妇女主义者”演变而来，用来表达黑人女性主义与主流女性主义的区别。有别于白人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主义”是黑人妇女追求主体精神和生存的关键。“黑人女性主义”与“妇女主义”成为同义的批评术语。

时至20世纪9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取得了标志性的进展。艾丽丝·沃克获得普利策奖、托尼·莫里森1993年成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黑人女作家，这标志着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文学成就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与高度认可。

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黑人女性文学和学术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学术界的黑人妇女研究也产生了更大影响。这期间，被埋没的黑人女性史和黑人妇女文学得以受到重视，研究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在联系，批判社会的种族偏见和女性研究中的白人偏见，成为黑人女性主义研究有别于主流女性主义的特征。这个时期的女性研究、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研究及交叉学科研究发展迅速。黑人女性文学、性别学等课程进入美国课堂，黑人女性刊物增多，大一统的女性概念受到挑战。

四、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建设

挖掘被埋没的黑人女作家、追寻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传统是早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者使用的策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黑人女性主义者注意到批评理论的封闭性。德博拉.E.迈克多尔（Deborah E.Mcdowell）在20世纪80年代就呼吁开放的批评视野对于黑人女性主义的重要性。她认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应避免抽象的思辨和笼统的概括，她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1980）中提到：“尽管区分这些主题和意象的相同点应该继续成为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家的最紧迫任务之一，但应当提防基于例子太少的概括化。如果有人以权威者姿态争论黑人女性‘意识’或‘视野’或‘文学传统’的存在，则必须确定这些相似性足够连贯性地重现来支持这些概括。”在《种族理论》（The Race for Theory，1987）一文中，芭芭拉·克里斯廷（Babara Christian）指出，有色群体一直在创造着理论，但是它的形式与讲究抽象逻辑的西方范式不同：“我想说我们的理论经常是叙述性的，存在于我们创造的故事、谜团和谚语中，存在于语言的游戏中，因为我们更中意于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观念。我认为我们需要用多种方式阅读我们的作家的作品，并对文学中的语言、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的微妙交叉秉持开放的态度……因此我的方法，用新的‘文学批评’用语，不是固定的，而是与我的阅读有关，与我所阅读的作者写作的历史语境有关。”芭芭拉·克里斯廷提醒人们谨防教条的理论窒息文学文本的风险。她认为充满活力的黑人女性主义需要小说、诗歌、戏剧创作，同样需要富有活力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支持，试图框定或简单化地对待文学作品的特质和具体性的理论则如同魔咒。评论家不可以拘泥于“阳春白雪”的理论，应该尝试兼用“下里巴人”的传统作为诠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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