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

西

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与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商议，擅自决定释放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他交给杨虎城一个手谕：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

张学良 25日

群龙无首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乘坐张学良的座机在洛阳停留，26日换乘空军的飞机飞赴南京。临登机时，工于心计的蒋介石说：“汉卿，你不必再送了，以免难堪面对迎接我的人。”张学良觉得过意不去，竟顺着“欲擒故纵”的杆子往上爬。于是，二人各自乘坐的飞机相继起飞……

两架飞机先后飞抵南京，前来“接驾”的人，不但燃放鞭炮还高呼口号：“欢迎委员长蒙难归来！”一些党国要人争先恐后向蒋介石献殷勤，

日记中记下了读到这“最后一电”的心情：“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

衡阳保卫战坚守了47天，虽然兵败城破，但它对全国广大人民由此而掀起的爱国热情并不亚于一次胜利，全国报刊又再次掀起了“衡阳热”、“第10军热”、“方先觉热”。蒋介石发表了近千字通电，命令全国军队各在驻地于8月20日上午6时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3分钟。

发出“最后一电”，销毁密码本炸毁电台后，方先觉欲寻手枪自杀，被众将领哀哀相劝：希望军长以全军为重，不要扔下弟兄们自己先去！在

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人都哭了。最后，方先觉作出了一个违心的决定：为了让剩余的官兵、伤员们能够活下来，派人去与日军谈判，提出了要求日军进城后不要杀害俘虏、给受伤官兵人道待遇、安葬中国阵亡士兵、保留第10军建制、派飞机送方先觉去南京面见汪精卫、第10军参加汪政府、但不能作为投降来宣传等条件。

“谈判”结束后，方先觉一行人被分别关押在天主教堂内。一个多月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将第10军编为“先和军”，分别给几位将军各授“委任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先觉等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为全国民众和最高军政当局所关注，戴笠奉蒋介石令传谕军统有关部下：“不惜一切代价，设法救其脱险，以励忠贞。”方先觉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被军统衡阳组组长黄荣杰潜入天主教堂内救出；周庆祥、孙鸣玉、饶少伟、葛先才、容有略等将领也先后伺机逃出衡阳，返回重庆。蒋介石分别一一接见并设宴招待，并对衡阳保卫战作了公正、客观的评价说：“衡阳失守，责任不在你们，你们已经作了最大努力。”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不无伤心地说：“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经投降之各高级官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随后，蒋介石授意以全国慰劳总会名义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方先觉和他的“五虎将”被分别每人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慰劳金各一百万元。★

“真是领袖洪福！”“吉人天相，遇难呈祥！”却把张学良晾在一旁，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晚上，张学良去见蒋介石，却被侍卫官以“委员长旅途劳顿”为由拒之门外，张学良预感情况不妙，匆匆写一留言条：“愿领钧座现罚，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学良万死不辞！”

一直被晾了几天，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将张学良逮捕并交军事法庭审理。31日，高级军事法庭以“胁迫上官罪”判处张学良15年徒刑，剥夺公权5年。同日，蒋介石假惺惺“以德报怨”，上书国民政府为张学良说情：

“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要求宽赦。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对张学良所处15年徒刑特予赦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不久，张学良被押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看管。

此时，蒋介石为彻底解决东北军和17路军（又称西北军）的问题，部署大批中央军逼近入陕雄关——潼关。1月28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接见前来请求释放张学良的西安军民代表。蒋介石说：“汉卿回不回西安，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乃是党纪军纪的问题。在洛阳，我就劝他不要到南京来，

到了南京就由不得我一个人了。这些天来，经过认真反思，他自己承认了错误，愿意跟我读书，不愿回西安这个是非之地。那里局势复杂，他心烦意乱，应付太难，还是跟着我读点书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人学圣贤，定能补过。我视汉卿为同胞手足，固然会因他失足铸错而痛责，但你们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他！”谈话完毕，他交代表们给杨虎城带一封信，将东北军划归杨虎城指挥，但要将其分开驻防。

杨虎城手中有了“少帅”的手谕和蒋介石授权信，但仅凭这两点并不能指挥东北军。一是东北军人员是17路军数倍；二是长期的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他们必定期盼“少帅”归来；三是老蒋的授权信，背后是否暗藏玄机？

果不出杨虎城所料，在如何营救“少帅”的问题上，东北军发生了严重分歧，根本无视他这个“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存在！

1月29日，在69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何柱国主持的东北军团以上军官会上，王以哲说：“我们现在必须接受蒋先生的撤退命令，才能争取到司令回来，否则蒋先生发兵进攻，我们兵败不说，副司令也永无和我等见面之日！”

但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兼西安“剿总”行政处罚处长的应德田却冷峻地说：“我看中央军只是威胁，未见得动真。就是要打，它现在还很难说占得了上风。我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就撤兵！”

临潼捉蒋时，曾率队打垮蒋介石卫队的警卫团团长孙铭久含泪说：“副司令从奉化带回来的密信上的话，不知各位上峰还记得不？卑职是一字一句刻在心上：

‘话不知从何说，泪不知向何处流。向望云天，不胜依依’……”他恶狠狠地说：“为了营救副司令，我情愿血染疆场。不放回副司令，决不撤兵！”少壮派气势汹汹，拥护王以哲的人不敢开腔。少壮派便泡制了一个所谓“渭南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敢进攻一步，不惜决一死战。”在少壮派的声威控制下，40多人全部签了字。

1月30日，张学良手谕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驻防兰州的66军军长于学忠（字孝侯）飞抵西安，当即被少壮派军官包围，要求执行“渭南决议”。

安事变后的杨虎城

袁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