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文以气为主”

浅论“文以气为主”

13中文基地易浩诚20

古代文论中，最早提到气韵是魏的曹丕。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指的是文章中呈现出的属于作者的一种独特的面貌，相当于常说的人的“气质”.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气质的存在，但气质又是虚渺的，它像山中的云一样缭绕在文字。用通俗的话来讲，“文以气为主”是指文章要表现出作家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个性才能，每篇文学作品都要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品位，以自己的文气贯穿整个作品，这种“文气”是作者内蕴之气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美的境界，它是充分的感情酝酿和事理条化的结果，其核心是一个“情”字。第一次把文论与气结合的是孟子。“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养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即“知言养气”，但是孟子的气还没有直接与文关联起来，主要针对的是个人的品性问题，由内而外，由人及文。气与文之间，隔着一层行文者。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就直接把文与气联系了起来。

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提及了这一观念，进一步将“文气说”发展成为了“养气说”：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而后刘勰更是补充道：“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骋。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意思是说：总之，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气质是相配合的，文辞和风格也是统一的。文章必须写得明畅而有力，才能像珍贵的玉器那样为人所重视。既要求起更大的教化作用，还要能增强文辞的骨力；这样才能体现作家的高才，使作品的风教和骨力密切结合而发出光彩。

曹丕“文以气为主”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它影响到文学风格论，他认为气质性格不同的作家在语言运用、题材选择、技巧方法等方面都有不

同的特点，从而使作品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他认为作家才性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作品，由此引申，他把作品风格的不同，归结为“气之清浊”的不同。说“孔融体气高妙”“公干有逸气”“徐干时有齐气”而这种作家不同之“气”形诸作品便成为风格。气之清浊，意近于《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清”指的是秀逸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的是凝重舒缓的阴柔之气。曹丕认为艺术创作是表现不同的气质、禀性的。不同的气质、禀性又决定着他们不同的表现风格，此后很多文论家都论述到作家气质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如薛雪《一瓢诗话》云“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曹丕影响。实际上，作家气质个性与作品风格的这种对应关系，古今中外皆然，就此而言曹丕的文气论具有普遍的规律意义，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二是作家的个性和各种文体的特点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文非一体，群能备善”“唯通才能备体”的文体论观点，认为当时“王粲长于辞赋”“孔璋章表殊健”从而得出特定的作家擅长特定的文体的结论。曹丕这理论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是具有开拓性和代表性的，它说明我国古代文论的风格论、文体论都是围绕作家这一主体而展开。孟子是由人及文，曹丕是提出“论文以气”，把作家又单独挑出来进行论述。他们都是在关注作家这一主体。

曹丕“论文以气”的提出，追根溯源的话与孟子的养气说是有关联的。孟子的“养气说”主要是指自我道德的修养，培养人的正气，增强道德修养和提高思想境界，培养了良好的气质和品格，可以用来增强自己的胸中的“气”。韩愈认为这种正气需长期培养，培养的途径主要是学习《诗经》、《尚书》、《周易》等古代圣人的经典，学习孔孟所强调的仁义等一套儒家的伦理道德。正气培养得旺盛了，发而为言辞文章，表达力就会很强，文辞不论长短高下，无所不宜了。在文章之初，对曹丕的“论文以气”做了大致的解释。可以发现，我们在关注“文以气为主”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探讨这里的“气”指的是什么，它跟孟子的“气”有什么异同。其实慢慢剖析，“文以气为主”，气由人生，人因德养。我们在讨论文章时，考析文章的气，而文章的气又是体现着人的气质才性，人的气质才性又是由修身养德而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为政》）修身养德在学文之前，学文之前的修身养德便是为后来的气打下基础。当然并非说，达到了学文的地步就不需要修身养德，修身养德是终身之事。所以说，本事探讨文学本身的“文以气为主”，刨根问底到了道德修养的层面上。对于道德的修养这是儒家一直所倡导的。虽说儒学在汉末时期遭到很大的创伤，但是其影响还是很大的。所

以在无法确切的了解“文以气为主”里的“气”到底指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妨从其生成的角度去探讨。冯天瑜先生的《中国文化生成史》就是试图从中国文化生成的角度去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质。从这一点来看，所谓“文以气为主”的“气”就是由儒家所推崇的美德所生发出来的，融入字里行间的一种东西。例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之所以，每个人的文所体现的气不同，是因为各种德在其气质中所占的地位有所不同，有一种或是多种占主导地位。我们提到文天祥，便想到他的《过零丁洋》和《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其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文天祥的忠义之气。文天祥的文字里行间体现出忠义之气，是因为在朝廷危亡，民族危亡的时刻忠义之气在文天祥的气质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欲探求文之气，必知其人以探求人之气，欲探求人之气，必察其德。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便是从文之气的生成角度去探求文之气。

之前讲到，这种“文气”是作者内蕴之气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美的境界，它是充分的感情酝酿和事理条化的结果，其核心是一个“情”字。魏晋以前多见“言志”，魏晋时则多见“缘情”。所以欲观文之气，视文之情。如果文真正地表达了作者的情，那么作者之气，情以及文章之气便是一致相通的。但也有不相合的。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吧。新月派诗人朱湘。沈从文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他生活一方面所显示出的焦躁，是中国诗人中所没有的焦躁，诗却平静地诗人到了吃惊。生活使作者性情乖僻，却并不使作者在作品上显示纷乱，他诉之于平静调子。”所以我们看出其诗之气为静，但是诗人的气却是为躁。这似乎与之前所说的从其气生成的角度去探讨文之气，有所出入。其实不然，我们探究一下朱湘的诗，他的诗被评价为最好地实践了新月派“理性节制情感”的诗歌理论。我想若是朱湘把自己的真实情感释放出来，必是狂飙突进的，诗人之气，诗之情，诗之气便一致相通了。但是中国新诗恐怕会少了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以“文以气为主”它是文之气，文之情，人之气，三位一体的。

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不仅关涉到文学范畴，还把儒家的道德修养纳入了进来。现今的写文章动辄华丽辞藻，或是什么写作技巧，很少有涉及到作者思想层面。曹丕的这一文论思想很好地关照到了作者，而不仅仅是文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