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研究历程
究竟谁在设置议程_议程设置理论发展脉络梳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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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知识(2007.05)究竟谁在设置议程(6)创新能力。
媒体的发展要靠创新。
没有创新能力的媒体不会有大的发展。
经营管理人员要领会创新的实质内涵,在实际工作中抛开束缚,大胆创造。
席文举的“敲门发行学”使《华西都市报》创造了发行的奇迹。
他的成功就源于创新能力的高度发挥。
(7)调研能力。
目前市场调查对于媒体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发行量的多少,收听视率的高低,市场的定位,受众的细分,广告的目标群等都要以调查研究为基本前提。
只有准确、及时,并具有建设性、前瞻性的市场调查才能对媒体的发展提供帮助。
经营管理人员直接面对市场,直接参与竞争,因此市场调研能力对他们格外有价值和益处。
经营管理人员应努力学习统计学、计算机、社会学等知识,提高自己的调研能力,以便为决策判断提供依据。
(8)公关能力。
有人曾说过,凤凰卫视的成功在于其出色的公关能力和策略。
这话虽有点绝对,但不无道理。
凤凰上至老板刘长乐,下至编辑记者,如吴小莉等,都是公关高手。
高超的公关能力使凤凰在市场运作中左右逢源,处处得利,并赢得机会,获得支持。
媒体是一个与各国各民族,各个行业、部门,各种职业,都得交往、相处、沟通的行业。
公关能力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出色的公关能力可以使经营管理人员更好地完成工作,达到目标。
(9)资本运作能力。
当今媒介的产业化已成为现实,资本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资本运作涉及很多方面,比如上市、融资、投资、创收等,这需要具备很高超的能力才能做到。
在我国媒体的资本属于国家,媒体的经营管理者代为执行资本运作。
目前,我国的媒体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其他的创收能力很差,多种经营的手段匮乏。
因此,资本运作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一个懂媒体、懂经济、又懂的资本运作的人,肯定是各种媒体争相抢夺的人才。
加入WTO五年保护期满后,媒体面临挑战,更大的则是改变的机遇。
媒体只有做好经营管理工作,赢得利润,获得更大的发展,从而步入一个良性运行的轨道。
媒体的成功与经营管理人员紧密相连,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媒体的运作和发展。
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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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议程建构是指在决策或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确定问题的优先级、确定目标和寻找解决方案等步骤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议程。
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以下就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进行一一阐述。
第一阶段:设定议程在20世纪70年代初,议程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问题的设定和决策者如何将它们列入议程。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研究是Kingdon于1984年出版的《议程、选择与政府行动的公共政策》。
他认为决策者是有选择地设定议程的,他们将关注的问题、可行的政策解决方案和政治机会三者结合起来,并将问题提升为决策的重要议题。
第二阶段:议程建构理论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议程建构理论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流派。
其中一种是政策社会学,它关注公共政策如何被形成、实施和评估。
另一种是利益博弈理论,它强调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谈判在议程建构中的作用。
这些研究使得议程建构理论更加全面和复杂。
第三阶段:议程建构和利益协调21世纪初,关注议程建构和利益协调的研究逐渐增多。
这些研究关注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在议程建构中的作用和冲突。
这一阶段的研究强调了参与者的权力、利益以及信息对议程的影响,建议政策制定者应积极寻求利益的协调,以实现协商和妥协。
第四阶段:议程建构与社会媒体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议程建构也受到了新的影响。
现在,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可以更容易地表达意见并影响议程的塑造。
此外,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也会影响公众对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意识形态的塑造。
因此,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交媒体在议程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它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对议程的影响。
总结起来,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设定议程、议程建构理论的发展、议程建构和利益协调以及议程建构与社会媒体等阶段。
随着研究的深入,议程建构理论变得更加全面和复杂,注重各利益群体的互动以及社会媒体对议程的影响。
未来,议程建构研究将继续关注社会媒体和新技术对议程形成的影响,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议程设置发展脉络综述
![议程设置发展脉络综述](https://img.taocdn.com/s3/m/35af7ba668dc5022aaea998fcc22bcd126ff423a.png)
并不能告诉我们应当思考什么;但在告诉我们应该对那些事物进行思考上,大众传媒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
”(1997,p.5)换言之,议程设置就是在公众的头脑中建立起突出的事务或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麦库姆斯和肖的最初研究遗留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议程设置的因果顺序(causal order)问题。
查普尔希尔研究只证明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其并未指出二者孰因孰果,也就是究竟是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还是公众议程影响了媒介议程。
于是,在其后的夏洛特(Charlotte)研究中,麦库姆斯和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媒介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确有其效果,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
(Shaw&McCombs,1977)朱克(Zucker,1978)认为,议程设置效果是否产生,议题的强制性接触(obstrusiveness)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朱克认为,在一个特定的议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越少,他们为获取该方面信息就越是被迫依赖新闻媒介。
有些议题,如污染,公众不能直接体验,就可称为非强制性接触(unobstrusiveness)。
研究者在1968年9月和10月的总统选举期间,要求100位选民略述自己所认为的关键议题,并进行的重要性排序来判断媒介对不同竞选议题的强调度和选民对各类竞选话题的显著性和重要性的判断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这项重要而简明的研究不仅强调了议程设置作为一种媒介效果理论的优势,也突出了其局限性。
它清楚的证实了在媒介报道和人们对公共议题的排序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
从消极方面来看,研究者发现议程设置的逻辑似乎非常适合于新闻和竞选,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内容和效果而言则有待研究。
麦库姆斯(1981)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局限性。
仙托.艾戈尔(Shanto Iyengar)和唐纳德.金德(Donald Kinder)在1987年发表一系列实验,试图克服早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形成议程设置的理论,他们提出了一个可测试的“议程设置假说:国家新闻媒介极为关注的问题变成了被受众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问题”(1987,p.16)。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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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一、议程设置的源头和概念议程设置的思想可以追朔到李普曼发表于1922年的经典著作《公众意见》中的著名思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由新闻界提供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以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背景展开调查,以夏普希尔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00个还未明确投票意向的选民以及影响这一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媒介,探究媒介报道与选民议题的相关性。
1972年他们根据这次研究成果发表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并且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个概念。
文章指出,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信息,同样作为大事反映在选民的认知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选民的重视程度也越高,传媒的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感知。
二、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自议程设置理论自问世以来,就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得到许多项目的验证,并逐渐超出了它的原始领域——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涵盖了五个理论研究领域:即: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媒介议程的来源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碎片化的媒介环境和竞争性媒介议程,使得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都在质疑这个理论的效果是否会与几十年前基本相同还是会最终消失。
201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的讲座上,三位理论提出者麦库姆斯、肖以及Weaver 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未来依然光明,并且确认将议程设置理论由原先的五大领域、两个层面扩展为七大领域和四个层面。
(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从议题的显著性、政治人物和其他注意力客体方面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
从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开始,在关键公共问题和政治传播的其他方面上,新闻传播学者的很多研究都采用对比分析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
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溯源演进前景
![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溯源演进前景](https://img.taocdn.com/s3/m/281399a06394dd88d0d233d4b14e852459fb395a.png)
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溯源演进前景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回顾和梳理议程设置理论自其诞生至今的五十余年发展历程,深入探讨该理论的源头、演进过程以及未来前景。
议程设置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提出以来,已成为传播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分析议程设置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贡献,同时评估其在媒介研究、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等领域的应用价值。
本文还将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特别是在数字化、社交媒体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该理论如何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和受众需求。
通过梳理议程设置理论的演进脉络,本文旨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参考指南,以促进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议程设置理论的溯源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
其最初的提出者,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Maxwell E. McCombs)和肖(Donald L. Shaw),在他们的经典研究《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他们通过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选民对媒介报道内容及其重要性的认知与选民投票意向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存在一种高度对应关系,即媒介议程显著影响公众议程。
这一发现奠定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
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源于学者们对传播效果研究的深入探索。
在此之前,传播效果研究主要关注传播内容对受众的直接影响,而议程设置理论则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塑造作用。
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传播效果研究的内涵,也为后续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议程设置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麦库姆斯和肖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了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的三个层次: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政策议程反过来又影响媒介议程。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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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一、议程设置的源头和概念议程设置的思想可以追朔到李普曼发表于1922年的经典著作《公众意见》中的著名思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由新闻界提供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以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背景展开调查,以夏普希尔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00个还未明确投票意向的选民以及影响这一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媒介,探究媒介报道与选民议题的相关性。
1972年他们根据这次研究成果发表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并且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个概念。
文章指出,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信息,同样作为大事反映在选民的认知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选民的重视程度也越高,传媒的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感知。
二、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自议程设置理论自问世以来,就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得到许多项目的验证,并逐渐超出了它的原始领域——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涵盖了五个理论研究领域:即: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媒介议程的来源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碎片化的媒介环境和竞争性媒介议程,使得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都在质疑这个理论的效果是否会与几十年前基本相同还是会最终消失。
201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的讲座上,三位理论提出者麦库姆斯、肖以及Weaver 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未来依然光明,并且确认将议程设置理论由原先的五大领域、两个层面扩展为七大领域和四个层面。
(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从议题的显著性、政治人物和其他注意力客体方面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
从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开始,在关键公共问题和政治传播的其他方面上,新闻传播学者的很多研究都采用对比分析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
“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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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有 时快 ,有 时 慢。但 是 ,我们 总 现实生活 中,媒介议程设置虽然可 以通 受众能够进行体验或有机会进行体验 ,
是把 我们 自己认 为是真实 的情况 当作现 过 内容 的叙述和编排来有效改变人们对 如失业 ,那么这些问题上就不容易产生 实环境 永身。” 李 普曼没有 提过 “ 议 事件 的关注度及关注顺序 ,但是该功能 议程设 置效果。在这个阶段 ,研究者通 程设 置”的概念 ,但是他认 为,我们所 还 不 能决定 改 变人 们对 某些 事件 的看 过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研究对 媒介议程 生活的现实环境实 际上是拟态环境 ,而 法 。这一 阶段 ,议程设置 主要集 中在报 设置进行了尝试性的使用 。而这种尝试 这种 拟态 环境是 由媒介设置 而形成 的 , 这是议程设置理论 的思想发端。 道 事件 与事 件 在公 众 心 中重要 度 的关 性 的控制首先要取决于议 程设 置者的确
新闻与传播研 究
“ 议程 设 置理 论 ”发 展 的三个 阶段
口 刘 苏
“ 程 设置 功 能 ”作 为一 种理 论 议
上个 世 纪6 年 代末 , “ 程设 置 的 增 加 ,这 种 确 证 只 是 证 明 了 议 程 设 置 0 议 通过研究发现 了议程设置功能 的存在及 地 利 用 议 程 设 置 ,以 及 由谁来 设 置 议程
的 思 维 深 入 人 心 。 到 今 天 为 止 ,媒 介 媒 介 突 出强 调 的各 类 选 举 问题 和 选 民对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电 视 同 样 也 是 适 用 议 程 “ 程 设 置 理 论 ”经 过 了三 个 阶段 :媒 各类选举 问题之显著性与重要性的判定 设 置 理 论 ,议 程 设 置 的 效 果 是 否 产 生 , 议 介 议 程 决 定 公 众 议 程 阶段 、议 程 构 造 阶 两者之间 ,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这种显 议题的强制性接触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
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
![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https://img.taocdn.com/s3/m/305fbdb9760bf78a6529647d27284b73f24236ef.png)
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
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议程建构研究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探讨了多个方面的议程建构过程和影响因素。
早期的议程建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议程建构方面。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学者麦考姆斯和斯皮罗斯成为议程建构研究的奠基人。
他们提出了媒体议程建构的观点,认为媒体的议题选择和报道方式会影响公众对特定问题的关注和认知。
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媒体议程建构的影响,研究媒体如何通过选择报道内容和框架来影响公众的议程。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从媒体议程建构扩展到政府议程建构和公众议程建构。
政府议程建构研究侧重于政府的议题设置过程,从政治角度分析政府的决策过程和议题优先级。
公众议程建构研究关注公众参与议程建构的过程,探讨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程度、态度和参与程度。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议程建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议程建构。
学者们开始研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公众议程,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参与者是如何塑造议程的。
他们发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公众对议题的关注变得更加广泛和多样化,同时也增加了公众参与议程建构的渠道和机会。
综上所述,议程建构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媒体议程建构到政府议程建构和公众议程建构的拓展,最近又扩展到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议程建构的阶段。
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议程建构的过程、影响因素以及公众参与议程建构的机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https://img.taocdn.com/s3/m/81a3aa310b4c2e3f572763c6.png)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五、问题思考
1、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有哪些? 2、在我国,议程设置和与舆论导向的 关系如何? 3、网络议程设置具备什么特点?
4、对《参考消息》的议程设置功能进行分析思考, 看其具备什么特点、存在什么问题、应该采取什么 措施?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六、作业:
1、思考教材后面练习题;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 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 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 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 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 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 调查研究 : 1、对选民进行抽样调查:
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
1、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为效果 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 2、提示大众传播过程背后存在着复杂的政治、 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学关系。社会主义媒介不 否认自己的舆论导向作用,即传媒通过有选择 地报道新闻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 特定的方向。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2、阅读《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 》 第十二章 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思考什么 3、阅读《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 第十一章 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休梅克和瑞斯在吸收吉特林的研究成果后, 于1991年提出了5种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 1、媒介工作者的个人影响; 2、媒介日常工作惯例的影响; 3、媒介组织方式对内容的影响; 4、媒介机构之外的组织对媒介内容的影响; 5、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
![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https://img.taocdn.com/s3/m/c525db1233687e21af45a9ba.png)
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作者:刘龙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09期摘要本文对CNKI中收录的从1994年至今的203篇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的论文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对中国传播学整体研究情况进行探讨。
文中论述了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和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次,归纳了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研究和应用的四个主要方向;再次,指出了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探讨。
关键词议程设置传播学媒介议程设置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3-292-01一、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及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一)成功的方法缔造了麦库姆斯和肖的成功1972年,美国《舆论学季刊》刊登了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作用》,正式将“议程设置”这一概念提出来。
但议程设置的思想却可以追溯到1922年,李普曼曾在其著作《舆论学》中指出:“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虽然“议程”和“图像”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但理论上的脉络和基点追溯到这里在学理上是可以讲通的。
(二)偏向政治领域的研究被泛化的引入中国的传播研究中国传播学界最早对议程设置理论较为详细的介绍出现在1996年,是郭镇之女士题为《议程设置研究第一人——记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博士》的一篇文章。
整个90年代都是在批判的介绍议程设置理论,发表相关文章14篇。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对议程设置的研究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与中国社会情况相结合被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尤其是2004年以后,平均每年的著述高达37篇。
研究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
二、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一)研究视野狭隘,研究方法局限我们知道,麦库姆斯和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首次运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议程设置假说的存在,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把议程设置理论向前推进。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领域没有实证的传统,从我们搜索到的203篇文章当中,应用实证方法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的成果寥寥无几。
《议程设置》研究报告
![《议程设置》研究报告](https://img.taocdn.com/s3/m/16d8c822590216fc700abb68a98271fe910eaf23.png)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小组研究报告《议程设置》研究报告研究题目:《议程设置》小组分工:第一部分来珺第二部分沈源总结与感想法柔扎其他组员裴艾琳、张姝洁指导老师:马凌【摘要】我组分两个部分对《议程设置》进行研究。
第一个部分为“原著解读”,分析议程设置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产生的原因及其效果和差异。
第二个部分为“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为例”,结合议程设置原理以及网络传播的知识对事件进行剖析。
目录目录 (1)第一部分:原著解读 (2)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概念 (2)1、显要性转移 (2)2、公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现实议程 (2)3、“惊觉”(alarmed discovery) (2)二、议程设置的研究 (3)1、高度相关性 (3)2、相对因果 (3)三、议程设置的原因 (3)1、导向需求 (3)2、容量有限性 (4)四、议程设置产生的后果 (4)1、议程设置的效果 (4)2、议程设置的效果的差异 (5)(1)不同的媒介 (5)(2)不同的议程 (5)第二部分:以“我爸是李刚”为例 (8)导语 (8)一、“我爸是李刚”时间回顾 (8)二、谁设置了媒介议程? (9)三、议程设置课题的特点 (10)1、议题课题的多元属性 (10)2、公众和议题的关联性 (10)四、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因素 (10)1、传播模式影响议题的转移 (10)2、媒介属性以及目的影响视角的铺垫 (11)五、媒介议程、公众议程、行为界限模糊 (11)总结与感想 (11)参考文献 (11)1第一部分:原著解读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概念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
1、显要性转移:大众媒介描绘的关于世界的重要图画转移到我们头脑中,成为我们头脑中的图画。
显要性转移有两个阶段:一是客体显要性转移,二是属性显要性转移图1 第一与第二层面的议程设置2、公众议程、媒介议程与现实议程芬克毫泽:“媒介报道的模式与任何议题的现实情况都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简而言之,60年代的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在保持高度相关性的同时,却都与这个时期的历史趋势存在一定的距离。
议程设置的研究过程
![议程设置的研究过程](https://img.taocdn.com/s3/m/3cae9f0ca8114431b90dd8bd.png)
议程设置的研究过程“议程设置功能”是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以及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
这个假说提出后,引起了传播学界的广泛注目,许多学者纷纷对它进行探讨和验证。
较有体系的研究有美国学者D.H.韦伯在1976年的调查,日本学者竹下俊郎在1982年和1986年进行的调查等等。
1.确认媒介议程和受众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
初期的研究只是显示了媒介议程和受众议程之间的高度相关,却没有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
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在夏洛特市的调查中,因此初步证实了“媒介报道在先,受众认知在后”的时间顺序。
1973年冯克豪瑟的研究对两者的因果关系做了更全面的检验。
2.“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
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考察大众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
第一个角度称作“认知模式”,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感知。
第二个角度是“显著性模式”,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
第三个角度是“优先顺序模式”,一般认为,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的判断。
大众传播主要是通过这三种机制来设置议程的。
从“感知”到“重视”再到为一系列议题按其重要程度排出“优先顺序”,这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也越深刻。
(揭示的是长期效果)3.对“议题”不同类型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例如,美国学者韦伯根据1976年的调查结果提出,公众的“议题”在本质上是受到传媒“议题”的影响的,但公众的“议题”也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如“个人议题”、“谈话议题”、“公共议题”它们在传播过程中有融合为一体的可能性。
4.分析不同媒体“议程设置”的不同特点。
麦库姆斯和肖在1968年和1972年两次调查中,都是把报刊、杂志、电视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的,其后的许多研究则将不同的媒介加以区别,对它们不同的功能特点加以比较。
新传理论18:议程设置
![新传理论18:议程设置](https://img.taocdn.com/s3/m/8178e41269dc5022abea0021.png)
第二个层次——属性议程设置
1997 年 ,麦 库 姆 斯 和 肖 提 出 议 程 设 置 理 论 的 第 二 个 层 次 — — 属 性 议 程 设 置 。其 核 心 观 点 是 :议 程 上 的 每 个 客 体 都 有 其 不 同的属性,即用来描述它们的特征特性。当新闻媒介报道一个客体时,一些属性被突出强调而另一些属性则一带而过。 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报道事件中选择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属性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 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媒介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而且告诉我们怎么想。
属性议程设置的过程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媒体议程设置:一种特殊新闻问题之报道的相关数量由大众媒体把关者、重大新闻事件的影响、受众的兴趣所决定。 ②公众议程设置:公众决定哪些问题相对来说最重要。 ③政策议程设置:政府体系或被选出官员的问题议程得以确定,以法律的通过或基金的调拨为标志。 这是一个线性过程:媒介议程→受众议程→政策议程 此外,第二层议程设置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媒介对其报道议题的“框架”实现的,由此引发了对于“框架”效果的研究。
他们认为,议程设置的第一级决定受众议程的内容,即“想什么”。议程设置的第二级则是关于受众如何想。大众媒体 不仅影响了选民对客体的注意程度,也影响到他们对议题属性的判断。在一则新闻中,不同属性构成了重要性的排列等 级,比如报道哪些内容省略哪些内容、强调哪些细节弱化哪些细节等。
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传递的是对象的显著性,第二层传递的是属性的显著性。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重点落在传播效果研究 的初 始 阶段 — —赢 得 关注 ,而属 性 议程 设 置理 论 则关 注 传播 效 果研 究 的终 端 —— 形 成认 知 。根 据 属性 议 程设 置 理论 ,大 众传媒在影响公共舆论的内容(议题)、形塑公共议题的价值取向方面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议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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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在当今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议程有没有影响媒介议程呢?
4、议题的强制性
后来一些有关议程设置因果顺序的研究只发现了微弱 的议程设置效果。朱克提出假设认为:早先研究之所 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定——所有的 议题都可以引起议程设置的效果。 朱克于1978年对议程设置效果与议题的强制性关系进行了研 究。 强制性议题:公众能直接体验的议题。例如失业 非强制性议题:公众可能无法直接体验的议题。 研究发现:媒介对非强制性议题的报道可能会产生议程设置 效果,而对强制性议题的报道则可能没有效果(因为这些议 题与公众的直接相关性,很可能很早公众就注意了)。
媒介议程设置的研究现状
包括四个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
新媒体议程 设置研究
政治宣传与 议程设置研 究
广告议程设 置研究
企业报与议 程设置研究
主要包括四方面研究内容: 1、新媒体的议程设置研究。包括对网络、微博等新媒体当 下议程设置理论功能的研究。主要以案例分析为主,提出 了网络推手、公民新闻、公共知识分子在议程设置中的作 用等研究新范畴,主要探讨了公众议程在新媒体环境下对 媒介议程乃至政府议程的强大影响力。典型例子:孙志刚事件,
5、议程建构
议程建构是一种集合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媒介、政府和公 众相互影响,决定什么是重大事件。分为6个步骤:
媒介突出报道某些事件或活动,并使人注意。
不同种类的议题需要不同种类、不同分量的新闻报道,才能吸引人们的 注意。
处在关注焦点的事件或活动必须加以构造,即给予一定范围的意义使人 们便于理解。比如把水门事件这一非强制性问题赋以政治腐败人们就能理 解了 媒介使用的语言也能影响人们对一个议题重要程度的感受。例如水门事 件之前用“恶作剧”,后改为“丑闻”,提高了影响力。 当知名且可信的人开始谈论某个议题时,议题建构的速度加快。 媒介把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事件或活动与政治图景中易于辨认的次级现象 相联系,人们就可以采取立场了。如水门事件与“对政府的信心”相联系, 媒介的报道就可以帮助人们采取立场了。
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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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探讨“议程设置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作为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议程设置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在学术界和实践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首先将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思想进行概述,为读者提供理论背景和基础。
接着,文章将回顾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影响。
然后,本文将重点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应用和挑战,包括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影响,以及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的议程设置新趋势。
文章将展望议程设置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探讨其在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新的应用领域。
通过本文的阐述,读者将更深入地理解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历程、现状和未来趋势,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议程设置理论的过去议程设置理论,源自于传播学领域,最早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提出。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媒并不能直接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观点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换言之,媒体虽然不一定能告诉人们怎么想,但可以告诉人们想什么。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议程设置理论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深化。
在早期阶段,理论主要关注媒体如何设置公共议程,即哪些议题受到媒体关注并被广泛报道,从而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认知。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关系,并证实了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具有显著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议程设置理论逐渐扩展到对媒体议程如何影响公众态度和行为的研究。
学者们发现,媒体不仅通过设置议程来影响公众的关注点,还能通过选择性的报道和呈现方式来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和态度。
媒体还可以通过议程设置来影响公众的行为决策,比如影响选举结果、塑造社会规范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
除了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外,网络、社交媒体等新媒体也逐渐成为议程设置的重要渠道。
议程设置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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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概述理论来源上,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的政论家李普曼新“。
他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说:(Lippman,1922) 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此后我们才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媒介现实还是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现实都有别于客观现实。
在《新闻与,1963)与议程设置论研究最有直接关系的是科恩(Cohen 在多数“外交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
科恩有一句名言:时间,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却是惊人的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成功。
来源。
)麦考姆斯(Maxwell McCombs 1968年,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等人在一项对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媒报肖(·Donald Shaw和唐纳德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道对选民所产生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
)年,麦考姆斯等人在《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The 上发表了研究报告《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将媒介的这种传播效果命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遂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理论学”。
“议程设置名为“议程设置”说。
《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五家报纸、二家新闻杂志、二家( 研究分两部分,一部分对新闻媒介进行内容分析,把所报道的包括选举在内的社会电视台的晚间新闻) 问题分为三大类,看哪一类比例最高。
另一部分是问卷调查法,研究人员随机抽样询问了当地未决定投票要求他们根据其所见所闻列出国内目前最主要的几个问意向的选民,个主题15题,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主题。
受访者的反馈被划分为大类,其中涵盖了主要社会问题和其他选举新闻。
3最后,把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比,发现媒介议题与选民议以上。
题非常一致,其相关系数在0.96 但是,以上的研究有缺憾。
议程设置的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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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的研究历程议程设置是指决策者或组织者在会议、活动或政治过程中确定要讨论的议题和安排的顺序。
议程设置的研究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议程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现在已经包括了商业会议、团队会议、学术研讨会等各种场景。
本文将详细介绍议程设置的研究历程。
20世纪初至二战期间,议程设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议程领域。
1922年,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E·梅里里尔(Charles E. Merriam)是第一个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的学者。
他认为,政治议程是经过筛选和安排的政治问题的集合,决策者通过将一些议题提升到议程中,然后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来影响公众对一些问题的认知。
20世纪50年代,决策分析学开始逐渐兴起,议程设置的研究也开始引入了决策理论的相关概念。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是决策分析学的先驱之一,他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即决策者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只能做出有限的理性选择。
他还提出了“限制性在意性”理论,认为人类在处理信息时往往存在局限性,容易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数据的普及,议程设置的研究开始注重研究议程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尤金·金夫曼(Eugene J. Kingsman)是议程设置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他提出了议程构建理论,认为议程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他还强调了媒体在议程设置中的作用,认为媒体对于选择和强化一些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议程设置的研究开始关注新媒体对议程设置的影响。
约翰·金贝尔(John M. Jones)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学者之一,他提出了“媒体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通过选择报道的内容和方式来影响公众对一些议题的关注和评价。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一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一](https://img.taocdn.com/s3/m/ea52f935376baf1ffc4fadae.png)
《新闻学大辞典》将议程设置理论解释为:
“由马尔科姆·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 年提出。„„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一 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 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 论讨论的中心议题。” 美国学者沃纳·塞佛 林和小詹姆斯·坦卡德在其《传播理论:起源、 方法与应用》一书中,对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了 较为理性的认识,认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 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 程度。此外,麦克姆斯和肖究外交、财政等15 个项目的问题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
2、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 从三种机制考察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效
果:知觉模式(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 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议题的感知)、显著 性模式(媒体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 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优先顺序模 式(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 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 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作的判断。
2、“议程设置”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 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 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这里着 眼的是传播日常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所产生的 影响。 3、“议程设置”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 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用”的机构。也 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是一种根据自 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有目的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 他们认为的重要部分进行加工整合的取舍选择活动, 然后对他们选择的事件加工整合,赋予一定的结构 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在现在 社会里,不管这种“在构成”是否是对现实环境的 客观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 断。
议程设置的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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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的研究历程议程设置理论概述理论来源上,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的政论家李普曼(Lippman,1922)。
他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说:“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此后我们才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媒介现实还是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现实都有别于客观现实。
与议程设置论研究最有直接关系的是科恩(Cohen,1963)在《新闻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
科恩有一句名言:“在多数时间,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却是惊人的成功。
”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
1968年,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等人在一项对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媒报道对选民所产生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
1972年,麦考姆斯等人在《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发表了研究报告《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将媒介的这种传播效果命名为“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遂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理论学说。
《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研究分两部分,一部分对新闻媒介(五家报纸、二家新闻杂志、二家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进行内容分析,把所报道的包括选举在内的社会问题分为三大类,看哪一类比例最高。
另一部分是问卷调查法,研究人员随机抽样询问了当地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要求他们根据其所见所闻列出国内目前最主要的几个问题,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主题。
受访者的反馈被划分为15个主题3大类,其中涵盖了主要社会问题和其他选举新闻。
最后,把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比,发现媒介议题与选民议题非常一致,其相关系数在0.96以上。
但是,以上的研究有缺憾。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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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字数:4251 字号:大中小摘要:本文从理论渊源、发展历程、取得的突出成果、研究新领域等方面,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概况作了简要梳理。
按麦库姆斯的观点,议程设置研究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属性议程设置,即由研究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转向检验属性显著度的传播。
议程设置理论已经不仅仅是在传播学领域中得以运用,目前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社会其他相关领域。
关键词:议程设置导向的需求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媒体效果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由麦库姆斯和肖(McCombs测& Shaw)首次提出以来,备受国内外传播学界的关注,在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从纵向上将议程设置理论推向第二层研究,横向上扩展到了其他相关领域。
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已然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每个社会制度如果要确定其面临的问题哪些该优先处理的话,就必须有一个议程,以便它能够决定从何处着手工作。
”①议程设置不仅在传播学领域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议程设置描述了舆论如何在民主制度中通过媒介发挥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梳理和理清议程设置的理论渊源和研究范式,并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兴研究领域作简要概述。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的理论渊源议程设置过程是不同议题的倡导者为获取媒体专业人员、公众和政策制定精英的关注而不断展开的竞争。
媒介的议程设置常常表现为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
李普曼和议程设置。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到“虚拟环境”和“真实环境”的概念,他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拟’这一媒介进行的”②。
外部世界是通过媒介呈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因此媒介如何选择和报道事件将影响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李普曼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但他被认为开创了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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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理论来源上,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的政论家李普曼(Lippman,1922)。
他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说:“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此后我们才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媒介现实还是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现实都有别于客观现实。
与议程设置论研究最有直接关系的是科恩(Cohen,1963)在《新闻与
外交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
科恩有一句名言:“在多数时间,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却是惊人的成功。
”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
1968年,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等人在一项对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媒报道对选民所产生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
1972年,麦考姆斯等人在《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发表了研究报告《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将媒介的这种传播效果命名为“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遂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理论学说。
《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研究分两部分,一部分对新闻媒介(五家报纸、二家新闻杂志、二家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进行内容分析,把所报道的包括选举在内的社会问题分为三大类,看哪一类比例最高。
另一部分是问卷调查法,研究人员随机抽样询问了当地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要求他们根据其所见所闻列出国内目前最主要的几个问题,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主题。
受访者的反馈被划分为15个主题3大类,其中涵盖了主要社会问题和其他选举新闻。
最后,把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比,发现媒介议题与选民议题非常一致,其相关系数在0.96以上。
但是,以上的研究有缺憾。
最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无法辨别因果方向,即虽然证实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关,但不能确定是谁影响谁。
在1972年美国的大选期间,在卡洛特(Charlotte)进行了一次小样本的追踪访问。
他们分别在当年的六月和十月访问选民,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议题。
在同一时间,对当地报纸和ABC、NBC电视的晚间新闻进行了两次内容分析,计算出了六月和十月的媒介议程,然后进行前后相关交叉分析,研究结果是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即议程流向是:媒介议程→公众议程。
这次调查仍有个别不完善之处。
首先,卡洛特是一个工业城市,流动人口较多,追访抽中的选民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搬迁就是死亡,样本缺失值高达39%。
其次,其选民有支持共和党的传统,即样本本身在选举中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样,以选择性注意与选择性理解的观点来看,选民对于媒体宣传很有可能持选择性的态度,用以强化其本身固有的观点从而使整个样本不具代表性。
对这篇论文的评价
不可否认的是,议程设置的提出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层面,从而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可以看出,麦库姆斯等人的实证研究都是选举主题,这些研究的重心在于政治学。
1972年,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 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证实了此前科恩(Cohen)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猜想的成立。
议程设置的提出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层面,从而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
议程设置理论提出后的进展
波姆·格林等(Palmgreen & Charke,1977)发现全国议题比地方议题较具议程设置效果。
麦库姆斯和肖(1977)则发现人际交流的增多,会减低议程设置的效果等。
从媒介议程→公众议程,需要花多长时间。
对这一问题,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结果。
如麦库姆斯等(1981)的研究显示二到六个月,温特和艾亚尔(Eyal,1980)的研究认为四到六个月的时间是最适宜的效果时程。
魏斯理(Westley)认为:压力团体或特别利益团体能促使一个问题成为媒介议程;
还有媒介议程之间的比较研究,即认为媒介之间相互设置议程等。
(具体内容参见《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对话麦库姆斯
蔡雯、戴佳:《对话麦库姆斯: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问:在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30多年中,您将这一理论从第一层的基本效果研究扩展到影响这些效果的偶然因素,到媒介议程的来源,再到第二层的议程设置效果等等。
您能将这一理论的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吗?
五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答:评价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之一在于考察其“生产力”,即它是否可以持续地触发新的问题,从而不断深化这一理论探讨的主题。
根据这一标准,议程设置理论是成功的。
1968 年美国总统选举其间我和肖在夏贝尔山(Chapel Hill)进行的研究是对一个新的传播领域的研究的开端,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到今天一共经历了五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400多项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在撰写《设置议程:大众媒介与舆论》(Setting the Agenda: The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一书时的重要参考。
第一、二阶段
自从最初的夏贝尔山的研究发现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接下来在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我们在夏洛特
(Charlotte)进行的研究也证实了同样的结果,并由此推进到一个新的问题,即影响媒介议程设置效果强度变化的因素是什么。
什么情况下媒介效果较强?什么情况下效果较弱?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导向需要”( need for orientation)的概念引入了议程设置理论。
需求小产生弱效果,需求大产生强效果。
这一概念的引入成为议程设置研究第二阶段的开端。
第三个阶段
请您继续您对第二阶段以后的研究的回顾。
答:在关于1972年夏洛特研究的《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Issues)一书中,我们开始考虑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在被称为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 agenda-setting)的阶段。
我们在对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中实现了关于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第一项研究。
媒介不仅引导我们将注意力投向各种各样的“对象”(objects),比如说公共议题或政治人物,而且引导我们关心这些对象的“属性”(attributes)。
很多时候这两种效果被分别称为议程设置的第一层和第二层。
在第一层,媒介影响议题及其它一些对象的显著性。
在第二层,媒介影响这些对象的属性的显著性。
第四、五阶段
一旦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影响,学者们便开始考察促使媒介议程形成的因素。
这就是这一理论的第四个阶段。
新近出现的议程设置的第五阶段,已经开始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媒介议程设置对于对象及其属性的显著性的影响,即会不会对人们的态度,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
华人对议程设置理论的贡献
祝建华引入“零和游戏”理论(zhu,1992),则被认为是对议程设置理论(McCombs and Shaw,1972)的一个重要贡献。
Zhu, J. H. (1992). Issue competition and attention distraction: A
zero-sum theory of agenda-setting. Journalism Quarterly, 69, 825-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