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阈下的文本意义解读

第17卷 第6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17 No.6 2008年6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Jun. 2008文章编号：1008-8717（2008）06-0055-02接受美学视阈下的文本意义解读王中祥（浙江万里学院基础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1）摘 要：接受美学认为文本意义并非作者或作品的意图，而是文本意义潜势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

文本意义不仅具有规定性，还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

双重属性决定了译者必须以文本意义为基础进行创造性翻译，读者也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无限解读。

这种新的文本意义观摒弃了传统的读者决定论的翻译理念，为译事活动开辟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文本意义；双重性；读者接受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由德国康斯坦兹学派的代表人物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萨尔（Wolfgan Iser）所创。

接受美学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理论依据，描述了读者和文本在整个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它所提出的“期待视野”、“未定点”、“先在结构”等一些重要的概念，对重审文学价值论、效果论、批评观以及历史观等开辟了新的视角。

从接受美学审视翻译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也为翻译活动规定了一个更科学的解读空间。

接受美学强调读者是文本接受的决定性因素和能动性主体。

读者的先在结构和期待视野对翻译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由此导致翻译研究中把读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出发点和决定性因素的倾向。

所以，一些学者对接受美学所倡导的读者中心论产生了质疑。

由于接受理论过分强调了读者作用，把它捧到了文学作品最高的仲裁者的位置，而贬低了作品本身的本体特征（吕俊，1998）。

而本文以为，读者的主体性作用始终以文本为前提。

文本因其自身所固有的确定性和开放性，召唤读者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实现了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和文本价值的体现。

而译者也必须在权衡文本意义和读者接受的基础上，有限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一、文本意义之辩尤金·奈达有句名言，翻译即译意。

这句话指出了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在准确理解原文文本意义的基础上，用译文读者所熟悉的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将之忠实地再现，使译文读者和源语读者在面对同一文本的时候产生相同的美学感受和价值体验。

古往今来，无数译者莫不把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意义作为翻译的至高追求。

清末的马健忠曾提出了“善译”的标准，“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实则为善译也。

”（陈福康，2000）这里所谓的“意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本意义。

因此，在翻译活动这样一种复杂的过程中，译者对文本意义的把握至关重要。

意义，也被认为是翻译活动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对于文本意义的定义从来都是翻译界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至今也无定论。

接受美学所依据的现代阐释学理论认为，文本和主体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文本意义是通过进入主体的期待视野之后所产生的新东西。

对于文本与主体的相互作用，伽达默尔提出了“对话”的观点，认为理解文本的过程就是主体与文本之间的一场对话，其本质是问与答的关系 （Gadamer,1999）。

当文本进入主体视野成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的时候，就对主体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同时，主体也带着潜在的问题，尝试着去文本中寻找答案和解释。

这样，意义就在文本与主体之间的视野融合和对话的动态过程中产生。

伽达默尔的观点道出了翻译的实质，对翻译研究有诸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传统译论总是力求译者进入原文文本的世界，领悟文本唯一正确的本意。

在翻译过程中要忠实于原文，必须真实地复制出源语文本所体现的作者意图或作品意图。

译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简单的技术层面的文字转换工作，不需要一丝主观感受和自我阐释，造成了“拿起一本字典就可以当翻译”的滑稽现象。

实质上，传统译论将翻译归结为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机械复制或摹写是不合逻辑的。

因此，接受理论文本意义观的运用，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翻译本质的正确认识。

翻译不是作者或作品意图的传递，而是在源语文本的制约下，源语文本意义潜势和译者的先在结构或期待视野之间的对话（胡开宝、胡世荣，2006）。

传统的文本意义一元性的观点被推翻，译者所追求的终极性译本也不复存在。

二、文本意义的双重属性空白和未定性是接受美学的重要概念，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效果而言十分重要。

空白是指因叙述的中断或不连贯而造成的言语空白，是一种无表达的表达，是一种意义之外的意义。

未定性则指语言、结构、意象和主题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胡开宝、胡世荣，2006）。

有学者指出，文学作品的意义未定性和空白是文学作品为读者接受并产生效应的基本条件，是连接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的桥梁。

在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中，空白和未定性往往也是产生读者差异的根源。

正因为不同读者看到了不同的文本空白和未定性，才造成了对作品的不同理解。

伊萨尔认为，作品中的意义空白与未定性越多，读者就越能参与作品潜在意义的现实化，其艺术价值就越高。

因此，作为一种积极的创作手段，空白与未定性能够给予读者更多的能动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使拥有不同审美经验和思维习惯的读者都能在作品中得到美的享受和艺术的体验。

这从文本特征体现出一种文本意义的开放性。

翻译就其具体形式而言是语言符号的转换，其根本目的是“意义”的再生成（许钧，2003）。

就接受美学看来，文本和译者都是历史的存在，意义的生成处于不同译者与文本的对话交流的过程中。

因此，文本意义面对不同译者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和主观性。

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的是《易》，才子看见的是缠绵，革命家看见的是排满，流言家看见的是宫闱秘事……读者眼光不同，看出的命意就各异，领悟到的意境更是各有千秋。

面对同一文本，不同的接受主体可以有不同的“再创造”，产生出的作品就具有不同的意义，也就有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

从读者接受这个层面来说，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文本既有开放性的一面，也有规定性的一面。

尽管原文意义具有无限可能性，不同的译者都以独特的方式去解读原文，以求达到翻译的完美境地。

但是，任何理解与阐释都以原文所形成的阅读空间及理解的可能性为基础。

译者的再创造活动都不应该脱离原文，都必须以原文的意义潜势为原则进行，否则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翻译，而是编译或改写。

所以，文本具有的内在定向性对译者的理解有制约作用。

“源语文本对译者有一定的制约性，有被决定了的性质，它不是刻意被随意解释的”（吕俊、侯向群，2001）这个时候，译者应该秉承忠实于原文的准则，不能因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有意改变原文作者的意图和文本内容。

三、文本、读者和译者翻译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作者到文本、再从文本到读者的转移过程。

文本作为一个物质形式的客观存在，在未被读者阅读之前，只是一堆无生命的艺术材料。

文本只有在进入读者视野成为欣赏对象的时候才会产生意义。

伊萨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

读者，作为文学接受的主体，对文本接受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来实现。

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任何一部作品之前，都已处在具备一种先在理解结构和现在知识框架的状态，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

它是读者理解和阐释作品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

没有它，任何作品的阅读都不可能进行。

从作品来看，它总是要激发读者开放某种特定的接受趋向，唤醒读者以往阅读的记忆，也是唤起一种期待（周宁、金元浦，1987）。

期待视野决定着读者对文本的选择，决定着读者接受以何种方式、何种面貌实现。

只有符合读者审美经验和阅读习惯的作品才能进入读者视野，吸引读者，体现其文学价值。

翻译要努力寻求与读者的对话和交流，要突出潜在读者的接受地位和期待视野。

当然，我们不能把读者在文本接受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误解为读者在文本创作和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

文本接受只是翻译活动的终结形式，离开了读者便成为一纸空谈。

但翻译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需要从作者、译者和读者三方面综合考虑。

翻译活动和文本接受属性不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接受美学重视读者在文本接受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正确理解译者的能动性不无启示。

一方面，我们应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

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性决定了文本意义包含了很多的空白，其隐含的意义需要通过译者的理解能动生成，在对话中达到译者和文本的视野融合，最终填补文本意义的空白和实现未定性的具体化。

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该运用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和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和挖掘文本的意义，进行创造性的翻译，而不是做一名奴隶，句句照搬原文的形式，机械地亦步亦趋（张桥，2007）。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译者的主观性。

文本本身具有的定向性对译者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译者对意义的解释必须有客观性和有效性。

在这个阶段，译者不可随意掺入自己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而使意义失真，任何对文本意义的过度阐释和不足阐释都是应该努力避免（下转62页）理解，认为母亲所作的一切在她看来很愚昧。

她理解中的喜福会“不过是中国民间陋习；”如同“三K党”的秘密集合或者电视里印度安人在打仗时举行的手鼓舞会一类的宗教仪。

[5]（P16）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思，婧美代替母亲去参加喜福会的成员们举办的聚会。

在聚会上，通过玩麻将这一游戏，婧美在回忆与反思母亲的声音中终于揣摩到了中国母亲那种含蓄的爱，感受到了她身上流淌着母亲的血液，忽然间意识到了身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麻将成了人际间、文化间的一个绝好隐喻。

它使人类在知己知彼的共同努力中，在二者的差异中，看到共性，寻求理解、融合，从而走向成熟。

[6]6．结果和目标（Purpose-Outcome and Goals）：吴婧美在一连串的回忆与母亲的交往中，渐渐懂得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明白了母亲对她的爱，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内涵。

7．语调（Key）：林冬阿姨的语调是嘲讽的，吴婧美的语调是疑问的，安梅阿姨与盈盈阿姨的语调是亲切而鼓励的。

8．说话的方式（Forms Speech or Speech Styles）：简短、利索、清楚。

9．相互作用的标准（Interaction Norms）：对话中吴素媛的话语影响着吴婧美，使她渐渐理解并懂得的不仅仅是麻将的玩法，更重要的是使她懂得成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婧美的改变也让喜福会的母亲们看到与自己的女儿们调和的希望。

四、结语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用语言学中语境的观点来分析《喜福会》中的对话，可以看出对话内容的丰富，涵盖量大，人物的内心世界、性格、语言，也看出作者的手法高明、言语的精髓，将对话剖析得深入，与此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原来作者谭恩美早就熟谙语境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并且驾轻就熟地运用于小创作中，因此也更加增添了《喜福会》这部文学作品的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