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起源与特点

《词的起源与特点》主讲：黄冈中学教师黄晓燕一周强化一、一周知识概述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是配合燕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

而词的产生最早起源于民间，繁衍于晚唐五代，到宋代进入全盛时期。

词在宋代的发展，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历史阶段。

柳永、苏轼和周邦彦是北宋词坛上最重要的三位词人。

文章的题目是“词的起源与特点”，整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两点来展开的。

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其自身的特点正是在其产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可以说是受其产生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制约的。

因此，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文体本身的特点，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把词的起源说明白说透彻了，词的特点就水到渠成，不必花费太多言辞，就可以谈得清清楚楚。

学习本文，要了解词的起源及其基本特点，学习阅读学术文章的基本方法。

感受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二、重难点概述1、作者简介（1）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别号瞿髯，浙江温州人，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一代词宗”。

长期在之江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任教，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校笺》、《词学论札》等。

（2）吴熊和（1934～），上海人。

长期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在唐宋词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其所著《唐宋词通论》是一部自成体系的词学专著，在理论、方法和具体考证上都有创新与突破。

其他重要著作还有《词学全书笺校》、《张先集编年笺注》等17种，所撰学术论文汇辑为《吴熊和词学论集》出版。

2、词的体制风格词是合乐的歌词，所配合的音乐是隋唐以来新兴的燕乐。

对音乐的依附性，决定了词在体制风格上一系列的特点。

首先，词必须有词调。

词调是填词时所依据的乐谱，词调的名称叫词牌。

有的词牌原来和词的内容有关，如白居易的《忆江南》，内容是回忆江南的风物、生活。

但后人依据《忆江南》这个词牌填词时，仅取其曲调，而内容不必与江南有关。

这样一来，词牌仅仅表示一种曲调而已。

于是有的词人就在词牌之下另注明题目。

如苏轼的《念奴娇》注明《赤壁怀古》。

词牌所代表的词调即乐谱本来有各自的声情，有的慷慨激昂，有的低徊宛转，但是那些乐谱已经失传了，我们只能根据某一词牌多数作品所表达的感情及其押韵、平仄的情况推断其声情。

如《念奴娇》、《满江红》大致是慷慨激昂的，《木兰花慢》、《满庭芳》大致是宛转愉悦的。

但词人选择词牌时，往往并不注意其原来的声情如何，只是按照它的韵脚、平仄去填就是了。

同一词调可以有不同的格律，形成数体。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奉命所编《钦定词谱》，收词调八百二十六、二千三百零六体。

由于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以及《全宋词》等书的编定，又可以补充许多词调，估计总数可达千种，词体当然就更多了。

其次，由于乐调繁简不同，而形成长短不同的篇章，一般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

宋翔风《乐府余论》曰：令者，乐家所谓小令也；曰引、曰近者，乐家所谓中调也；曰慢者，乐家所谓长调也。

不曰令、曰引、曰近、曰慢，而曰小令、中调、长调者，取流俗易解，又能包括众题也。

普通的说法是：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

但实际上界限并不这样分明。

小令大概起源于唐代宴席间所行的酒令。

中调包括引和近，引本是大曲中的引子，近也是大曲中的一部分。

长调又称慢曲子，简称慢，与急曲子相对而言。

词又可以根据分段的不同，分为单调、双调、三叠、四叠。

单调只有一段。

双调分上下两段，叫上下阕、前后阕或上下片，词中最常见。

三叠分三段，四叠分四段，都是长调。

词的体制与风格有一定的关系。

小令篇幅短小，类似诗中之绝句，往往以清新秀逸、含蓄不尽见长。

长调以宛转曲折、铺陈变化见长。

中调介乎二者之间。

第三，句子长短不齐是词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一字句到十一字句都有。

五七言句不一定取二三、四三的节奏，更富于变化。

宋人填词大多根据宋代语音的实际用韵，比诗韵宽。

清人戈载《词林正韵》将诗的一百零六韵合并为十九部，成为通行的词韵。

词的平仄比律诗更严，几乎每个字都有规定。

有的词牌还要在仄声中分出上、去、入三声。

词的对仗是根据不同词牌的要求，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而且不一定平仄相对。

以上讲的是词本身的体制风格，我们还可以将诗和词作一番比较，通过比较说明词的艺术特征。

关于词的体制特征，宋人已讨论过了。

《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在晁补之和张宋心目中诗和词的风格是有差异的。

关于秦观的诗似小词，元好问《论诗绝句》曾有论述：“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前两句引秦观的《春日》绝句，拈出韩愈的七古《山石》与之对比，就可以看出这是女郎的诗。

女性美，也许正可概括词的风格特点。

既然如此，苏轼那类豪放的词自然会被认为是诗了。

关于晏殊的两句词的评论，也颇能说明问题。

其《浣溪沙》词中有这样两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这两句又被用到《示张寺丞王校勘》这首七律中。

王士祯《花草蒙拾》论诗词分界就以这两句为例，认为它不像诗，大概也是因为太女性化了。

关于诗词风格的差别还有一些论述。

张惠言《词选序》说词之为体“低徊要眇”。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

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诗之所能言。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缪钺先生在《论词》中举出“文小”、“质轻”、“径狭”、“境隐”四点，作为词体的特点。

以上各家所论词体的特点，都与词的音乐性有关。

词本是配合音乐以演唱娱人的，是十七八女孩儿在绮筵之上，浅斟低唱、佐欢侑酒的娱乐品。

有关政治教化、出处穷达的大题目，自有诗文去表达。

词不过是发泄正统诗文中不能也不便容纳的背面的感情。

所以词从诞生之后流入秦楼楚馆得以发展之日开始，就注定了是一种女性化的文学，软性的文学，娱乐性的文学。

然而，以上的概括只适合于五代和北宋前期的词。

自苏轼开始，词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一种可以与诗并列的文学体裁。

它不一定是女性的了，不一定是柔媚的了，不一定是婉曲的了，不一定是细密的了。

它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近似于诗的写法，容纳各种不同的近似于诗的内容。

于是词获得了新的生命，得以历久不衰。

不过，词和诗由于体制不同，与音乐的关系疏密不同，以及功用的不同（例如诗用于取士，词则不能），所以词和诗在风格上总不免有所差异。

这差异就是轻重之别，娱乐性与严肃性之别，犹如轻音乐与交响曲的区别。

词是诗人留给自己的一块自由的园地，在这里，感情用不着伪装，正面的、背面的都可以宣泄，因而最易见到诗人的真性情。

诗本也是唱的歌，可是经过长期的演化，已经带上了神圣的色彩。

如同一个人穿上了制服，举止必定要严肃起来。

但人不能总是穿制服，词就像家常的便服，人在穿便服的时候更能见出他的真实。

3、文章关键句（1）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体，是唐宋时代的文学形式之一。

唐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唐宋文学的一个光辉成就。

（2）词不是直接从前代的乐府诗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它完全是当时新兴的歌诗在各方面保有自己的特点，并从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立的传统。

（3）词在形式上和唐代的近体诗有着显著的不同，和古体诗当然亦有多不同，这是因为它是协乐文学，和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三句话的核心意思接近，但是在文章中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

第一次写在文章的开头，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二次写在第二自然段，是对观点的阐释，并且自然地引发出词与音乐的渊源，起到过渡作用。

第三次写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词的特点的开头，“协乐文学”点明了词这种文体的实质，是对前两次观点的照应，使文章的两个部分成为一个整体，又自然地引出了词的五个特点。

概括为：词的起源首先是伴随宴乐（主要成分是西域音乐、中国西部各兄弟民族的音乐，以及中亚西亚和印度音乐）的传入和兴盛而新兴的。

从时间上，最早产生于隋代。

从范围上说，最早产生于民间。

4、文章结构第一部分“词的起源”，共有9个段落。

第1段主要介绍词的文体属性和历史地位。

在阐述上，作者用语精当，要言不烦，平允中肯。

抒情性和音乐性是词这一文体区别于其产生以前的诸多诗体的本质属性。

之前的诗歌，不管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有的虽然是抒情诗，但却不一定入乐；有的虽然和乐演唱，但却不一定是抒情诗。

因此，“抒情”和“配合音乐可以歌唱”不是以前诗体的共性，而恰恰是词的共性。

对于词在唐宋文学中的地位，作者用“主要的”和“之一”等词语加以限制，既突出了词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又没有流于夸大其词，平正稳妥，实事求是。

在第2段到第5段中，作者先从唐宋词和前代乐府诗的关系入手，指出它们之间“有着历史的继承关系”，但是在音乐上却“属于不同的系统”，自然引出对词音乐系统的论述。

接着，引用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文献资料，阐述隋唐时代的音乐系统：雅乐、清乐和燕乐，而燕乐才是对词的产生具有关键作用的音乐系统。

在第4段中，作者的笔墨自然而然就集中阐述燕乐传入中原并在隋唐时代广泛流行的情况。

作者抓住燕乐的三个特征：一是指明它是“新音乐”，二是突出它是以“胡乐为主体”的新乐，三是指出它“也包含着一部分民间音乐的成分”。

这一方面照应了第2段中的有关论述，使“完全是”、“新兴的”、“独立的”等有关表述落到了实处；另一方面又为第5段乃至第8段的阐述打下了基础。

第5段主要谈伴奏乐器——琵琶。

为什么要谈论这个话题呢?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主要乐器的琵琶是燕乐这一音乐系统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还因为，这一乐器本身对词的产生和兴盛具有重大影响。

正是因为琵琶乐调“繁复多变化”，“可以用它来创制出无数动人美听的新鲜乐曲”，所以燕乐才会“在社会上风行一时”，从而文人和民间才会“产生和创作”出“为了配合这种流行的新乐的曲调”的“词”。

以上几段主要谈的是词这一文学样式产生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像一般的文学史家那样从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泛泛而谈，而把焦点集中在音乐系统的形成这一主要问题上。

第6到第9段，主要介绍词的产生和从民间词到文人词的转变过程。

第6段从时间的角度介绍词产生的年代。

作者首先在文中通过大量文献资料阐明词最早产生于隋代。

这些文献资料有词学著作，也有史书记载，可以说资料充分，堪称不易。

第7段中，作者又从作品内容的角度，进一步论证隋代确已有了词调。

“隋堤”和“运河”，就连现在的人们也熟知其为隋代之遗迹，因此，列举《河传》和《杨柳枝》这两个习见的调子就很有说服力，加上相关文献对它们的论证或旁证，就更加令人信服了。

第7、8两段主要介绍词最早兴起于民间。

这一结论主要的考据材料有两个，一是第8段中的“敦煌曲子词”，一是第8段中提到的《教坊记》中的《曲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