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试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西学东渐"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和方案的大背景下得以实现的，却是零星的片段式的介绍。不同派别人物借助于印刷传媒的快速发展，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但囿于阶级立场、理论水平等限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但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郑重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现复兴的奋斗凯歌。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又是如何“传播”的，厘清这段史实，有助于进一步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一、在“西学东渐”寻求救国方案过程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让中国踏上了百余年的屈辱之路，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国家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当此之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勇于担当，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方案。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二十多年后，清朝“外交官们”在出使西洋的游记中留下了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感性认识，国内也开始有了零星的介绍。一是19世纪70年代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华新报》等几家报纸就曾刊登过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二是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欧罗巴司”（社会主义）、“廓密尼士”或“康密尼”（共产主义）等新鲜词汇，经常出现在“汇编”中。[1](P78)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才正式传入中国，在中国报刊和书籍中，开始出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有关著作和思想的片段。那时，有人把马克思译为“马客偲”、“麦喀”等；把恩格斯译为“恩格思”。而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讲求安民新学”等等。把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称为“万国工人总会”。[2](P4)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已有所接触。

关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究竟何时开始传入中国？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1898年。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胡怡谷根据英国人克卡朴撰写的《社会主义史》而翻译的《泰西民法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讲解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3](P53-54)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1899年。1899年2至5月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第121至124册登载了根据英国社会哲学家基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改编的《大同学》，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尽管该书鼓吹基督教救世，但却提到了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在论及工人运动、工人罢工时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4]与此同时，该文还介绍了恩格斯的情况。不过，李提摩太等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看作“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其特点是“主于资本者”。[5]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与认识是很肤浅的。然而，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已来到了中国，并即将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二、中国先进分子初步的零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正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日本中转的，属于翻译性介绍，中国先进分子充当了先锋。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一些在日留学的先进分子不同程度地受此影响，开始翻译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译书汇编》于1900年12月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创刊号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的中译文，第2、3、6、8期连载。文中写道：“1862年，各国工人领袖均集于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总理全体。”该文还做了进一步阐释：“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平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湖南留日学生赵必振译、幸德秋水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高度赞扬马克思的主张；1903年又出版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学说的主要内容。1903年8月，浙江留日学生主办的《浙江潮》第6期发表了《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预言：“吾视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6]同年10月，第8期发表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认为“社会主义者，将以增人间祉而消除其厄难也，普及之卫生术、治疗术也”。“今社会主义之披靡欧美，如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者，非共产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乎？是故白人之输入品未可漫不介意者。”[7]这篇文章是由中国人自己撰写介绍社会主义，并且最早给社会主义很高评价的作品，对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江苏》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介绍。这些译著的刊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燎原之星火。

三、各派别人物同情马克思主义并扩大了影响范围。

在20世纪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旦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8](P293)，持各种政见的先进分子同情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壮大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维新巨搫梁启超就是第一个介绍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10月2日，他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近世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放任，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因而有“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故而“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

[9]。16日又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指出：“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0]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中写道：“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而颂扬之。”[11]这是中国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最早介绍与评议。[12]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时也有意识无意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孙中山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做了一定宣传工作。1912年10月在中国社会党总部曾作“社会主义的派别及其方法”的长篇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德国麦克司所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13]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历史，并认为“马客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该文附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录，列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5本书，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14]稍后，他又写了《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学说》两篇文章，介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指出：傅立叶的社会理想“窒碍甚多”，“不可实行”。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朱执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5]。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三、五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史和简单的传记，简单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马尔克者，名卡尔，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父为辩护士，驾于教宗。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娟及尔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探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婿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