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杂谈——朱维铮教授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稿》
传统史学的嬗变教学课件
• 2、史学理论
（１）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瞿林东等：《史学 理论与历史理论》（光明日报1986、12、3）、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 1987、1）。
（２）明代的史学理论
➢前期对史学理论不够重视。表现之一就是对唐朝 刘知几的《史通》的冷遇，标志就是没有新版本， 《永乐大典》也未收。但到了中期，形势大变。 首先出了个陆深（1477-1544），一是采其精粹 为《史通会要》，二是校刻并重刊《史通》。之 后，掀起了一股《史通》重刊与学习之风，并在 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史通》接连出了六个版本。
四是旧史辑佚。如先秦史书《世本》、 《竹书纪年》、多家《后汉书》、《晋 书》，以及《旧五代史》、宋代史书《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李攸《宋朝事实》、 熊克《中兴小纪》等。
• （2）代表著作简介
➢ 王鸣盛（1722-1797）《十七史商榷》 ➢ 赵 翼（1727-1814）《廿二史札记》 ➢ 钱大昕（1728-1804）《廿二史考异》 ➢ 崔 述（1746-1816）的《考信录》。其基本要义是：
• 明代中期是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时期。蒙先生（川大学报1957年2期一文）、 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卢钟锋 （〈中国传统学术史〉）、张国刚（〈中 国学术史〉）都如此讲 。
（一）考据史学的登峰造极
1、明末以前的考据史学
➢苏洵：“经以道义胜，史以事词胜。” • （１）宋代的考据史学 ➢吴缜的《新唐书纠缪》、《五代史纂误》 ➢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一书 ➢刘敞、刘攽、刘奉世则各有两《汉书》的
➢李贽的思想基石——“童心说”。
一是反对“灭人欲”，承认私心的合理性。
二是否定“无心之为”，肯定私心是一切活 动的原动力。
三是提出“假心说”。认为心有童心和假心 两种。童心是初心、本心，“绝假纯真”，假心 是后天接受各种思想包括封建伦理思想后的产物， “其人既假，则无事不假矣”，要求否定假心， 回到童心，具有否定封建思想的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读朱维铮《重读近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读朱维铮《重读近代史》
丁国强
【期刊名称】《民主与科学》
【年(卷),期】2010(000)006
【摘要】@@ 在当下的媒体时代,戏说历史者多,反思历史者少;迎合大众趣味者多,清理错误认识者少.当历史成为娱乐的材料,历史便成为被任意打造的消费品,历史被故事化,故事被庸俗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功利性注脚,历史也因此失去了哲学意蕴和精神分量.专业史学在自我设定的概念中陷入阐释循环,为固守所剩无几的话语权力而忽略了对历史常识的尊重.以<走出中世纪>、<维新旧梦录>、<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扎实文字著称的历史等家朱维铮并不像时下一些媒体学者那样多产.【总页数】3页(P59-61)
【作者】丁国强
【作者单位】公安部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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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出版
作者： 陈士强
出版物刊名：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78-78页
主题词： 治学方法;谱牒学;梁启超;学术史;清代学者;清学史;清代学术概论;学术变化;学术流派;文字学
摘要： <正> 本书为梁启超著名的学术史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合刊本。
在这两部著作中,梁启超对近三百年学术变化的崖略,学术流派、人物和著作,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与治学方法,纵横论列,广征博引,作了颇有见地的评述。
内容涉及经学、哲学、文字学、音韵学、老据学、史学、方志学、谱牒学、地理学、乐曲学、历。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邹振环
【期刊名称】《安徽史学》
【年(卷),期】2013(000)001
【摘要】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总页数】7页(P122-128)
【作者】邹振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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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近代史.朱维铮
重读近代史.朱维铮《重读近代史》-朱维铮- FT中文网目录挨打必因“落后”？ (2)慈禧垂帘的合法性 (3)胜保的浮沉 (4)胜保与慈禧 (6)胜保何以非死不可 (8)慈禧破满清惯例 (9)辛酉政变和肃顺 (11)女主慈禧 (12)从包世臣到冯桂芬 (14)王茂荫质疑晚清外交观 (17)文祥和总理衙门 (19)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难产记 (21)圆明园之焚 (22)由咸丰到慈禧 (24)华拿二圣 (26)再论“华拿二圣” (28)武圣怎会压倒文圣 (29)清史上的“今圣” (30)满清的“儒术” (31)海内天国史的掠影 (33)罗孝全与洪秀全 (34)失败的“天国” (36)清代的“神道设教” (37)“神道设教”的双重效应 (38)纪晓岚与“神道设教” (40)满汉双轨制 (41)再议“满汉双轨制” (42)晚清的军机处 (43)清代的正史、野史与笔记 (45)探花不值一文钱 (46)挨打必因“落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新邀专栏作家、史学家朱维铮2008年1月3日星期四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1820年，中国的总产出（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由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著名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提出的这组数据，常使我们的中国史读者感到吃惊。
不是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各级历史教科书，总在反复地告诉读者，“落后是要挨打的”。
所谓挨打，当然是指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其后又加上日本）的武装侵略，开其端的就是1840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中外学者已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读。
中世纪中国向来有崇圣拜经的传统。
满清诸帝都好自命“今圣”。
简史丨中国2000多年来最客观的历史,竟是这几个老外写的
简史丨中国2000多年来最客观的历史，竟是这几个老外写的○历史大学堂&中信出版社合作发售《哈佛中国史》丛书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
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
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
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
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
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
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
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
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
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
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
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哈佛中国史》主编卜正民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说，但凡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的国民，必然对本国已往的历史应略有所知，否则最多算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朱维铮：重识“五四”
我觉得鲁迅的这个比喻，很好地说明了在“五四”时代的人物所采取的策略。当时还有一位吴稚晖，激烈到要“把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
朱维铮：重识“五四”
所谓的“打孔家店”其实是打“朱家店”，而且是打明清两代，特别是清政府钦定的一套东西。
上世纪初，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丝亮光，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符号。更可贵的是，“五四”先驱们当年提出的许多口号，在今天看来仍然颇具现实意义。
在其后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五四”常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其中，“五四”的反传统、激进主义等问题，一直是思想界争论的焦点。
问题是对“民主”与“科学”怎么理解。在当时拥护这一派的人，包括《新青年》的骨干人物中，对于这个口号的理解也不一样。比如陈独秀比较欣赏法国式的民主，胡适比较欣赏美国式的民主，还有李大钊最早提出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他比较欣赏苏俄式的一套东西。
胡适和李大钊就曾有个著名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胡适看来，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他的著名口号。他本人是否做到这一点，是另外一回事。但当时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主义”跑出来，也有各种各样的空谈。
我不赞成把传统“一锅煮”，我们有不同的传统，而“五四”所反对的，在我看起来恰是使得中国走向黑暗和腐败的传统。
《望东方周刊》：但是，也有一些人提出，“五四”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反传统的行为上是有些激进的。
朱维铮：哪些代表人物？
《望东方周刊》：比如鲁迅就曾提出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朱维铮：饶宗颐先生论“历史之正”
朱维铮：饶宗颐先生论“历史之正”2018年2月6日凌晨，一代国学宗师饶宗颐先生遽归道山，中华书局同仁不胜痛悼。
饶宗颐先生字伯濂，又字选堂，号固庵，广东潮州人。
先生学贯中西，长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在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宗教、哲学、艺术、中外文化关系等人文科学领域，皆有卓越的成就和突出的贡献，是蜚声国际的百科全书式大学者。
先生又兼擅文学创作、书画、琴曲，可谓一代通儒，学界仰为泰山北斗。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是先生历史学研究的代表之作。
正统之论，是中国历代王朝及学者讨论两千余年的一个核心观念。
但历来论“正统”者，多着眼在当世之“统”，而非历史之“正”。
先生为说明中国正统观念的发生、衍化和争论的历史实相，纵观三千年，横比诸王朝，足履三洲，淹贯乙部，旁通别集，先为独立之探究，而后收融会之效用，发奋五载著成是书。
书分通论与资料两大部分，有通论十三篇资料三大辑。
书成，轰动学林，同侪后辈尊崇景仰。
在所有对先生正统论的讨论中，朱维铮先生的观点可谓掷地有声，最为至道。
从内容到编纂方式，朱维铮先生都对是书推崇备至，认为此乃是研究历史观念史的一部力作。
今天小编分享朱维铮先生对此书的评价文章，以悼念饶宗颐先生。
饶宗颐饶宗颐先生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自一九七七年在香港问世，即广受海内外学者瞩目。
本书的副题，标示探讨的中心，在于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观念——其实是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及其学者达两千年的一个核心观念。
中国史学，素称发达。
十九世纪初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中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虽说如此，时过近百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晚年的梁启超在“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系列讲演中，仍然慨叹中国史书这么多，却没有史学的专史，“真是奇怪的一种现象”。
于是在本世纪中叶，陆续出现了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等几种《中国史学史》。
诸书自有特色，共同问题不在简略，而在整体架构都没有超脱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的做法”，内容不外四部分：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朱维铮经学史研究浅谈
朱维铮经学史研究浅谈前言朱维铮先生是当代学术界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被称为“最后的经学大家”。
而他的一名学生曾表示：“朱维铮老师主要的贡献是在经学史，而不是经学，因此民间和媒体传言的‘最后的经学大家’其实不是对朱先生恰当的评价。
对经学非常了解的人通常称为经师。
经学史非常重要，属于学术史的一个分支，朱老师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对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发展演变有很好的梳理。
”的确，他给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带来了“经学史”视野。
所以本文旨在对朱维铮老师经学史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讨论。
一、朱维铮先生主要研究概述朱维铮师承陈守实先生，他继承陈守实在制度史、明史研究中的成果，将复旦的中国史学史朝更加扎实的方向发展，成为历史系最具特色的专业之一，在历史研究中独辟蹊径、颇具特色。
他在中国史学史、学术史、近代史、思想文化史、学术交流史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
同时，朱维铮还继承了周予同提倡的中国经学史研究。
自1950年代起，就开创和坚持经学史的研究和教学，整理了一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相关论著也为当代中国经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当前海内外中国经学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学者。
他整理编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是经学史领域具有丰碑意义的文献。
而他自己的多篇论文在该领域同样具有典范意义。
朱维铮经学史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强调经学演变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经学史界定为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因此有别于儒学史或孔学史。
二、经学史相关基本概念朱维铮先生在《中国经学的历史》一文中为“经”和“经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所谓经，我认为特指汉建元五年始立‘五经博士’起,得到在位君主认可的、所谓由孔子亲授的五类或六类儒家著作。
所谓经学,我称作中世纪中国列朝的统治学说。
”朱维铮先生认为“封建社会”的概念不适合中国，因而引用了西方“中世纪”这一概念。
谈到经学的涵义，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朱维铮先生在《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首次系统地提出的：“经学、儒学和孔学，并非同一概念”。
求真是历史课堂不懈的追求——读朱维铮的《重读近代史》
712017.09课程与教学Kechengyujiaoxue ［摘 要］朱维铮先生的《重读近代史》对近代史上重要的事件重新解读，提出了很多新观点，读后让人受益良多。
［关键词］朱维铮 重读 近代史 视角朱维铮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家，水平精深，其随笔集《重读近代史》梳理了近代史上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提出了很多与传统观点不一样的见解，读后让人眼前一亮。
本文选取书中与中学历史教学相关内容，希冀对教学有所帮助。
一、挨打必因落后？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二十年，中国的GDP 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的总和，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这说明中国在清中叶仍属全球首富。
再者，英国以及之前觊觎中国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不断从海上入侵中国，都是因为中国“一穷二白”吗？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比欧洲富裕。
教师在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大多从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军事实力等方面对中英两国进行比较，得出中国事事不如英国，并在总结、升华时顺势提出：落后就要挨打。
此论单看逻辑没有问题，但与历史实相并不吻合。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中国并不落后。
而挨打的原因则是多方面，具体可归结为现代化国家与中世纪国家之间不对称的较量。
二、林则徐：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明英宗时，国库收入与商品流通都开始用白银作为结算单位，随后用途日广，但中国是贫银国，白银的损耗、储备如何解决？通过对外贸易吸纳美洲与日本的银元和银块。
清最高统治者与西方一直都有联系：顺治尊德籍耶稣会士为玛法（满语爷爷），康熙曾派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要求路易十四增派传教士，雍正还留下了穿戴欧洲贵胄衣装假发的御像，嘉庆依然任命西洋钦天监正制定历法等等。
高中历史教科书把鸦片战争前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叙述成闭目塞听，直到林则徐到广东搜集出版物并找人翻译，说明中国人从此“开眼看世界”。
明清时期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开放的规模有所缩减，但中外之间的联系却不曾断绝，既然如此，何来开眼之说。
就《中国思想史》访朱维铮、葛剑雄先生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史涉及到的很多角度就是前人没有涉及到的。这从他所用的资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以前的思想总是跟哲学和政治有很大的联系，而他现在已经联系到了知识、信仰等等。当然，也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联系到更多其他的东西。那么，刚才我就讲这个是有限度的，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什么都真正起作用的。一个巫婆、神汉与有系统有理论地传播道教、佛教文化的人所起的作用自然是不同的，但他也是思想。另外，流行很广的一种习俗所反映的信仰和某个地方的生活方式所反映的民间信仰也不能等同。所以，一方面尽管我们要注意到普遍的思想，一方面还是要有取舍的。
至于大家称道的他所征引的资料多，引用的东西全，我倒是觉得可以两个方面看，也不是越多越好。相反我觉得有的东西倒不一定需要有。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已经可以用自己的话讲清楚，就不需要用别人的话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倒觉得兆光还可以写得更明白一点。当然，这本书的层次是高的，读者会了解作者的意思，但我觉得不妨把自己主观的东西表达得更多一些。只要把你认为直截了当的正确的东西告诉读者，书就可以简洁得多。现在的书可能对专家更适宜一些。
所以，我以为可以把1895年视为清帝国腐朽体制大暴露的一年，但似乎很难说成是历史转折的一年。问题早已经提出过了，提了将近百年总解决不了，而且弊病有增无已。这个问题，将来如果做点专题讨论可能更有必要。 ຫໍສະໝຸດ 葛剑雄（著名历史文化学家）
■前些日子，您赴南极进行人文考察。这段时间，葛先生《中国思想史》第二卷隆重推出。当初您曾向“长江读书奖”评奖委员会推荐这本《思想史》，因此想请您谈一谈您的想法。
这部书的特色在于它有总体性的思考，又有不少精辟的具体见解。学术史表明，有的时候，有人忽然闯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倒是会发现一些那个领域呆了很久的人没有发现的问题。我读兆光这部书，便常有这样的感觉。
晚年朱维铮如何看待历史与政治？
姚大力认为，尽管朱维铮在生前时刻关注政治，但在其晚年，他坚定地反对史学政治化。
历史研究从业者从他的特定知识结构出发，也可能为国家当前建设贡献某种独到的见解，但这是历史从业者履行他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历史学本身的目标或任务。
早报记者徐萧实习生王紫汀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的学者朱维铮在逝世三周年后，他的遗稿《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在近日由其两位学生廖梅、姜鹏整理出版，同时他的十一篇已刊史学史论文也一并结集出版为《朱维铮史学史论集》。
日前，这本书在复旦大学举行了发布仪式，并以此为契机召开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学术研讨会。
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力对朱维铮晚年史学思想做了解读。
姚大力认为，朱维铮越到晚年越是坚定地反对史学政治化，尽管他在生前仍在时刻关注着政治，但“历史研究从业者从他的特定知识结构出发，也可能为国家当前建设贡献某种独到的见解，但这只能是历史从业者履行他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历史学本身的目标或任务”。
他从朱维铮那里，强烈地感受到也认同着“史学本身并没有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功能或属性”。
朱维铮的治学与政治密切交织朱维铮在“文革”期间曾作为上海写作组中的一员，以历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自觉成为意识形态的排头兵。
这段经历，让他付出了代价，也成为笼罩他日后史学思考的幽灵。
对此朱维铮从未讳言，但姚大力认为，“在长安追日的迷信和革命狂热破灭之后，朱先生越到晚年就越是坚定地反对史学政治化。
”作为一个活在当下的历史学家，朱维铮的全部史学研究活动无不与他所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现实政治发生密切关系。
在这一方面，姚大力觉得用“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仍时刻关注政治”来描述朱维铮正合适。
这句话前半句是徐复观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后半句是姚大力的评价。
在奉贤的滨海墓园，朱维铮墓石上的一段话，反映了印刻在学生和友朋心目中的朱维铮形象。
从中，姚大力既看到了对朱维铮的治学一面的评价，也看到了对其“论事”、“致用”一面的描述，由此不难看到，朱维铮的治学与现实政治存在着密切交织。
朱维铮教授访谈录-于丹对《论语》缺乏常识
朱维铮：于丹对《论语》缺乏常识2007年03月30日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在对于丹《论语心得》的批评声音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朱维铮的观点引人注目：一方面，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于丹“没有一句心得是她自己的”、完全不懂《论语》；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学者需要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就是伏尔泰的那句话：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当然，也不能妨碍他人批评的权利。
孔子变形记记者（以下简称“记”）：先生长期研究孔子，请讲一讲《论语》的形成史和解释史。
朱维铮（以下简称“朱”）：《庄子》《孟子》《荀子》包括《墨子》里的一些篇章，直到《韩非子》，对孔子都各有见解，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西汉景帝、武帝之际），《论语》的原始结集本在文献中一直不见踪影，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代，它才重新露面，变成一部很时髦的书，解释者起码有三个学派：“鲁论”、“齐论”和“古论”；到了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又形成一种通学派，对《论语》的文本、句逗、分章、结构、诠释等等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语》的本子（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不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订的，也不是稍后些的人根据不同版本编订结集的，今天我们读到的本子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一个是西汉后期，汉成帝的老师张禹编定的《张侯论》，有21篇；又过了200年光景，到了公元二世纪中期，有一个博学而影响很大的郑玄(中国第一位经学大师)，他以《张侯论》为底本，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就是“我认为这里该用这个字、该这么分章”，他把《论语》的今本给定下来了，而且两汉间对《论语》不同解释的结集，也是他。
郑玄死后不到一百年，何晏把郑玄的本子及其反对派的意见编成了《论语集解》。
何晏后，南北朝时代，有一个叫皇侃的，受了佛教的影响，编了一个《义疏》的本子。
到了公元八九世纪，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对郑玄、何晏的本子都持怀疑态度，要回到原典。
朱维铮
中国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01 人物简介
03 讲授课程 05 主要著作
目录
02 学术生平 04 社会职务 06 个人成就
07 人物事迹
09 学术谱系
目录
08 传世作品
朱维铮（1936.07.14～2012.03.10），男，祖籍江苏无锡。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 校任教。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 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史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诸职十多 个。现仍兼《九州学林》常务编委和多个学术文化机构的学术顾问。
二十多年来相继应聘担任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海德堡 大学、埃森高等文化研究院，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等客座教授十五次。曾任 台北驻市学者。2006年由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哲学博士。近年曾任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重读近 代史”的专栏作家。
奠定朱维铮学术基础的第二个特殊机缘，是他遇到了周予同。周予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主持编写......
传世作品
朱维铮或许像一些人所说，留下的传世作品太少了，凭着他的才气和勤奋，他确实应该多留下几部著作。朱 维铮或许后来为声名所累，不敢轻易出手，最能表现他学识与见解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其实都没有 出版，前者他至少讲了三十遍，后者也不下于十多次。他个人太看重这些了，因而一遍又一遍地检视增补，不厌 其烦。
朱维铮师承著名学者陈守实、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 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他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历史观念史_国病与身病_司马迁与扁鹊传奇_朱维铮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No.22005Ó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Ó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摘要]讨论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该包括历史观念史。
困难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陈述历史观念史,与一般的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分工,如何体现?本文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常由传统医学那里借用某种经验型的权威理念,例如司马迁征引春秋晚期已流传的/上医医国,其次疾人0观念,直到清末还不断被以史论作政论的作者援用。
司马迁意在批判汉武帝君臣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而导致/国病0不治的经济政策。
然而它的历史效应,在易代之后的盐铁会议上便已凸显。
因此本文通过司马迁将扁鹊传奇和仓公医案相结合的专门史的文本考察,尝试探讨作为史学史题中应有之义的历史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或为愚者一得。
[关键词]观念史司马迁扁鹊国病[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89(2005)020009010(一)今本5史记6的5扁鹊仓公列传6,于历举扁鹊医案以后,有这样一段议论: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
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
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1]由于迄今为止的5史记6文本研究,没有出现过这篇传记出自司马迁之手的怀疑;由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焚书令,有/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0[2]的声明;又由于这篇传记在录毕扁鹊三则传奇医案之后,并在叙述扁鹊/以其伎见殃0¹的结局之前,插入这段概括性很强的/病有六不治0的名论,而且没有标明它出自扁鹊,因而引人生出如下两点疑问,是合乎逻辑的。
著名教育家 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简介
著名教育家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简介本文导读：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
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2012年3月10日逝世，享年76岁。
学术生平朱维铮193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
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就读，1960年毕业于中国古代史专业，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1988年晋升为教授。
2006年被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
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
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顾问、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顾问，原中国史学会理事，原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顾问，原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徐光启研究会会长，北美《亚洲评论》顾问等学术兼职。
朱维铮师承著名学者陈守实、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他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朱维铮早年受学界前辈亲炙。
他留校之初，即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
1962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一文，多受瞩目。
后调任周予同教授的学术助手，协助主编教育部委托的《中国历史文选》，期间博研典籍、贯通古今。
该书作为国内高校文科相关专业的首选教材，沿用数十年、屡经修订，累计发行量达50余万册。
朱维铮是中国经学史研究的重要传承者。
他承续钱玄同、周予同一脉，无论环境艰难还是喧嚣，都长期坚守在经学史领域，整理了大批经学史研究资料，培养了一批经学史研究人才，成为当今海内外最有成就的经学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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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
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
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梁启超；史学研究
看到题目，单从字面上的字就能看出他的著作都与中国史学有关。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朱维铮先生的上课讲义稿。
而这本书，是其学生廖梅和姜鹏在朱教授故去后整理而成。
关于作者，也许他没有像梁启超先生那样的史学家“人人皆知”，但是，朱
维铮教授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依旧给后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朱维锋，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和梁启超有着“血缘关系”，两位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但是如果从学术史脉络说，
朱维铮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
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一些观点。
朱先生在其1979年制定的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就曾说明“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的设置，便
是为了帮助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有个简单而系统的认识。
对于少数有志与从事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学生，则起到了引导入门的作用。
”这就是朱先生上这门课的
目的，也是让读者看完这本书而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知道中国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
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
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
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教授讲中国史学史，他侧重考察史著、体裁、史学意识与社会存在和统治思想的关系，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史学史，着重揭示意识形态对史学编纂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
一本书就好像一个故事，而这本书就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的新故事，你会充满着好奇心，我想，阅读它就是被这个新故事吸引所开始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著作当属《春秋》，他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史书。
除了编年史，以后的几千年间相继出现了很多新的编写历史的方式，比如断代史、国别史等等。
中国历史的编纂形式多样，也能体现出我国古人的智慧，也是我们中华的上千年来的文明的体现。
而中国的编纂史将告诉你，我们的先辈处理“历史怎么写”的故事。
从殷周青铜器铭文的产生
和最早的历史档案的发现，到出现了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此后的各种史书曾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百花争鸣、百家齐放，战国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变化，也引起了思想界的活跃，关于诸子百家的代表庄子、孔子、韩非子等等。
每一个大家都对历史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无论是老子的矛盾论、孔子的定数论，还是孟轲的循环轮或者韩非子的权利论等等，他们对史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自此，中国史学兴起，史学的兴起，对历史的认识上，初步完成从神的历史到历史是人的活动这一认识过程，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述。
而每一家每一派都出现了自己的著作，《周礼》、《春秋》、《国语》等等。
而这些著作，也成为了后代史学家编纂史书的范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可以认为，史学家关于史学的功能信念，反应了中国史学的精神本质和优良传统。
司马迁因为敢直面批评帝王而获罪，迫使许多史官不敢说实话，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官方史学，史官们写什么怎么写都要经过帝王的审核或者奉承达观权贵，这就会造成史实失实，从而丧失史书的价值。
通过司马迁的例子，关于史家史官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史家的个人角色是什么？
史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这都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史官必须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及时记载，
另一方面也对各级贵族进行了约束。
但是史家的角色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改变了原始的初衷，司馬迁因为直面批评统治者而获罪，以后很多“史官”都变成了统治者的“史官”，而不是人民的“史官”。
“作为一名史官，史家的社会责任重大于天。
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无疑要影响中国史学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所发展的趋向”。
正因如此，司马迁开创了中世纪
史学重视“实录”的新传统。
从此，“实录”应该成为历史著作家的职守和责任的首要准则，这
是司马迁对中世纪史学的一大贡献。
中国古代史学在“实录”的原则上发展，出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杜佑的《通典》，还有《通志》、《文献通考》、《通鉴纪事本末》等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力求真实之作。
“实事求是”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实事求是”也是历代史学家力求做到的一点。
梁启超评价司马迁“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而梁启超也对史
家应具备的史学修养也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四长”，“四长”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这是梁启超对司马迁思想的继承和变革。
史德"指史家要心术端正。
应务实、公正、客观，杜绝主
观色彩的夸张、附会、武断。
要能做到“鉴空衡平”，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采用客观的态度，像镜子和天平一样，照出事物本来的模样，称出事物本身的重量。
“史学”主张治史者“贵专精而不贵杂博”。
先集中精力，钻研一个问题，弄透后再旁及其他，所谓兼顾涉精。
“史识”指史家的观察能力，要敏锐，“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这是史家治史的基本条件。
另外，史家不能为传统的思想及个人的成见所蔽。
“史才”指史家著史的技能，包括如何
剪裁史料，组合内容，使文章更简洁、生动，富于文采。
从梁启超提出史学家应具备的史学休养中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梁启超在中国除了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还是一名优秀的屈指可数的史学家。
我国的史料如此丰富、著作数量之多、编撰的题材的不同，在世界史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可见我国史学的地位和价值。
朱维铮教授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就像廖梅总结其史学研究
特点“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史学史”，他让我们在不同的研究方法、领域内去学习中国的史学史。
参考文献
[1]张占红《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2015年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3]瞿林东《中国史学通论》，武汉出版社，2006年。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
[5]宋福远《梁启超新史学简论》，《作家杂志》，2010年。
[6]覃宏亮《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几点认识》，《文史艺术》，2014年。
[7]胡静静《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谈到“新史学”》，《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
作者简介孙保健（1992—），男，汉族，籍贯天津，单位广西艺术学院，学位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