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内容提要】公园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空间,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渗透而成为政治空间。在初期因禁止华人入园而引发公园运动,形成了中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深刻民族集体记忆,而且公园中的殖民主义纪念建筑进一步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自己在建造公园时更突出民族特色并强调教育功能,从公园

名称、空间布局和建筑到公园功能都体现出民族主义精神。公园问题折射出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发展轨迹。

【摘要题】社会·经济

【关键词】近代公园/殖民主义/集体记忆/民族主义

【正文】

三、民族主义空间的生产

租界公园所体现的殖民主义空间特征以及国人关于“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历史记忆,使得中国人在引进公园时就已经将其作为某种象征而加以建构。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兴起后产生了国民教育或普及教育的概念,全民教育成为政

府进行意识形态整合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华民国建立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对教育的管制日益严格,不仅对体制内教育进行了控制,而且加大力度发展社会教育,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控制,通过潜在的形式实施

政府的影响。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方面对国民的重新塑造,是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在近代殖民主义入侵背景下进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空间的公园,此时由政府纳入国家市政建设体系之中,逐步成为社会教育的新空间,由于公园曾经承载着沉

痛的民族集体记忆,因此,民国时期的公园又转化为传输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观念,塑造着新型国民。

公园作为空间存在首先基于其具有物理特性。尽管公园曾带给中国人以巨大的精神创伤,但中国人仍然一定程度上将公园与“文明”等同看待,甚至将

其视为文明的象征。清末新政时,清廷将兴建公园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各地公园数量迅速增加。(注:参见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还有士绅认为,地方自治应该将兴建公园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内容,建“公花园”,“以活泼人民之精神”,启迪“社会之知识”,(注:

参见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八十三课·地方自治之缺点》,上海易制堂本1907

年版。)公园成为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空间场所。民国建立后,各地市政建设更将公园列为标志性项目,像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青岛、成都、武汉、杭州、西安、苏州、无锡、济南、太原等城市都有数个乃至十个以上公园,甚至一般县城都有公园:湖北枝城有卢园;广东乐昌有昌山公园;四川三台有中山公园;贵州贵阳有贵阳公园;云南马关也有中山公园。(注:参见:《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一集第一编《江苏省》、第三编《安徽省》,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编印,1936年;王子观:《宜都卢园——中山公园》,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枝城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乐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乐昌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三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三台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8页;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城市建设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张全琛供稿、范朝茂整理:《马关中山公园今昔》,政协云南省马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不仅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公园大量出现,而且江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着切肤之痛的方志敏也于

1930年建立苏区第一个公园——葛源列宁公园。[61]民国时期,公园已成为城镇比较普及的娱乐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引进公园时在建筑风格与空间布局上与西式公园迥然相异,这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设计者主观上强调民族特色。与西方公园主要以花草为主有所不同,中国人所建公园一般都有古典式的亭台、楼阁、荷池、花坞等,有的还辅以假山,保持了中国传统园林的格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而且,公园建筑风格亦独具民族特色,园内亭台、楼阁也都是古典式建筑,最典型者当推北京中央公园。该公园原为明、清两朝的社稷坛,而发起改建者朱启钤又极推崇中国古典建筑学,所以,公园按照中国园林的格局布置。不仅原有的社稷坛、拜殿(即今中山堂)和墙垣仍保持原来面貌,而且新建的房屋、石坊、长廊、水榭、亭台、荷池、植物均体现出民族特色。[62]全国许多公园也大体如此,到30年代,中国建筑界掀起文化复兴思潮,各地传统建筑增多,与西式建筑相抗衡,如青岛若愚公园建成古典式中间高两边低的三开间飞檐入门牌坊, 完全是中国传统风格。[63]()民族主义体现于公园建筑所呈现的文化精神之中。

在西方,公园是相对独立、单一的休闲娱乐场所,但由于中国人在公园问题上受到殖民主义戕害的集体记忆深刻,因此,经过长达半个世纪与殖民主义的斗争及公园本土化运动后,公园成为教育大众、培养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中国公园建设者最初的目标就是“发人兴趣,助长精神,俾养成一般强健国民,缔造种种事业,而国家因之强盛”。[64](—41)此后,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更明确将公园定位为社会教育空间,以培养民众“三民主义精神”和社

会公德,“陶冶民众情感”。[65]()因此,公园成为社会教育的场所,在地方志中也被列入“教育志·社会教育”目下,如湖南《民国醴陵县志》。[66]为宣传国家观念、振兴国货,许多公园内建立国货陈列所,如天津最早华人建的公园就已设有国货陈列所,(注:参见石小川:《天津指南》卷二《食宿游览》,文明书局1911

年版,第12页。)而后,南京第一公园、太原中山公园等亦设有国货陈列馆,其目的是引导人们使用国货,激励民族经济的振兴。[67]()[68](—150)福建省台江县南公园内也有国货陈列馆,并在馆旁列“请用国货”石碑。[69]

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各地当局及士绅都利用公园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在公园内建立纪念碑、纪念亭,这些纪念性建筑成为民国时期公园的主要空间布置。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原来德国人建的克林德碑移到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内,并改为“协约战胜纪念碑”,“以便众览,亦雪国耻之意也”。[70]()1926年9月5日,英舰炮轰四川万县惨案发生后,万县遂将建设中的公园命名为“九五公园”,并在园内建“九五图书馆”,[71]以告诫人们不忘国耻。而当1931年收回威海卫租界后,国民政府即在鲸园花园建“收回威海卫纪念塔”。[72]()1933年,江苏宿迁在马陵公园内建杨公亭,以纪念该县固守台湾、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杨泗洪。[73]抗战期间,公园内建体现民族主义精神的纪念性建筑更具普遍性。1940年,国民党陆军兽医学校驻贵州安顺县,因为当地“既无公园可供游憩,又无其他高尚娱乐”,于是学校为当地建“七七”公园,园中建“七七亭”、“卢沟桥”等建筑,以“发人深省,唤起敌忾同仇”。[74]江西赣州公园内1940年建成“抗日战亡将士纪念碑”。

[75]这样的空间布置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园内,公园成为宣传抗战、传输民族主义的重要空间。

就各国民族主义发展史而言,民族主义意识产生于与“他者”的交往及冲突中,是与国际意识紧密结合的,只有明确本国与“他者”的关系,国家认同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国民政府为让民众认识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将南京原来的玄武湖公园改为“五洲公园”,湖上五个小洲分别被改名为亚、欧、美、澳、非五大洲。[76]()这种命名完全是为促成民族主义空间的生产。更为典型的是早在1925年建成的北京京兆公园。该园完全将民族主义意识空间化,园中建有世界园,并设中国地图,对联为:“要有国家思想,须具世界眼光”,横批是“莫忘国耻”,还建有世界模型,标明我国所失国土,另写“竞争生存”几个大字。民国时期市政建设者设计公园的目的是为了“养成一般强健国民”,甚至在体育场也附有对联:“提倡尚武精神,发扬民气;辅助通俗教育,陶铸国魂”。[71](—34)此外,许多公园内建有培养民族文化认同的古物陈列所、博物馆,提高民族素质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甚至还有国术馆。(注:参见拙文《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