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袁枚的“性灵说”

浅论袁枚“性灵说”

“性灵说”是古代试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清代袁枚的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未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要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情感，是对人自然心声的流露。基于源远流长得历史，袁枚的“性灵说”主要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下的产物。它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反对对理学的束缚，批判当时文坛复古模拟风气。从诗歌创作的主体出发，从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论证了诗人应率真地表达感情，表现个性，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破除雕章琢句、堆砌典故、以学问为诗。

关键词：性灵、真情、诗才、个性、反格调

一．“性灵说”的渊源

古典文论中首先采用“性灵”一词的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

其后南朝钟嵘在其《诗品》中则直接以“性灵”论诗的本质。他曾评论阮籍《咏怀》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基于此，他还提倡抒发感情的“直寻”、抨击“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等，这些都直影响了后来袁枚性灵说的核心内容。

唐代诗文中“性灵”一词更为普遍。一是沿用南北朝“性灵”的含义，如皎然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诗式》）；二是对其的发展与开拓，如高适《答候少府》中“性灵出石象，风骨超常伦。”等将“性灵”与“才”相联系。

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剽袭模拟，“掉书袋”的习气，主张“风趣专写性灵”，推崇“天分”，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后来袁枚的性灵说的内涵十分接近。

明代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强调要用“赤子之心”作文，反对假人

假事，认为“天下之至文”都是“童心”的体现，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性灵”，反对儒家礼义的约束。同一时期的公安三袁反对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思想，提出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如袁宏道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中：“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而袁枚的“性灵说”正是在李贽和公安三袁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二．社会环境对袁枚“性灵说”的影响

袁枚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活跃。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控制，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非朱子之家理不敢行”的局面。此外又辅之以八股取士、文字狱等高压政策。袁枚的“性灵说”旨在反对宋儒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人之大欲”的合理性。其次，他还竭力破除“道统”之说，认为并非言必称周公、孔子不可，亦不必囿于四书五经，即便是普通的技艺也可视为“道”的体现，强调“学在躬行，不在讲也。”

当时文坛学古、考据之风盛行，人们斤斤计较于字句的来历、格律的工整，丧失了对文学精神本身的把握。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甚是流行，袁枚正是针对这种风气而提出自己的理论。

三．袁枚“性灵说”的思想体系

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的，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

（一）“性情”论

袁枚自称“天才多情句自工”，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在于书写自身的真实情感。

首先，诗人内心须有真实的情感，才有创作构思的可能性。袁枚吸取了李贽的“童心说”的观点，倡导“赤子之心”，反对“伪笑佯哀”的矫揉造作之情，认为“风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诗歌是诗人心底的声音，性情的流露。更要以真性情感发人心，“能入心脾”的诗，才是好诗。袁枚真性情诗首推悼亡诗，如《哭阿良》中记述了袁枚三女夭折是全家悲痛、慌乱、甚至几乎丧失理智的情景，语言平浅，渗有浓浓悲情，令人动容。再如《瘗梓人诗并序》：

……汝为余作室，余为汝作棺。瘗汝于园侧，始觉于我安。本汝所营造，使汝仍往返。清风飘汝魄，野麦供汝餐。胜汝有孙子，远送郊外寒。永远作神卫，阴风勿愁叹！

梓人指的是建造随园的一个土木工人，对于一个劳动工人之死，作者并未视如草芥，不仅为之作棺、下葬，还怀有真诚的思念之情。其中有二人平等关系的描述，仿佛与一老友促膝长谈，显得朴实而真切。

袁枚一生游遍名山大川，他的山水景物也被赋予别致地审美情感，表现表现而来自然美德千姿百态。如他在《水西亭夜坐》中写“明月爱流水”，“水亦爱明月”，将水与明月赋予性灵，同时又映衬出诗人“爱水兼爱明月”的性灵。

其次，袁枚张“诗写性情，惟吾所适”，诗文中所蕴含的感情要深厚、浓郁，从而批判理学对人情的束缚。他曾讥讽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六朝拟乐府诗盛行的状况为“编抄经句，毫无意味”，故“诗教大衰”。同时他认为诗应该挣脱理教束缚，走进“情”的各个领域，所以很推崇情诗。他在《答蕺园论诗书》中的一段言论称：“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借男女之情公开与伪道学相抗衡。如《寄聪娘》:

思量海上伴朝云，走马邯郸日未曛。刚把闲情要抛扯，远山眉黛有逢君。

聪娘是袁枚的宠妾，此诗写于袁正赴陕西任职，由于相思心切，竟把“远山眉黛”误当做心上人看待，生动细致，缠绵悱恻。

（二）“诗才”论

袁枚还特别重视“笔性灵”，强调诗人有才质、气质，容易掌握诗歌的创作规律，才能以真性情感发人，创作出犹如“天籁”的诗篇。《随园诗话》第七卷载：

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

袁枚认为诗式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并不是凡夫俗子可以玩赏的，有时某些没有吟过诗的人却可能是真正的诗人，而一些读书万卷、精通此词法的文人反而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当时翁方纲一派诗人崇尚汉学考据之风，“以学为诗”，袁对此批驳道：“经学深渊，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强调诗才对一个诗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性，书卷不能代替性灵，却可“欲其助我

神气耳”。

袁枚在艺术创作上提出一种“天籁”的自然天成的状态，诗人对生活素材的提炼，经过不露痕迹的文字加工，形成一种自然平淡之美，认为诗“宜朴不宜巧”、“宜淡不宜浓”。同时赞同杨万里“风趣专写性灵”，认为有性灵者应该以真切的感受描绘出生动、新颖、感人的形象，如他“梧桐知秋来，叶叶自相语”、“花似有情来作别，半随风去半升堂”等诗句别致地写出自然景物的灵性，道出自己独有的审美感受与情趣。

（三）“个性”论

袁枚的性灵说强调诗人的创作个性，所谓“著我”，要“独抒性灵”、“自己胸臆”，反对拟古、格调说。《随园诗话》卷十说：

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故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拟古人，何处著我。

他所谓的“独立”、“著我”并不是离开古人，而是通过学习古人，达到自成一家，诗歌的本来意旨在于抒发一己的性情。并且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要“出新意，去陈言”，风格不拘泥于一格，鼓励诗人发扬独创精神。如他在《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中高自己“爱独不爱同”，并劝诫其他诗人“各立一峰”。

文学史上拟古、仿古之风始终难以绝迹，考古之风在乾嘉时期更是盛行。袁枚把独创诗称为“作诗”，将拟古诗贬为“描诗”，主要批判沈德潜的“格调说”，而沈的格调说的理论正是上承明七子的复古主义主张的，他曾说：“明七子学唐，是西施之影”，人们喜欢西施却不悦于“西施之影”的。并指出“蔽千古而不知今”是学者的“大病”。袁枚曾自道其思想为“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可见他鄙视汉学的态度。

四．影响

袁枚的“性灵说”顺应了时代的进步的潮流，突破程朱以来传统理学的观念，使诗歌从“仁义道德”的藩篱下解放出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强调“自我”。在他笔下诗歌不再是卖弄学问、考取功名的工具，而是用一颗性灵的“赤子之心”加上富有才华和激情的诗句，书写个人对生活的感受，见识与情趣。袁枚弟子张问陶对他极其钦佩，曾将他的《船山诗草》命名为《推袁集》，近代著名文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