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构建

论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构建【摘要】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逐步探索出集社会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大学法学教育平台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社团三位于一体的“西南模式”。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了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构建，并尝试解答了诊所式法律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希望可以帮助这一舶来品在中国更好地生根发芽。

【关键词】诊所式法律教育；本土化构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一、概述（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和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起源于美国，19世纪20、30年代，教育家们开始对传统学院式法学教育模式进行反思与改革，以诊所课程为核心内容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应运而生。

它实际上是美国18世纪末以前实行的学徒制的律所法律教育的回归与革新，其特点是“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观念”。

［1］1933年，著名法官杰罗姆·弗兰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不建立一所诊所式的法律学校》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并重塑了原有的法学实践教学理念，极大地推动了诊所式法律教育在英美法系法系的推广与发展。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本土化构建的现状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侧重强调理论研究和知识灌输，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不能满足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实务职业的要求。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优势恰好可以弥补传统法学教育的缺陷，二者可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先后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诊所式法律教育正式被移植到中国，开启了在我国本土化构建的历程。

随后，法律诊所在中国高校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截至2009年7月，全国已有109所院校开设了诊所课程。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开展的十年时间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它正在困惑中前进。

（三）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现行发展模式介绍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是在学校党委领导、团委直接指导下的集社会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大学法学教育平台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社团三位于一体的组织。

它以“所有人的正义”为宗旨，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逐步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西南模式”，在全国法律诊所中独树一帜。

法律诊所聘请多位法学名师、法官和律师作为指导老师，以多种形式开展法律援助项目，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管理与援助制度，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运行机制和独具特色的诊所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是以学生主导为内部助推力，其日常运作机制分为业务、组织、培训、宣传四大方面，婚姻立法、合同公益、劳动行政和民刑综合四个专业组是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管理的基础与支柱。

法律诊所主要通过与居民社区合作设立固定法律咨询点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学生们深入基层，独立接待当事人、撰写法律文书，并有机会参加唇枪舌剑的法庭辩论，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既深化了对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理解与领悟，又提高了自身的法律职业技能。

经过近五年的探索与改进，法律诊所已经建立了一套包括接案、办案和结案三大阶段的科学业务制度。

对于办结的案件，通过系统的归档制度予以整理和保存，为进行案例教学和总结实践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在培训制度上，法律诊所也逐步完善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培训方案，包括整个团队的业务能力和合作精神的培训以及各个专业组的组内培训，通过举办情景演练、模拟法庭和心得交流等活动，成员的综合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

二、必要性和重要性（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本土化构建的必要性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根本理念和精神价值符合我国法学教育和法治现状的需求，这种新的法学教育模式能够充分挖掘与利用我国丰富的法治本土化资源，在肥沃的法治土壤上茁壮成长。

1.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根本理念诊所式法律教育坚持的根本理念是“以人为本，以社会利益为重”，同时吸收了精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理念，不仅培养具有高度经验理性的法治精英，而且塑造掌握娴熟技巧的实践人才。

它通过让学生脱离象牙塔、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中以及与弱势群体零距离接触，来激发学生的参与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增强法律职业者的社会责任感。

诊所式法律教育更侧重于经验和历练，老师与学生平等地发表对案件的看法，在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加深对个案正义与抽象正义的理解，在实践中总结得失、积累经验。

2.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精神价值诊所式法律教育贯穿着内在的精神价值，那就是信仰和敬畏法律。

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司法实践是客观现实的，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司法现实存在种种问题的内在原因是法律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仰与敬畏，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维护统治和谋取私利的庸俗工具。

诊所式法律教育既让学生了解到法律运行的实际情况，感受到重塑法治内在精神的迫切性，又使得到帮助的弱势群体相信社会正义的存在，相信法律是维护权利的坚强后盾，从而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本土化构建的现实意义1.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杰罗姆·弗兰克认为，“法律实践与判案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是律师与法官的艺术。

任何一门艺术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无论是绘画、写作还是法律实践。

”［2］既然法律是一门实践生命力很强的艺术，学生就需要具备法律职业者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

诊所式法律教育通过开设实务课程，将法律价值与社会现实有机地融合起来，引导学生从实务角度思考理论问题，掌握从起诉状、答辩状的写作到证据的收集运用再到法庭质证辩论等诉讼案件各个阶段的操作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有助于改革与创新法学教育模式，实现多元化发展受传统儒家私塾式或书院式教育模式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仍然以老师“传道、授业与解惑”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为主要特色，实践教育环节比较薄弱。

而诊所式法律教育是法律实践性教育的经典模式，它遵循了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归到理论的学习规律，促使学生在努力实现个案正义的同时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与领悟。

它完全可以作为传统法学教育的有力补充，也可以推动现有的案例教学、毕业实习等教育方式纵向延伸、取得实效，避免其流于形式。

3.有助于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是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活力源泉，当事人现身说法可以为课堂教学提供丰富的现实案例，学生也可以借此增强对司法实践的驾驭能力。

我国的法律服务资源仍然很有限，且地区分布很不均衡，很多贫困的弱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

接受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学生以法律援助志愿者的身份，凭借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正义的敬畏，以其所学帮助正在维权道路上艰难前行的弱势群体，这有利于推动民间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完善我国以官方为主导的法律援助体系。

三、问题与障碍（一）宏观层面“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同样的道理，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症状，这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两点：1.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定位需要明确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定位是指其与传统法学教育的关系，究竟是整体取代传统模式还是作为传统模式的有益补充，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传统法学教育是有其存在的社会根基的，它主要强调法律通识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在我国法治发展水平不高的状况下，传统教育模式更符合国情。

因此，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使移植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与现有的法学教育相衔接，取前者之长以补后者之短，而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

2.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的关系亟待理顺现阶段，各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一般都承担着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任务，这可以为学生接触法律实务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也可以缓解法律援助人才短缺的现状，使免费法律服务能够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法律诊所并不是专职法律援助的官方机构，而主要是学生学习和实践的场所，学生应当以怎样的身份实施援助？法律诊所的责任承担机制如何构建？民间援助组织在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都是亟待理清的问题。

（二）微观层面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在成长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扰，其中，最根本的是如何使诊所式法律教育获得持续的内在驱动力。

法律诊所的学员和成员都是大二、大三的学生，在传统高等教育模式下，他们身上承受着巨大的课业负担和就业压力，不可能一心都扑在法律援助工作上；而且要完成好这项工作需要面对当事人不信任的眼光，更需要承受社会现实的丑陋面对心灵的冲击，长此以往，学生会对法律实务教育产生“排异反应”，法律诊所就无法获得维系自身前进的内在动力。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案件数量较少、质量偏低以及办案经费不足、缺少高素质的专业指导老师等现实问题。

四、解决途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构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但是相信在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它一定能够摆脱桎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实践性教育道路，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一大亮点。

在此，笔者提出四点建议，希望能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切实转变法学教育理念，努力协调法律文化冲突受大陆法系注重理性的法律文化影响，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是以培养钻研、解决学术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法学理论人才为理念，而发源于英美法系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则坚持职业教育的理念，更侧重于培养经验丰富的实务人才。

“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两者间应该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如法律职业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应该成为法律教育的目标和要求。

”［3］因此，传统法学教育必须融合新的理念，逐步与职业教育接轨，努力培养出一批既精通理论又擅长实务的法律精英。

（二）完善培养模式和管理体制，形成独具特色的诊所文化诊所式法律教育应当以中国的司法实践为基础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尝试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法律职业道德潜移默化地植入学生的言行之中。

除此之外，法律诊所还要建立并完善司法行政部门与高校合作的”二级管理体制”，定期进行合理考核，逐步形成严守纪律、团队协作的诊所文化。

良好的文化是强大的精神支柱、不竭的动力源泉和坚定的思想保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法律诊所的学生在不断地成长、毕业，而诊所文化和管理体制却是长期延续、弥久不衰的。

（三）加强与社会单位的合作，多途径解决案源和经费问题针对案源和经费不足这一长期困扰诊所式法律教育向纵深推进的问题，高校法律诊所应该先练好“内功”，进而深入社会矛盾和法律纠纷多发的基层社区，既能够拓宽案件来源渠道，又可以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有益于社会和谐。

通过与社区、妇联、工会等单位“结对子”，可以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层的开展，也可以获得一部分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