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咏悲歌壮怀慨生命_浅论杜甫_登高_一诗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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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1.11作者简介

李杰，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主要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的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并未使他变得玩世不恭，抑或愤世嫉俗，相反，他那生命和仁爱之心却益发深厚而炽热。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曾说得极为透彻:“万里，地辽远也;悲秋，时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7]近人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则进一步指出“悲秋”之“悲”的九层含意:“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当此重九佳节，没有任何饮酒等乐事，只是去登台，五可悲;亲朋凋谢，孤零零的独自去登，六可悲;身体健旺也还罢了，却又是扶病去登，七可悲;而这病又是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八可悲;光阴可贵，而人生不过百年，如今年过半百，只落得这般光景，九可悲。”[8]功业难就之情尽在其中。“旧日重阳日，传杯不放杯”(《九日五首之一》)“坐客醉纷纷”(其二)的热闹场面，从而更增添其孤独之感与思亲之情。 “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九日五首》之四)，今日衰老登台，岂知明年能否再来?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一想到自己衰老多病，不由出动其壮志未酬的痛苦——正当国运艰难之际，自己却空老江湖，功业无成，两鬓已斑，该是何等痛心!人近衰迈,功业未已,登高之际,怎不黯然神伤!诗人本知“一酌散千愁”(《落日》),但如今思亲怀友，蹉跎失意，使他神情颓唐，心境极坏，竟连独酌的兴致也没了，刚才还“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九日五首》之一)”,现在不得不罢盏停杯，酒饮不下矣!诗人的生命意识和功业意识，就像落叶和江水一样，推徘不尽，驱赶不绝。再加上离乡万里、人在暮年的感叹，在诗人的“如椽巨笔”下，“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9]三、登高寄情，生命不息的追求中国古代文人中自古就有“登高远望,使人心瘁”[10]的愁绪情结。无论是仕路失意日暮途穷或者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大凡登高一望，他们总会感到古今积恨天地来愁。孔子登山曾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11]到陈子昂的“登望兴悲”意象定型成熟后，“我们在唐诗中一见 ‘登望’意象，就感觉到其中沉甸甸的生命忧伤。”[12]如李白诗“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古风》)，柳宗元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许浑诗“一上高城万里愁，兼霞杨柳似汀洲”(《咸阳城东楼》)等等。这是因为诗人常以情感化的时间或以时间中的情感为描写对象。而这种时间的咏叹往往从空间开始，或以空间为对比、参照，尤其在登高望远之时。“巨大的空间对个体生命既吸引又拒绝的状况，引起人对生命的沉思与悲哀，这就是‘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的内在动因，这种心瘁，是忧生之感。”[13]诗人杜甫心中存在着伟大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巨大矛盾，强烈的生命意识使得功业永恒与生命短促的冲突愈加激烈，但又无法超越于社会，逍游于自然，只有在诗歌中吟咏心中的深悲厚哀。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有时会陷人一种极度深重的痛苦，“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14]杜甫正于斯，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体现了他宽厚的人文关怀和伟大人格，同时彰显他为追求生命意义的无奈和苦痛，而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登高寄情式抒怀给杜甫的生命追求的沉痛感受提供了十分契合的载体。“无边落木”、“ 不尽长江”、“万里”、“百年”这一类表现巨大时空跨度的名词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巨大的时空景象:空间上广大无边，时间上横跨古今，容量极大，涵盖极广。这种嗟老叹病的忧生之念，在此巨大意象的衬托下，更具有庄重崇高的意味，给人以回肠荡气的强烈震憾，充溢着悲怆凝重的生命意识和宇宙情感。“使诗人直接逼视生命的意义，体察到人的生命在自然宇宙中处于“苍海一粟”的微茫地位，从而直悟到生命促迫有限之悲哀，扩展得极深极广，滔滔无尽。”[15]如《九日五首其四》中的“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系舟身万里，伏枕泪双痕”，《九日五首其二》中“北阙心长恋，西江首独回”，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但却并非是一种对死亡将至的恐俱，而是化作一种平静的回味与理性的思考。在杜甫身上，更是因为一种“天下观意识”的作用，因为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世与社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所以诗人的心灵所要负荷的，便不仅是一个个体命运的生死，而更多了一种天下社会的兴亡，在这种情况下，生的沉重要远远超过死的恐惧，因生而感到的寂寞也要远远大于因死而体会的无奈。“由此可见，杜甫登高诗的时间感里，不仅蕴涵着一种死亡的威胁，更多的还有一种生存的寂寞。”[16]由于诗人家世“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鵰赋表》)”，“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忧患意识始终贯穿诗人的一生。据考证，诗人羁旅夔州时，他的生活还是富足的，有公田百顷、柑林40亩、还有数名奴仆。可他却再也无法找回烷花溪畔那种恬静的心境，因为此时不仅蜀中军阀连年混战，更有吐蕃不断侵扰内地，甚至一度攻占京师长安。诗人自己避居蛮乡，与新人故交彼此隔绝，精神上感到孤独不堪，更为自己不能为国效力而深感愧疚，这种生命追求使得诗人的一生都处于颠

沛流离，惨淡不堪的境况，但他用一生的努力追寻了“致君尧舜”的伟大理想，用独步古今、“沉郁顿挫”的诗篇诠释了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和关怀。 杜甫的《登高》溶入了他一生对理想追求的深痛感怀，溶入了对家国命运的“仁爱”关怀，诗中蕴含了深沉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追求和功业意识，“在千载之后，当我们想象起杜甫独立高台之上、面对时空之广袤、感叹人生之寂寞时，……却会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蕴藏于这一有限个体中的无限伟大!”[17]就像李泽厚说的:“杜甫将“仁爱”的人性自觉的思想与安邦治国、拯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人性自觉便超越了宗教使命感和形而上的历史责任感。这种“为仁由己”的“爱人”精神，这种人性自觉和情感心里本身具有了一种生命动力的深刻性，因之，并非“个性解释”之类的情感，而毋宁是人际关怀的共同情感(人道)，成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生活存在的严肃动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