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临终关怀现状及应对

第1期我国现代“临终关怀”现状及应对

柯劭梅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摘要］“临终关怀”是殡葬服务人文关怀中的重要内容，但在实际发展中面临着各种问题，举步维艰。笔者通过分

析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现实意义，并总结归纳在实际推进“临终关怀”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试图寻求相应的对策，以促进在我国殡葬服务中不断推进“临终关怀”实践。［关键词］临终关怀；人文关怀；殡葬服务；对策［中图分类号］D632.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1-5136（2012）01-0045-04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2012-03-04

柯劭梅（1988-），女，浙江嘉兴人，华东政法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所谓“临终关怀”，是在医生宣告治疗无效后，由临终关怀团队为患者及家属提供的、包括心理、生理、社会、

精神、宗教等多方面的舒缓照护，整个过程从生前善终到死后的善终。

具体而言，临终关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身体和环境上的照护、心理的恐惧及心愿的达成、

家属的悲伤关怀。临终关怀在消除或减轻患者病痛及其他生理症状基础上，排解其心理愧疚和精神烦恐等。其目的在于提升病人最后阶段的生命尊严及生活质量，使病人能平静面对死亡。同时，临终关怀团队也会为家属提供心理辅导及其悲伤引导，帮助家属正面面对与亲人的离别。

一、“临终关怀”运用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临终关怀”对被关怀者具有现实意义。首先，从被关怀者的角度而言，实施科学、及时的“临终关怀”

，能够为即将离世的病人减轻疾病所带来的痛苦、舒缓内心的抑郁及畏惧，做好从容面对死亡的准备。其次，在为家属减轻医疗负担的同时，疏导了伤痛情绪、避免“病态”悲伤的积聚，指导他们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方式发泄情绪，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亲人的离世与自己今后生活的关联以及接纳逝者最后的社会价值的实现，比如捐献逝者的器官、遗产或未问世的文化遗产等。再次，为家属提供了一种缓解“421”家庭没时间照顾患病老人的问题。北京市老龄委的调查发现：有49.8%的年轻人认为由于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老人，

而民政部的统计表明：有3250万的老人需要长期护理[1]。由此可见，临终关怀的需求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从关怀供给方的角度出发，“临终关怀”对相关人员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临终关怀”服务的实施涉及医务工作者、社会慈善工作者、心理学工作者、

营养师、牧师等各个行业。在整个服务过程中，关怀服务的工作者能通过交流与沟通亲身体验到生离死别的人间真情，对丧亲家属的悲伤感同身受，或多或少都会有所震撼。他们可以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更好地体会到实务工作中

“同理心”的价值所在、人性中“为善”的真实意义以及无私奉献的高尚地位。我们可以充分借助并发挥临终关怀工作者的关爱精神，缓解丧亲家庭的矛盾，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医疗资源方面，临终关怀减少了社会医疗资源的无效投入，减轻了病房及床位稀缺压力，提高了医院的有效利用率。

二、“临终关怀”实践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临终关怀”应用始于1988年，以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的建立为标志。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在北京、香港、台湾、上海、浙江等地相继成立了100多家临终关怀机构，但事实上实务工作中依然面临着各种问题。

（一）“生死观”教育不到位

对生与死的地位定位失衡，丧亲家属往往容易出现“重死轻生”的错误观念。在美国，在1960年政府就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

第19卷第1期2012年3月

Vol.19No.1

Mar.201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

通过医院、社会服务机构的“死亡”教育课程或座谈会对孩子进行“死亡观”教育。研究者沃特伍德利用死亡恐惧多维量表，对204名葬礼主持进行调查发现：死亡焦虑水平与每年参加的葬礼数目呈负相关[2]。梁红霞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医护人员、殡仪员及陵园服务员由于接触死亡越多，考虑越多，态度就越积极。而这些人对死亡的态度又直接影响着临终患者及亡者家属对死亡的认识与感受[3]，对临终关怀产生作用。

我国一直处于谈“死”色变的大环境下，临终关怀的重点仍在纠正病人及家属对“死亡”的认识，导致临终关怀的周期性长、覆盖面小、成功率不高等。笔者认为，进行过多的“生命教育”却避而不谈“死亡”，导致许多家庭在面对亲人离世问题时，或固守旧有的“忠孝观”，无视“人道主义”，为了面子及情感使患者最后时光承受不必要药物副作用的痛苦；或无法释怀，过于关注死轻视生，以致轻生。事实上，这些态度无疑都会加大临终关怀的难度及其成效。同时，患者感觉到亲人的悲痛，就会加剧患者的消极情绪、心理负担和自责感，导致“临终关怀”的心理疏导起不到原有的效果；患者过世后，家属易出现抑郁、精神错乱、自杀等病态悲伤行为，

“临终关怀”的服务不得不中断。

（二）卫生资源稀缺

“临终关怀”机构缺乏物资支持，阻碍了服务供给。内地的“临终关怀”机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某大医院附属的临终关怀病房或医院，比如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附属的临终关怀病房、肿瘤医院；北京朝阳门医院“临终关怀”病区等。另一种是独立运作的临终关怀机构，如南京的鼓楼安怀医院；北京的松堂医院和上海的南汇护理院等。附属在大医院下的关怀病房和医院在医疗硬件上不存在问题，但是由于临终关怀盈利甚微，医院在资源投入方面积极性不高，比如心理照护的欠缺、安宁环境不佳以及对家属关怀的空白等，使“关怀”目标得不到实现，以至出现忽略“医学标准的优先原则”的现象[4]，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如我国演员傅彪在处于肝癌晚期的情况下仍然接受了两次肝脏移植手术。另外，以独立机构形式存在的“临终关怀”机构，虽然具有良好的安宁环境和心理照护条件，但是由于硬件设施匮乏，治疗水平受到限制，因此，容易对患者家属产生“送进宁养院等于放弃治疗”的错觉。

“临终关怀”服务人力资源匮乏。物质资料的匮乏是卫生资源稀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临终关怀”服务人力资源方面的匮乏问题对我国的关怀供给影响尤为深远，表现为心理看护和志愿者无证上岗、水平参差不齐、医务工作者自身专业技术不到位、个人心理素质不高以及奉献精神不足等。据了解，全国殡葬行业职工总数约为7.1万人，其中科班出身的不到3000人，而直到2008年，民政部才开始启动殡葬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以至于临终关怀服务者的选择方面得不到保障，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悲伤辅导”匮乏

所谓“悲伤辅导”就是协助人们在合理时间内，引发正常的悲伤，并健康地完成悲伤任务，目的在协助生者处理因失去亲人而产生的悲痛与不舍的情绪，并能回到生活的正轨。我国现有的“悲伤辅导”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悲伤辅导随意性大，不足以完成临终关怀目标。在我国，对丧亲家属进行系统的“悲伤辅导”的实践从规模和操作层面上而言都不够科学、系统。悲伤辅导往往只是殡仪馆负责人在等待下葬的间隙对家属三言两语的慰问；慈善机构派来的志愿者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一些荒唐的错误如病逝说成车祸；志愿者不固定，辅导过程中出现不断更换服务人员，使被辅导者产生情感上的排斥；或者辅导者不了解风俗习惯，曾出现被辅导者因不想在“头七”内打破习俗而躲避志愿者的情况[5]。

第二，缺少长期悲伤疗程，无法巩固临终关怀对家属的安抚。病人过世后，悲伤过程可以大概分为：自我催眠、渴望时间倒退、无法接受事实、最后回归正常生活四个阶段。我国现行的悲伤辅导缺少一个长期的悲伤疗程，没有抓住治疗的最佳时间段，往往无法巩固和确保丧亲家属悲伤行为处于“正常”范围。比如，丧期家属因为操办后事，还没来得及感受和触碰悲伤，工作者错误地将其定位为坚强或“正常悲伤”范围内而停止辅导，以至于之后出现终日以泪洗面、足不出户、与社会脱节等病症的案例不在少数。

（四）政策支持形式化

政策对临终关怀机构提供的物质资源支持还不够。临终关怀机构的资金来源于营利性收入的部分微乎其微，主要因为：其公益性特征较强；在并未获得公民普遍认同情况下，人们不愿为其“买单”。第一，我国相关政策虽然鼓励临终关怀机构的建立，却并没有为其制定相应的成长计划。我国关怀机构在能够形成一个适合自己且较为成熟的临终关怀模式之前，政策制定者没有对其发展所需的人才配备和资源供给作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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