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第七章 东汉豪强地主的经济与政治

第七章东汉豪强地主的经济与政治
公元25年6月，当赤眉军逼近长安时，刘秀在鄗南（今河南柏乡）称帝，史称东汉。

第一节东汉的统一与恢复社会秩序
一、东汉王朝的阶级基础
东汉王朝是在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地主豪强、官僚集团支持下建立的。

刘秀本人是豪强地主；亲信大臣如“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等也大都如此。

刘秀的姐夫邓晨“世吏二千石”，“家自富足”。

[1]母舅樊宏有田三百余顷，“世善农稼，好货殖”。

[2]其他文武大臣基本上出身豪族，如刘植“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3]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

[4]刘秀自然要保护他们的利益，经济上维护豪强地主庄田的大土地所有制，政治上通过“察举”、“征辟”保证他们的从政特权。

察举与征辟已与西汉武帝时不同，由一般地主子弟入仕变为豪门大族垄断仕途了。

察举即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推举人才，经中央考述任以官职；征辟是朝廷直接征召作官。

豪强地主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势，贿赂请托，沽名钓誉，逐渐形成“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局面，一批“累世宠贵”、“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原指功绩和经历）开始形成，并发展为魏晋门阀世族。

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刘秀在建国后，鉴于西汉晚期权臣当政，外戚擅权，以及地方权重，尾大不掉等历史教训，极力加强皇权，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首先，剥夺权贵功臣的实权实职，只让他们享受优厚待遇，“奉朝请”而已。

又重申旧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许宗室王侯蓄养羽翼；并屡兴大狱打击宗室王侯势力。

其次，进一步削弱外朝，加强中朝。

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实权掌握在中朝的尚书台，而尚书官职卑微，易于皇帝掌控。

尚书台设令、仆射各一人，下置六曹尚书分掌庶务，三公被架空，仲长统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自此以来，三公备员而已。

”[5]
第三，把西汉时监察地方政情的刺史固定为州一级地方长官，刺史处理政务也可不经三公直接上奏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受制于皇权。

第四，削弱地方军队，加强中央军队。

中央军以南北军为核心，南军掌宫城警卫，北军掌京师卫戍。

一些重要的国防军也受中央直接指挥。

刘秀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经济上无法遏制豪强地主经济的强劲势头，最终中央集权仍趋于松弛。

三、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等措施
刘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主要有安辑流民、组织军队屯田、释放奴婢囚徒、精兵简政等。

东汉前期豪强地主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土地兼并盛行，失地农民或沦为私家依附农，或成为流民。

流民大量出现既减少了国家赋役，又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东汉政府以“假民公田”等措施企图安辑流民，从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四十年间，假民公田近二十次，大量流民被安置于国有土地，既增加了国家收入，也缓和了社会危机。

但假田仍难逃脱兼并，流民现象仍很严重。

刘秀在河北站稳脚跟后，就曾实行军队屯田，成效卓著，将“十一之税”减至“三十税一”。

虽对豪强地主有利，客观上也减轻了农民负担。

奴婢的大量存在是西汉末年的严重社会问题。

刘秀统一前后六次颁布释奴诏令，规定“杀奴婢不得减罪”；并“以见徒为庶民”。

东汉初户口锐减，比西汉才十之二三。

刘秀裁并郡县、省减吏员，“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减轻了民众负担。

第二节东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耕作工具进一步完善，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田地使用。

灌溉工具出现了翻车和渴乌。

农产品加工工具出现了水碓。

农业技术也有进步。

崔实《四民月令》记述了当时精耕细作的一些情况，如注重节气，杀草施肥，因地制宜，合理密植，翻土晒田，双季轮作等。

二、手工业的发展
东汉初冶铸业出现了水力鼓风炉，“用力少，见功多”。

[6]并开始用煤作冶煮燃料，巴蜀地区还用天然气煮盐。

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使手工业所需劳动力日见减少，“舍本事末”现象随之减少，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强化。

造纸术，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是西汉时发明的；但西汉只是探索阶段，未形成规模化生产。

东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了前人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等作原料造纸，并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

此后，纸张迅速代替了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对中国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东汉时，纺织、漆器、陶瓷等手工业也有发展，但在封建生产关系下，手工业部门基本上控制在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手中，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

由于生产目的的局限，直接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先进技艺的推广。

统治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甚至禁止生产或控制技艺，扼杀科学发明，如《后汉书》卷3《章帝纪》建初二年（77）四月“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吹纶絮。

”注引《释名》曰：“縠，
纱也。

”方空者，纱薄如空也。

这一重要技术因而失传。

和帝死后邓太后临朝，标榜节俭，“其蜀汉釦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止画工三十九种；又御府、尚方织室锦绣……皆绝不作”。

三、南方经济的发展
铁器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增加了人类同自然斗争的能力，也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

加之北方长期战乱，人口南迁，带来先进的工具和技术。

东汉时期，南方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东汉以前，我国主要经济发展区域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平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东汉时黄河流域某些经济区呈衰落趋势，南方则形成新发展区域。

东汉后期屡调荆扬租米北赈中原，《华阳国志》也说，东汉“府盈西南之货”。

四、豪族庄园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豪族庄园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据《四民月令》等史料记载，当时地主庄园种植多种作物：谷类、蔬菜、瓜果、药材等；豢养各种牲畜；同时又有铸铁、皮革、酿酒、养蚕、缫丝、织布、制鞋等诸多手工业，有的甚至还有煮盐业。

因此，豪族庄园经济逐渐具备自给自足之能力，无需或少需市场，从而使各地间经济联系趋于松弛。

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奴婢和徒附构成庄园劳动者。

不少庄园还有私人武装，甚至有私刑私法。

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自然导致政治上分裂倾向的继续增长，到东汉后期，中央集权制开始破坏，各地豪强割据势力逐渐形成。

三国以后的割据局面，可以说是豪强地主庄园经济膨胀的必然结果。

思考题:
1、试分析东汉豪强地主庄园经济发展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第三节东汉后期的社会阶级矛盾与黄巾起义
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东汉豪强地主庄园发展迅速，土地兼并激烈，大批农民沦为农奴或流民。

仲长统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豪强地主大都聚族而居，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一些贫困的宗族成员也转化为依附农民，有学者认为，这一趋势伴随着“舍本事末”现象日趋衰减，意味着我国封建制度的巩固，进而提出魏晋封建说。

豪强地主庄园经济上一般能自给自足，并拥有规模不等的私人武装，有的还设立刑法，对中央集权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

豪强地主对宗族、徒附、奴婢的奴役和剥削十分沉重。

除了“中分以自给”的地租剥削外，又有种种劳役，甚至要充当地主的私人武装“部曲”。

他们“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

岁小不登，流离沟壑”。

[7]走投无路时，只有铤而走险，发动起义。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也更加腐朽。

外戚宦官轮流执政，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专横跋扈近二十年，百官升迁先到他家谢恩，郡县贡品亦然。

桓帝依靠宦官诛灭梁氏，没家财三十多亿，相当于全国半年的财政收入。

外戚甫弱，宦官又盛。

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因灭梁氏同日封侯，“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时谣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 [8]
一些较有远见的官僚、太学生为了维系东汉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与外戚、宦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结果导致“党锢之祸”。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宦官诬告李膺等朋比为奸，桓帝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次年赦归田里，禁锢终身。

熹平五年（公元 176 年）灵帝又下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

直到 184 年黄巾起义后，东汉政府才赦免党人以镇压起义。

思考题：
1 、东汉末年的社会矛盾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注释：
[1]《后汉书》卷15《邓晨传》。

[2]《后汉书》卷32《樊宏传》。

[3]《后汉书》卷21《刘植传》。

[4]《后汉书》卷21《耿纯传》。

[5]《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6]《后汉书》卷31《杜诗传》。

[7]崔实《政论》。

[8]《后汉书》卷 78 《宦者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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